“去协商式全球治理”与现实...论全球治理中的“美国问题”_赵雪波.pdf

113当代中国与世界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0 期）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现实探讨“去协商式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的回归兼论全球治理中的“美国问题”赵雪波 张玉彪【内容提要】协商式全球治理是一种全球合作的理念和意识，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理论或思想。二者看似不是一对组合。但是在国际关系实践当中，这两个概念的目标恰恰是相互对立的。当协商式全球治理兴起时，便是现实主义式微的时期；而在现实主义回归之后，协商式全球治理便会成为牺牲品，“去协商式全球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朝向。无论是协商式全球治理兴起还是衰落，其背后都有美国的因素。近年来，美国因素正在转变为“美国问题”，成为开展协商式全球治理的阻力。【关键词】协商式全球治理；现实主义；霸权主义；美国问题突、大国对地缘政治和权力分配的关注等一系列更“现实”的问题，而曾经被热烈拥抱的协商式全球治理理念以及相关事务如气候变化、经济合作、能源革命、可持续发展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冷遇，在美国甚至被弃之如敝屣。这显示国际关系在冷战后形成的“后冷战格局”在经历 30 年洗礼之后，正在开始新一轮的轮回。一、全球治理浪潮与“去现实主义”在谈论目前的现状之前有必要首先简单回顾一番历史，看一看全球治理运动兴起后如何对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造成冲击。这样才能体会到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遇到的困境如何形成，体会到协商式全球治理理念与现实主义思想之间“相生相杀”的关系。全球治理于 20 世纪 90 年代被提出，适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有过很多对手，诸如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批判性理论等等。在今天，现实主义的对手是协商式全球治理合作，而且这个新对手放弃思想的武器，而采取了武器的思想，并非从理论上对现实主义发起挑战，而是从行动上对其进行否定。反之，现实主义也不把协商式全球治理看作一种理论对手，而是看作一种行动上的累赘和障碍，当现实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现实主义霸权主义重新抬头时，协商式全球治理总是那块最先被蹂躏的踏脚石。美国外交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程的转向，以及随后突然出现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 30 年后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量，也是促成更大巨变的催化剂。人们看到，在这几股力量的合作之下，国际关系中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想重新回头，各国再一次聚焦于偏狭的民族主义、由历史和现实构成的国家利益冲114当代中国与世界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0 期）现实探讨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逢冷战结束之际。其时，美苏的军备竞赛，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阴云之下；全球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被畸形的经济发展严重恶化；人类前途受到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提倡展开全球合作。正如瑞典前首相卡尔松（IngvarCarlsson）等人所说，“从冷战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的世界深知人类对自然造成的难以承受的影响所包含的危险，并洞悉全球意义上的人类贫困在世界除了以明智和建设性的方式起而应答变化的挑战外，别无其它选择”。全球治理因此应运而生。全球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协商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冲突、减少贫困、改善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而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则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以权力为核心，为国家利益展开激烈竞争，为此不惜采取战争、遏制、结盟等手段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按照大卫鲍德温（DavidBaldwin）的总结，现实主义包括五个主要观点：第一，国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第二，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他们至关重要的利益或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国际环境将对其不利；第三，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塑造国家动机和行动的主要动力；第四，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囿于权力与安全，倾向于冲突与竞争，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易实现合作；第五，国际制度仅能勉强地影响合作的前景。当现实主义盛行于世的时候，协商式全球治理没有立锥之地；而当协商式全球治理成为时代潮流之时，必然意味着现实主义的退潮，或者说“去现实主义”成为潮流。冷战期间，现实主义就曾广受垢病，对它的反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内部产生的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其动机源于经典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国家、权力，而轻视合作、制度、结构以及国内政治等因素，于是乎新生代“致力于深化和拓展古典现实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力图更为严密地在理论上界定体系的结构，并在体系的结构和行为体之间建立联系”。它们并“没有否认权力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而是致力于界定和测量权力，并指出权力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反对来自外部。一战后有理想主义，主张用国际规则、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约束各国行为，巩固战后稳定。但是战争很快爆发，理想主义不战而逃。二战后新理想主义回潮，提倡世界秩序、世界政府和世界法律，希望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这种思潮影响有限，甚至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悄然崛起。针对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角色，新自由主义主张以全球相互依存为中心；针对现实主义的“结构层次”理论，新自由主义注重“过程层次”分析；针对现实主义视权力为目的和手段，新自由主义强调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但是，事实证明，这几波思潮的冲击对现实主义并没有造成根本的影响。协商式全球治理理念开启以后形势发生了改变。1992 年 5 月，世界各国终于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缓地球气温升高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150 多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上签字。公约于 1994 年生效，至2016 年缔约国增加到 197 个，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国家都认可了这一理念，并同意付诸行动。