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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传统与民族关系:壮族歌圩功能的再阐释_黎丹.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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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 传统 民族 关系 壮族 功能 阐释 黎丹
学报2023年第31卷第2期2023Vol.31No.299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基础,各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内在文化契合。壮族歌圩是广西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之一,是壮族人民在约定地点、时间聚会歌唱的群体性文化活动。其发展至今,以“三月三”歌圩为代表,歌圩已成为影响最广泛的全域性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从历史发展视角研究歌圩传统蕴含的深刻民族文化情感,了解广西民族关系历史发展规律,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歌圩文化功能与价值的研究现状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如歌圩此种源远流长且分布广泛之民族节日,其起源甚古,当时无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能而存在着。在流播过程中当有增益、修改,产生一定之变化状态。不管如何,歌圩在产生与流传过程中,必然与当地群众生活、文化及集体思想有极其密切之关系,并不断起各种现实作用(实际的或心理的)。”1歌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早期歌圩以祀神祷祝为目的,重在“娱神”,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质朴愿望;传统形态歌圩则以“娱人”为主,与壮族婚恋密切相关,且“倚歌择配”的风俗长期存在2-4。歌圩不仅发挥促进婚配的作用,还因群聚而歌的特性实现家庭、家族乃至社区间的社会聚合。无论是“娱神”或是“娱人”,歌圩始终是壮族民众表达情感、放松身心、自我调节的心理调适渠道,具有娱乐功能5。歌圩具有宣传教育功能,是传统壮族社会用以阐释民族宗教文化与生命信仰、传递生命与社会伦理以及生产知识与技能的重要平台。壮族民众在歌唱中把民族“价值、规范和信仰等内化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从而获得对伦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6,“并遵循节日文化所传达的道德要求规范自身言行,从而实现自我教育,同时也会以此教育后代”7。新中国成立后,歌圩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政策在壮乡落地的有效平台,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劳动生产。“群众所唱的山歌都以配合宣传各项政治运动、歌2022-11-262022年度广西社会科学院新型智库创新团队重大项目“壮族歌圩传统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黎丹(1970),女,广西阳朔人,广西社会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职业教育研究。歌唱传统与民族关系:壮族歌圩功能的再阐释黎丹(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摘要歌圩是壮族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子系统,是维系壮族族群的重要文化要素,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平台。在广西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广西各世居民族以歌圩为依托,通过文化、经济、社会交往等的持续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基于文化尊重、文化交融、文化认同和共享的区域文化共同体,进而形成平等团结、和谐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歌圩传统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显著作用和独特价值。关键词壮族歌圩;文化交融;文化认同;文化共享;文化共同体中图分类号J607;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621(2023)02-099-08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 100歌唱传统与民族关系:壮族歌圩功能的再阐释黎丹颂新社会、歌颂解放后幸福生活的新内容代替了旧的内容成为充满战斗精神的武器。”