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之名·道德结构·历史位置：《我和我的父辈》评析_马江伟.pdf

60CRITICISM ON FILMS电影评论我和我的父辈（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2021）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四个精心营构的段落，在单元式结构中再次用电影的方式讲述时代变革与社会进步，作为对民族和国家的“献礼”在2021年国庆档上映。这部影片以个人记忆中的父辈形象贯穿起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的历史，重新聆听了几代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回声。一、“父之名”的象征法则与社会隐喻继 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2019）和 我和我的家乡（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2020）之后，“国庆三部曲”的最新作品我和我的父辈接棒定档2021年国庆档期。和前两部相比，我和我的父辈将切入视角定位在“我”与“父辈”的关系上，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与被叙述者与表现对象的“父辈”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在四个故事中，“我”与“父辈”的关系都发生在家庭单位内，并从家庭向集体、社会与共时性的历史衍生，在历时性的历史整体中重新召回一种曾属于宏大叙事的关注命题，我们必须在“父之名”中来确认影片象征功能的基础，即中国的革命、奋斗与经济腾飞神话。“父之名”中的“父亲”不仅指家庭中与母亲相对的长辈，而且是一种来源于社会神话的精神分析观点。从转喻和隐喻上看，“父”是从能指角度探寻无意识的生成过程中，一种对主体构成的“他者逻辑”的说明；而“父之名”则从人类学角度对精神分析经验中最为典型的结构情境作为社会之缩影的家庭当中存在的“他者”进行的功能性分析，这分析依然是为了说明无意识及一切主体的构成。“父之名 意指一种权力，一种功能，一种命令或律令，一种社会的象征法则和象征秩序。它们都是以父亲的名义宣讲出来的。至于 菲勒斯，它是一个能指，指示着父亲话语发出的位置，指示着发出权力话语的主体的某种父性功能。”1在考察诸如家庭、集体、社会这样的单位时，“父之名”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对应在 我和我的父辈 中则是冀中骑兵团、航天单位、弄堂等。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而浴血拼杀的父亲，到建设者、火药雕刻师父亲（及母亲），再到改革开放的市场时代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父亲，影片都以致敬父辈为主题，在冲突的可调和性及结局的圆满中生动讲述着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剧变。如同 我和我的父辈 是由四名著名演员兼任导演一样，影片叙述对象与“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位移，“父辈”成为激发观众情感共鸣的中介，“父辈”的情感、生命、存在也被转变为一种具有审美倾向的主体性塑造。在本文中，有关“父之名”的分析不再是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心理学意义上导致儿童主体压抑、创伤和认同的私人生活场所，而是宏大的总体性，即社会总体性和文化总体性相关联的一个实践场域。我和我的父辈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乘风单元开始，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写父辈的奋斗经历，讲述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乘风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骑兵团中的团长马仁兴与通信参谋、马仁兴长子马乘风之间的铁骨柔情。影片开场时，骑兵团在马仁兴的带领下装成农民，帮助老乡抢收【作者简介】马江伟，男，河南南阳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菲律宾永恒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艺术、数字媒体、动画艺术研究。马江伟父之名 道德结构 历史位置：我和我的父辈 评析DOI:10.16583/ki.52-1014/j.2022.17.006612022第17期 庄稼。马乘风被父亲误以为不帮老乡秋收，被踢了一脚。因为误会儿子自责不已的马仁兴悄悄去帮儿子采草药。从这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马仁兴关爱儿子，却碍于身份不善于表达，是典型的不善表达却极有原则的“严父”即常见的中国式父亲形象。