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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
生生不息
宋立林
70文史漫笔2 0 2 3.4 Apr.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端赖其文化精神的影响与塑造。中国文化精神中的“革故”与“鼎新”、“常”与“变”的结合,才使得中国文明得以新陈代谢、绵延不绝。周易中有革、鼎两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周易杂卦传中对革、鼎卦义的总体概括,也是革故鼎新一词的最早来源。在中华先民看来,无论天地、宇宙,还是社会、人生,皆以生命的形态存在,生生不已是根本目标,自强不息是根本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革除旧者、鼎立新者是实现创生不已的主要手段,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沉淀为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持续地开创新篇。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推陈出新”“返本开新”“守正创新”与“革故鼎新”的精神都有紧密的关联,成为处理继承与创新、稳定与发展关系的重要原则。一、“革故鼎新”的意蕴本旨“革”字最初含义正如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那样,指兽皮。尚书禹贡曰“齿、革、羽、毛”,这里的“革”指革故鼎新,生生不息宋立林 李文文DOI:10.16624/ki.11-3844/d.2023.04.010百年潮71禹时各州贡赋的品种之一。革和皮又有区别,说文曰:“兽皮治去其毛。”有毛和无毛是二者之间的区别,革是去毛后的兽皮。兽皮和变革怎么会产生联系呢?首先,兽在生长的过程中,其毛羽是变化的。尚书尧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鸟兽希革。”这里说的是夏季之时,鸟兽毛羽稀少改易。尚书正义注曰:“革,改也。”此处,“革”就有了改变的意思。动物毛羽丰富或稀少的变化是不同季度重要的物候特征。不难理解,鸟兽毛羽的变化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自在”的现象,然而,当有了人的参与(去其毛)使其为人所用时,这个过程就变成了“自为”的举措。“鼎”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写作,是非常典型的象形文字,有着烹饪食器的模样,有足、有腹、有耳。到了金文时,“鼎”写作,说文解字中“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的说法当是从此形得来。“鼎”作为器物之象,除了指烹饪器,还指古代统治者用以象征权力的法象器。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从此九个青铜制造的大鼎便成为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王权象征和传国之宝。那么,“鼎”的这两层含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烹饪器何以能变成象征权力的法象器?尚书舜典中有一句话“食哉唯时”,历代先王总是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为的是把握时令、发展生产,解决民食问题。诚谓“民以食为天”,满足了百姓的“食”,也就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是政权最基本的义务。如此,“鼎”上述两层含义的内在关联显而易见。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鼎”,又为什么能够“取新”,有“新”的内涵呢?周易序卦传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变事物没有比鼎器化生为熟更为显著的,所以革卦后接着是鼎卦。鼎之有“取新”之义,在于发挥了它作为煮器的最基本的功能化生为熟。关于这一点,从“鼎”卦的卦象可以见得,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鼎,是烹饪养人的物象,恰似用木柴顺着火燃烧,即见烹饪情状。周易鼎卦象传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烧着火焰,象征鼎器在烹煮;君子因此效法鼎象端正位次,严守使命。用鼎象寄寓君子的使命,再次明确了开创新制的宗旨所在,一定是为了济养民命,为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样的理念与革卦所言“顺天应人,革而当”一以贯之,是中国古典政治学永恒的主题。二、“革故鼎新”的精神内涵革去鸟兽毛羽,使其皮革为人所用,先民们迈出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关键一步。随着这一过程的延伸,“革”的对象也更加宽广,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农业生产上的厉治革典到政治制度上的革法明教,从客观世界的革故取新到主观世界的革心易行,无一不在“革”的视野722 0 2 3.4 Apr.之内。就人文意义上讲,革裁天地,治历明时,标志着先民迈出认知变化、把握变革的关键一步;政治变革是建设新天地的核心举措;在任何变革中,先行者、主导者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一)革裁天地,治历明时,把握自然之道何以要去故?何以要取新?是为了应对变化,谋求生存和发展。周易系辞传说:“变通莫大乎四时。”对于“时”的感知,是先民们深刻认识环境变化的最初来源。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天地、社会、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在上古虞夏之际,先王们无一不重视“时”。据文献记载,黄帝“播时百谷”;帝颛顼“履时以象天”;帝喾“动也时”;帝尧“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帝舜“敦敏而知时”;禹“履四时”。诚如学者所言:“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存在决定意识。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精确掌握四时变化知识,以确定播种和收获的时机。周易革卦象说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君子要审明变化,其中,首先要观察日月星辰的变革之象,制定历法,明确标度四季更变的秩序。周易 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变革遂至四季形成。四季的形成是天地自然变革的结果,而人的作用则在于认知天地的变化现象,把握自然变革的规律,进而有序地安排生产和生活。治历明时,标志着中华先民迈出认知变化、把握变革的关键一步,这一步正是从认知天地之道、把握自然规律开始的。在现代人看来,日、月、季、年是再简单不过的时间观念了,人们凭借它们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自然而不自知地使用着它们,仿佛从人类诞生伊始这些时间观念就已经天然存在,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原始先民那里,从“不数日月,不志四时”到上述时间观念的形成,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对天象进行观测、对时间进行测量、标度,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学者们提出天文和历法的科学是中国古代“一切科学中的第一个骄子”,智慧的中国人正是通过天文、历法彰显着对于天地变革之道的认知和理解。