8传统歌圩的政治整合与宣传教育功能凸显。歌圩促进文旅经贸发展。进入21世纪后,文化的多样性、交融式发展以及文化的民族性认同成为世界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主流。传统歌圩迅速突破族群边界,社会性、公共性明显增强。学者们认为歌圩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有助于推动歌圩的保护和发展,提出应以合理保护和开发传统歌圩为出发点,将壮族歌圩打造成具有可闻、可观、可感的立体化特点和多种文化元素联动开发的和谐歌圩,以实现民族旅游发展与民歌文化传承9-11。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歌圩文化的功能讨论主要集中在祷祝婚配、宣传教化、文旅经贸等方面,较少关注歌圩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深层价值。歌圩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展示的文化认同与共享特性,客观上促进了各族人民互信互敬、团结协作,也仍将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壮族歌圩为研究对象,对歌圩的社会功能再行阐释,分析探见壮族歌圩文化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路径与机制。二、壮族歌圩文化传统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与机制歌圩具有鲜明的族群性、文化性、社会性、地域性等特点。壮族突出的容异心理、广西各世居民族共同的山歌爱好以及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又同时赋予歌圩公共性与开放性,使歌圩成为各民族文化共生与交融的公共文化空间、区域民族经济发展的物理载体、民族情感交流与文化认知的助推器。以歌圩为联结,广西各民族长期交往互动,民族文化交相渗透,共同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一)语言文化的共生与交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语言是传承文化、负载认同、代表尊严的媒 介12。任何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等都须通过语言表征。文化涵化是指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在持续接触中以传播与借用等方式引起原有文化变迁的过程13,语言涵化是文化涵化的关键因子之一。族群与族际的融合以语言适应为始,以文化认同为内核。因此,语言认同、语言涵化与民族认同、民族交融密切相关。历史上,汉语及汉文化因其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对岭南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产生显著影响。这在壮族文化中表现尤其突出,如壮语中大量存在汉语借入词,包括音形意全借单音节词“村”“窑”“镰”以及“凄凉”“聪明伶俐”等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歌圩的“歌”“圩”属性并立,这使歌圩成为各民族语言文化学习、涵化、传播的重要场所之一。1 语言的共生与交融关于语言学习,美国语言教育家Krashen认为,有效的语料输入、积极的情绪以及音乐有助于语言学习。歌圩教育与Krashen 的语言学习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输入假设和情感过滤假设理论高度契合。歌圩的音乐性、集体性、娱乐性的复合特征,营造了轻松欢快的氛围;山歌具有严格的社交礼俗和程序,依次有“沿路歌、见面歌、求歌、接歌、盘歌、甜歌、信歌、盟歌、思歌、别歌、约歌”等环节14,歌词则取自生产生活环境的相关意象如花草树木、山水动物等,歌唱时常常反复再现;在形式上,嘹歌歌圩上甚至有相对固定的唱本,歌唱的变化从女歌手的“别”以及唱本中的可发挥处体现。这既保持了歌唱的经典,又使山歌充满灵动。如在七言四句山歌“哥爱妹如藤缠树,妹爱哥如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中,唱词简单形象,生活气息浓郁。前两句与后两句均为结构相似的排比对偶句,“哥”与“妹”、“树”与“藤”、“生”与“死”在吟唱中反复出现但位置互换,以此强调恋人之爱应是双向奔赴、共同营造,应情真意切、生死不离。寥寥数语融词汇、语句、修辞及品行于一体,展现了汉语诗歌七言四句体、脚韵及赋比兴辞格特点,有助于学习者理解新的语言及唱本,习得、内化语言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可谓语言文化学习的优质范本。这样的文本最早可溯至清代李调元编辑的 粤风,其中收录的“僮歌”、“狼歌”妹相思 等就是壮族民众借汉语的音、义,再按壮语的语法、修辞习惯编辑成的歌谣。类似的歌谣至今可见于壮族及其他广西少数民族山歌中,演唱时用汉语西南官话唱,间或使用壮语,如大新壮族的“蜜蜂飞来为花朵,白鹤为鱼立水边,藤想缠树怕风吹,恋妹又怕妹讲闲”15,侗族的“市场卖布又卖米,不见哪人卖光阴。