在一般的故事中，马仁兴可能会为马乘风付出沉重的代价，马乘风在自责与怀念父亲中理解父亲带来的“压抑”并继承“父之名”，成为新的“父亲”；但故事的走向却是已跳出敌人包围圈的马乘风，为了解救被围群众又返回村庄，为掩护一名即将生产的孕妇壮烈牺牲，同时成为小孩的“父辈”与马乘风的“子辈”。在 乘风 的段落结尾，马仁兴在多年后重新回到儿子牺牲的小镇，当初的孕妇已经参加革命。她将自己的孩子抱到马仁兴怀中，告诉他孩子的名字也叫乘风。马仁兴深情拥抱着孩子，仿佛再次看到马乘风牺牲前倔强而坚毅的面容。在这个故事中，“父辈”的所指是双重的，严格刻板的马仁兴与看似稚嫩其实成熟的马乘风都可以被理解为这个孩子的“父亲”。他们具有“中国父亲”的共同特质：不善表达、外刚内柔、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等。战火中出生的孩子，以其存在作为“父辈”及“父辈之父辈”的旁观者或见证者，在人物情感逻辑中沿着“父辈”与“我”之间的姓名与精神相承，演绎出清晰的精神及情感脉络。“父辈”的形象通过摄影机和观众的视角共同展现出来。在这样并非单一的“父与子”关系之后，正是超越一般家庭，像各种集体与社会整体文化衍生的“父之名”。“父辈”是一种同时包含着敬意与爱意的尊称，也是“家国同构”的隐喻结构中权力生成的重要元素；每个“父亲”介入挫折的时刻，实际上都是权力进行结构的重要时刻。弗洛伊德（Freud）在创立精神分析学时，曾为探寻无意识的形成机制而创立了“家庭”作为重要的场所。2在每一个“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结构关系都形成了一个压抑性的装置，孩子在这一单位中受到压抑的本能与愿望，构成了内心深处无意识的基本内容。即使在脱离家庭之后，家庭单位的影响也依然伴随着无意识发挥作用，几乎所有的分析实践都必须经由这一原始场所被追溯和解读。其中，“父亲”或者说“父之名”作为压抑装置中的重要部分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俄狄浦斯情结、菲利斯焦虑、童年创伤等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更是历史的产物与社会整体心理文化的追溯线索。尽管以 反俄狄浦斯 等著作为首，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诸多宏大理论已经饱经批判，但将家庭单位、“父之名”与无意识的形成当作一种问题意识、一种架构问题的观念形态，依然十分有效。3“父之名”并非单纯的家庭结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历时性概念，而是一个逻辑的概念。4如果在家庭单位内描述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只能触及其中各种理解或不被理解的关爱，构成一般性和日常性的陈述；但 我和我的父辈 中硝烟弥漫里的战马剪影、逆光策马的父辈英姿、漫天风沙中无怨无悔的身影、瓢泼大雨中情感激荡的形象定格，都令“父辈”的形象超越一种表层关系结构，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与写意风景。二、“家国一体”范式的情感结构与道德结构作为“父之名”隐喻的典型运用，我和我的父辈以“家国一体”的叙事范式在家庭关系中凸显出中国社会文化中潜在的权力结构。整部电影精心设计、层层递进，讲述了一部共和国史，也显示出主体从想象界运动到象征界，成为一次回溯性的道德结构叙事。在 我和我的父辈 中，无论抗日战争中保家卫国的革命经典，抑或科学探索与国家建设的浪漫诗意和乐观情绪，还是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以及新时代的科技创新与发达技术缔造的科幻梦想，“父辈”与“子辈”之间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差异，都赋予了构成故事矛盾冲突的因素；而每个单元之间的上下承接，同样构成了“父辈”与“子辈”的“元表述”：名叫“乘风”的孩子长大便是建国后雕刻火药的“写诗”一代，“航天大院”里嬉闹的孩子成为思想解放和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等等。在强烈的感情震荡与明显的造型意识之下，我和我的父辈 中的四个篇章将日常的现实生活、普遍的家庭伦理与纵深的历史现实、叙事的社会神话联系在一起，使作为家庭单位中的“父辈”与“子辈”自然而然地转换成为中国崛起历程中前赴后继的英雄史诗。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情感结构”定义62CRITICISM ON FILMS电影评论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它是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是“那些已经沉淀出来的、更加明显可见的、更为直接可用的社会意义构形迥然有别的东西”5。我和我的父辈 中饱含着中国崛起历程中数代人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各个单元的故事片段都渗透出稳固、含蓄而影响深远的情感经验。