(二)实施政治革命,建设新天地“天地革而四时成”,集中代表着中华先民对于天地自然变革之道的认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则反映出对于中华先民对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变革的理解。所谓革故,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概括言之,即顺天应人,遵从天道、民心是最基本的原则。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君子百年潮73为什么要珍视天道。孔子曰:“贵其不已也。”(孔子家语大婚解)天道的可贵处在于生生不息。说到生生不息,不难想到生命、生机、生存这些关键词,对于它们的思考正是生生不息之道的本然内涵。儒家哲学视宇宙为一个大生命,特点即是“生生”。它生生不息,变化不已,永葆生机。周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将此观念表述得至为透辟。在论语阳货篇,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换言之,“天地生物之心”是孔子儒家体悟天道的基本的立足点。所以,革故的目的不仅在于革除一个旧世界,更在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建设洋溢生机的新天地,这正是革故的首要原则。再来理解“革”,周易革卦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变革,就如水火不容交互更革,又像两位女子同居一室,志趣不合终将生变。水与火的关系形象地呈现出变革时新、旧势力的校量。变革的过程往往充满着斗争、破坏,甚至是战争、伤亡,那么是否还要革旧?关键要看革旧是为了谁,要看老百姓处于什么样的生活境况。孔子儒家论道德必称尧舜,说征伐必称汤武。治民不法尧舜,是为暴;出兵不法汤武,是为乱。成汤王、周武王的革命事迹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百姓的利益,志在救民。根据孟子梁惠王篇记载,成汤王讨伐夏桀的征战从葛国开始,后到地区的人民急切渴盼,孟子用“大旱之望云霓”来表述百姓的心情。满目争先恐后,生命复活苏醒。孟子详细地描述王者之征的情境,不会出现一片狼藉,比如捆绑其子弟,毁人家宗庙,抢礼器财物等等,这些都不会发生;而是一片和乐,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百姓们带着粮食,拎着酒,以迎王师。归根结底,人民所迎接的是仁政,是安乐和平的生活。那么,所谓革旧,能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促进人民更好的生活,便是最重要的原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顺应革故原则者定将走向胜利,违背这一原则者也定将走向失败。说到底,不是简单化地为了革旧而革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当是革旧者的宏愿。(三)君子自新,承负新命另外一点也不容忽视,鼎以调五味以成新,寓意着事物调剂成新的道理。诚如五味调和,鼎新的过程涉及多方面力量的配合、各种资源的配置、各种举措的调配,既要按照合适的比例,更要把握适度的火候,不仅求新,更要求成。所谓鼎新不仅是事物、现象发生了改变那么简单,实际上对鼎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强调“君子以正位凝命”,将端正位次以严守使命时刻记挂心田,养德养身,以自新进而新人。品读先秦经典,我们会发现儒家称颂的圣王君子的确是这么做的。其中,礼记大学比较集中地引用了一些文献来说明这一问题:“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 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742 0 2 3.4 Apr.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人们既然可以沐浴其身以去其垢,还可以洗濯其心以去其恶。所以,在成汤王沐浴的盘器之上,赫然铭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诚心诚意地涤洗污染而自新,且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无有间断。看似在洗身,其实是在洗心,持有光明本性。君子自新的过程与学习密切相关。荀子劝学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君子把所学的听入耳中,记在心中,融会贯通到整个身心,表现在一举一动。即使是极细小的言行,都可以作为别人效法的榜样。所以,君子的学习修养,在于“美其身”。从其自本自根,自明自了,灼然天理流行。随即流布日常百行,举止皆威仪。用一分力,有一分效,用两分力,有两分效。志愿向上,深造自得,以求全备于我,即“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君子来讲,还有使百姓做新民的职责和使命。张居正在他的 大学讲义 讲道,“有些百姓们旧日虽不为善,而今若能从新而善,为人君者,应该设法去鼓舞振作他,使他欢喜踊跃,乐于为善”。总之,作新民、担负新命,君子应当在这件事上全力以赴,不遗余力,让革新的行为成为“和五味”的宝器,以新“美味”济养民命,这正是鼎新的核心价值。三、“革故鼎新”的历史影响人类的光辉成就、文明硕果离不开革故鼎新的功劳。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辽阔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了波涛万顷的辽阔海疆,开垦了物产丰富的广袤粮田,治理了桀骜不驯的千百条大江大河”。革故鼎新的现象与精神无处不在,尤其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其作用更加昌明。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因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甲骨文资料表明,殷人在思想上信仰“帝”或“上帝”,凡事都要卜问,“帝”具有至上神的意义,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天命”,也就是君权神授。直到商朝即将覆亡之际,祖伊对纣王直言相告“天既讫我殷命”“大命不挚”(尚书 西伯戡黎),上天已经终止了殷的大命,天命是无常的,但是纣王还固执地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以自己从上天那里接受大命作为最后的护身符。周人取得政权后,认真总结殷商兴亡的经验教训,并回溯到夏代的历史,提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天随时都在寻找合适的人作为人民的君主,人要以自己的行动主动地与天命相配。周人清晰地认识到,现在天将大命降到周人,唯有“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尚书多方),以德来主持上天赐予的大命。面对历史的鉴戒,周人对于天命靡常的认知更加审慎。在探求三代更替的原因、寻找历史的因果百年潮75关系中,他们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但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人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