谁卖光阴我学报2023年第31卷第2期2023Vol.31No.2101要买,不怕价要万两银”16,仡佬族的“燕子含泥为做窝,不见情哥想情哥,见到情哥难开口,只因没有把底摸”等。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歌手都是自己先学会唱其他民族的山歌,才学会使用其民族语言交流。通过唱山歌,许多歌手往往长于双语,甚至 多语。语言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往往是双向的。壮族山歌中的表达形式与技巧也为汉族民歌曲艺所采纳借鉴,如流行于广西桂北、红水河和左右江流域的乡土戏曲彩调剧,其中的“对子调”的表达形式就借鉴了壮族歌圩男女对唱、一对男女对舞欢歌的形式,彩调歌本也吸纳了壮族山歌中特有的脚腰韵,即要求下句唱词中的腰字脚韵与上句末字脚的韵相同。尽管没有专门的语言及格律等的学校教育,但歌者在对唱的长期模仿、歌词曲调的浸润中对词汇、语法、语言模式等了然于心,张口即来,显示出不同民族语言要素清晰的同质性,为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打下基础。2 山歌音乐曲调及演绎的涵化音乐艺术是“融化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人为界限的最简洁、最省力甚至也是最自然的溶剂”17。相似的生产生活环境、共同的兴趣爱好增加了各民族的共同话语。对于歌手而言,你要会讲对方的话,人家才跟你对歌,相互切磋的共愿使他们乐于学习他族的歌谣、语言,也因此善于使用不同地区的曲调甚至非本民族的山歌。壮族支系众多,各地山歌曲调有别。歌手们学唱其他地区的歌调表面上看只是自身才情的表现,实质上包含着对其他族群、其他民族等异文化的审美、悦纳与认可以及对异文化的自觉移植与涵化,反映出歌手开放包容的心理,对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以及交融具有积极意义。现代歌圩中,创新成为民歌获得时代认可、赢得听众特别是年轻受众青睐的利器。不同民族的民歌爱好者以及音乐组合,如广西平果的哈嘹嘹歌组合、南丹的瓦依那乐队、南宁的漓江天空组合等,以传统山歌为基础,在创作思路、歌唱语言、演绎方式、记谱、配乐上大胆创新,在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基础上,糅合R&B、hip-hop、蓝调等西方文化元素,用二度创作的手法改编山歌,创作出 月亮 壮族大歌 山歌年年唱春光 广西等你来 等一批具 有广西民歌韵味的流行音乐,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壮语与汉语、原生态与流行的艺术涵化,使歌者与听众通过音乐形成共同的思维、情绪、态度,获得参与感和共鸣,产生一种共同意识。现代歌圩音乐艺术成为直抵心底、跨越族群、团结受众的重要手段。3 思想文化的认可与涵化“艺术中所蕴含的审美思维能够将必然性的文化深层结构与偶然性的文化具体事项两者相结合,为人类外在的社会和内心世界带来秩序与和谐统一。”18山歌是地方文化和审美经验的表达,是维系地方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和情感纽带,也成为各民族文化认同、交融的佐证。情歌是广西少数民族歌谣的重要组成,包含了许多汉族爱情故事,也暗含少数民族婚姻的发展变化,如侗族叙事歌 龙门之歌、梁祝歌谣,壮族情歌中的“英台”与“山伯”、“排风”与“宗保”、马骨胡之歌 等。马骨胡之歌 改编自汉族文学 玉钗记,以何文秀和黄兰英的坚贞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揭露了明朝宫廷内部尔虞我诈、争权篡位的黑暗现实。何文秀与黄兰英的爱情故事,是壮族民众心目中美好爱情的典范,长传不衰。“在来宾、忻城、武宣一带农村,每逢婚丧嫁娶,宾朋满座的时候,到了夜晚,便烧一堆篝火,让大家围坐在一起同唱文秀。故文秀在壮族民间有能当被子盖的赞誉。”19对汉族爱情故事的传唱、改编,体现出广西各族人民对婚恋道德与社会道德的认同与遵循。“孝”是儒学核心之一,是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凝聚家国的情感根源与道德基础,具有社会整合作用。壮族丧礼中,子女喃唱抒发悲伤与感恩之情,道公则常唱诵古代汉将如姜子牙、张飞等的故事,以宣讲善良、孝顺、忠诚等伦理道德。师公教是壮族的民间信仰,师公举行法事时所唱的 喃二十四孝,故事原型均来自汉族。其中 董永行孝唱董永 以宋代话本 董永遇仙记 为基础,融入了红水河流域壮族地区的 唱童灵 (亦称“东林”或“东令”)。壮族版本的 唱董永 淡化了汉族版本的爱情氛围,强调了伦理主题,体现出壮族人民对孝文化的认可、文化创新能力以及汉壮文化的融合。同样信奉师公教的毛南族所用的仪式唱本用汉字或古壮字抄录,在表现手法上也采用了赋比兴辞格,唱词格式主要用七言押脚韵,也使用五言押102歌唱传统与民族关系:壮族歌圩功能的再阐释黎丹脚韵或腰脚韵。各民族在唱本内容、格式、韵律等方面都有互鉴、吸收与采纳,表现出他们对文化价值共同的认同。歌唱与歌圩为各民族语言、音乐艺术、思想等民族文化的共生与交融提供了互嵌式文化交流空间,形成了以天地为课堂、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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