尽管每个故事看似独立，其中不被父母理解、因为与众不同而被同龄人嘲笑的经验看似是私人的、孤立的，但在影响深远的情感结构与道德结构中，它们都与共和国崛起的社会性经验相关，不仅关联着每个时代不同的社会经验，而且联系着牺牲与奉献的宏大主题。在 诗 这一单元中，首次担任导演的章子怡将目光对准了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第一代航天人，以1969年中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选取了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火药雕刻师家庭作为表现对象，充分赞美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父辈”们，并以航天精神的延续向中国几代航天人致以崇高的敬意。黄轩饰演的父亲与章子怡饰演的母亲都在长征一号的研发队伍中工作，他们扎根戈壁刻苦钻研，也因工作的忙碌及其保密性质与一对子女之间产生了些许隔阂。诗 最动人之处便是围绕着这一代际矛盾的情感与道德因素：从事航天事业的父亲与母亲固然深爱一对子女，却无法给予他们一般家庭都有的温暖与陪伴；父亲在事故中牺牲后，他的同事为了对孩子们隐瞒真相，自愿集体加班，以“所有人的爸爸都在加班”的“假象”暂时瞒着孩子；孩子在知道父亲牺牲后大哭不止，母亲眼含热泪告诉孩子们她的工作也很危险，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危险，因此不一定有机会看着他们长大在父亲以“在天上写诗”的解释来安慰孩子之后，母亲开始以父亲的身份为子女真正写诗，也将自己对生命与使命的感悟融入其中：“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自由，抛弃自己的东西，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而你，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此时导演将“父辈”打造的长征一号升空的历史影像，和“子辈”身为宇航员登上神舟载人飞船升空的画面剪辑在一起，当宇航员在飞船中翻开泛黄的信纸重新追溯航天人的家国梦想时，对父辈的情感与家国情怀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在接受采访时，章子怡强调她与其他创作者在思考创作方向时，认为要讲述一部关于“传承”的故事，一种“血脉的传承，一种精神的传承”。6尽管 我和我的父辈 聚焦于四个不同时空的“父子”故事，但本质上都是以父辈和子女的关系抒写家国情怀。导演们在处理代际问题时，把创作视角从“家”转向“国”、从“父亲”转向“父辈”、从“我”转向“我们”，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脉亲情化为一种更为普遍和高远的情感表达，并通过“写诗”这一富含浪漫诗情的方式升华为对国家、民族的情感认同，在银幕上散发出超越一般家庭的人性光辉与诗性魅力。“大多现行艺术的有效构形都同那些已经非常明显的社会构形有关。在中国电影的叙事中，家国同构 已经成为信仰。它既是道德共同体，又是一个相对有序、稳定的社会体系。这种 社会构形 被不断强化后，已经成为极为有效的叙事策略，也是凝结民族、人心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方法。”7在对共同理想的集体信仰中，父子、母子亲情历经坎坷而无法断绝，他们在同一时刻互相信任与彼此成就，也在不同时刻完成奋斗精神在代际间的传承，从共和国的成立奋斗走向发展创造，也从银幕上走进当下的真实生活。三、历史抒写中记忆与情感的独特位置我和我的父辈 在家庭与亲子关系的书写中，显示了新主旋律电影叙事视角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情感取向，即以个体记忆和家庭情感带动历史书写。乘风 以冀中骑兵团浴血搏杀的悲壮战场，带领观众回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诗 则以大漠戈壁的航天工作者小家庭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崇高诗性，展示中国建设历程上的艰辛与奉献；鸭先知 作为一个过渡段落，以上海弄堂里的赵平洋父子显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潮。在这三个故事中，导演以在历史纵深不断回望重要历史时刻的方式，强调作为个体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的子女，如何在对“父辈”精神的继承中努力拼搏，最终继承了“父辈”传承的理想并超越了他们的历史局限。平行剪辑、大光圈摄影、面部表情的大特写等方式，都632022第17期 以独特的造型意识凸显出子辈继承并超越父辈理想的仪式性，呈现出 我和我的父辈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审美与情感追求。这三个单元从历时性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