这个时期前后开启的世界性全球治理工作还有：联合国于 1989 年 11 月通过儿童权利公约，这是首部保护儿童权利的国际公115当代中国与世界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0 期）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现实探讨约；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联合国把 1996 年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加强全球合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消除贫困现象；2009年联合国将每年的 6 月 8 日确定为“世界海洋日”，呼吁保护海洋环境，管理海洋资源。这一时期协商式全球治理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特别是得到了美国这个高度信奉现实主义国家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在美国总统文件库中检索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贫困（poverty）、环境（environment）、反恐（anti-terrorism）几个词，获得美国几任总统任职期间分别出台的有关方面的讲话、倡议以及美国政府签署的若干协议、加入的国际条约等信息，可知从 1989 年乔治布什上台以后，几届美国总统都比较重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减少贫困等问题，不仅多次发表关于全球治理方面的讲话和倡议，还展现出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姿态，签署了很多国际性的法律、公约和议定书，开展了很多次主题活动。文献显示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开展的有关活动最多，国内立法、加入国际公约、举办主题活动等共计 40 多项。协商式全球治理注重的是全球性的公共事务，而现实主义注重的是全球性的国家权力和利益，协商式全球治理的兴起必然从理论焦点、大众话题等方面拒斥现实主义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一种“去现实主义”的流向。当时，许多非西方的“外围地区”兴起以不同诉求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热潮。与此同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内部兴起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性理论等各种新的理论流派也纷纷向现实主义发起挑战。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开始暂时“去现实主义”。二、“去协商式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回归美国第 45 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奉行“美国第一”原则，在全球各地打响贸易战，陆续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造成国际局势动荡。特别是在其任职后期采取敌视中国政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整个国际社会都能感觉到四处埋伏的剑拔弩张状态。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完全无意开展协商式全球治理。在美国总统文件库中查找发现，特朗普四年任期内美国没有开展过一项类似于其他几任总统所做的协商式全球治理工作。他唯一做的有记录的一件相反的事是 2017 年 6 月 1 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离任后给继任者拜登政府留下了一个积重难返的“政治遗产”。因超发货币、提高关税、商品短缺，2022 年 3 月，美国通胀率一度上升至 8.5%，创下 40 年来的最高值。在此情况下，降低对华关税成为不二解决之策。然而对于特朗普启动的“关税战”，拜登政府束手无策，根本原因是在关税面前还有一道“反华屏障”。反华成为美国近年来的“政治正确”。即使拜登政府内有人提议取消特朗普给中国商品加增的关税，但反华声音则坚决反对，导致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裹足不前。美国反华、反俄行为是系统性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和国家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换了不同政党执政，美国在对华、对俄关系上仍然固执地坚持遏制、对冲、敌对态度。拜登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紧张。美国不断派军舰进入南海，制造军事紧张状态；不断支持“台独”，恶化台海形势和两岸关系；不断用所谓人权问题恶意攻击、抹黑116当代中国与世界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0 期）现实探讨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中国。美国的举动不仅恶化了中美关系，也导致周边地区关系日趋紧张。拜登政府对俄加强遏制和敌对，特别是继续推进“北约”东扩，收紧对俄包围圈，直接导致 2022 年初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使整个欧洲陷入冲突状态。美国官员声称将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为止。这被认为是美国不愿意让战争结束的信号，目的是通过战争拖垮俄罗斯。美国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世界各国谴责俄罗斯，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如有不从，则从舆论、外交、经济等方面给有关国家施加压力。整个世界因为针对俄乌冲突的态度不同而全面陷入对立、冲突之中。随着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力度的加大和参与俄乌冲突程度的加深，美国实际已经进入对俄冲突状态。美国同时在印太和欧洲两个地区展开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零和博弈，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了一种紧张气氛。美国加强“印太战略”、策动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现实主义重新回归国际关系的舞台中央，也意味着全球关注点从国际公共事务转回国家权力与利益。同样搜索整理美国总统文件库可知，拜登 2020 年 12 月上任到 2022 年 4 月为止，美国在气候变化、能源、减排和粮食等协商式全球治理议题方面作出 13 项行动，表面上看改变了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对协商式全球治理的零关注，特别是美国重新回到了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合作框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对有关协商式全球治理议题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实现全球治理绩效，而完全是为了恢复美国在有关议题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 2021 年 7 月曾召开“全球新兴科技峰会”，峰会未邀请中国，且会议期间美国高官多次声言不能让中国主导 AI 国际规则，把一次科技峰会搞成了遏制中国的国际会议。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国内疫情肆虐，受两党政治掣肘，两届美国政府都把注意力投向了党争、“政治正确”，让民粹主义主导疫情防控工作，导致 8000 多万人染疫，100 多万人死于疫情。但 2022 年 5 月美国召开的“全球抗疫峰会”并没有聚焦于抗疫，而是把此次峰会当成了一次对抗中国的机会。由此看出，如果全球治理议题不能得到真正的关注和开展，那它将会演变成为一种国际冲突的借口与工具。一个值得关注的动态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国际间合作，世界各国都从中得到好处，原来处于产业链末尾、早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正在日益凸显其重要性，这令一直垄断世界经济收益、处于产业高地的美国和西方盟国非常失落。新冠疫情暴发初期，抗疫物资严重依赖进口的美国国内“去全球化”呼声鹊起，美国政府遂强制要求美国企业回流，正式启动“去全球化”行动。然而几年下来，特朗普推动的“去全球化”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果而终。拜登上任以后似乎重回奥巴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