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docx

社会工作方法的外乡化实践 本文试以XX市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针对弱能儿童家长所做的一个小组工作为案例，介绍小组工作的方法及成效，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外乡化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开展，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 一、个案背景 1.希望家庭资源中心情况简介 残疾问题是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残疾人提供的效劳模式，通常有三种：（1）医疗模式—即通过医疗手段或辅助医疗方法及器具等，解决残疾人的困难。（2）个人模式—即将康复重点放在改善或恢复个人的心理状况，使个人适应残疾带来的影响，并从心理方面接受残疾的现实和限制。（3）社会模式—即残疾问题的焦点由临床治疗或个人调适，转移到客观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其工作重点在于改善残疾人的周围环境（注：周永新：社会工作学新论，商务印书馆（香港），1994年版，第219-220页）。 根据以上三种模式，XX市儿童福利院在已下设一个儿童康复医院的根底上，于1999年成立了希望家庭资源中心。中心的工作宗旨是向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康复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康复社会工作的专业效劳，尽可能帮助残障儿童恢复个人生活能力，扩展其社会生活的参与能力，最大限度地帮助残疾儿童家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来减缓他们因孩子残障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最终使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上充分发挥潜力。 中心工作人员大多有国内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专业背景。在香港杨震社会效劳处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训练，尤其是康复社会工作方法的训练，如案例分析、情景模拟、沟通技巧、带着艺术等的训练，中心大多数员工还去香港作了实地的参观、考察和学习。 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已有残疾儿童及家长会员八十几位，其孩子的残疾类别包括：听力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弱智）、肢体残疾以及其他一些综合性残疾。年龄从1-2岁的婴幼儿到十几岁的儿童不等。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也各不相同。中心通过开办康复知识讲座、残疾儿童托儿所、家长小组工作、家长互助委员会等手段，提供各种深受残疾儿童家长欢迎的支持和效劳。在中心一年多的帮助下，家长及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及社会参与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其工作效果十清楚显。越来越多的残疾儿童几家长被吸引到中心来，并在中心得到有益的帮助。以下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心的一个“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方法及内容。 2.小组工作的背景 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是十分需要家长协助与配合的，否那么，即使有最优秀的专业人员与最先进的康复设施，其康复的进程也有可能减慢。在对残疾儿童进行康复工作的过程中，中心工作人员发现残疾儿童家长从发现孩子是弱能，到接受孩子、珍爱孩子，学习护理孩子，为孩子进行康复治疗，其间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程。他们面临着来自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压力：（1）如何接受孩子弱能的事实；（2）被弱能孩子康复占去了私人时间，没有精力从事其他工作；（3）康复弱儿需要花费高额的医疗费用；（4）因弱儿问题引起的家长情绪不良以及家庭关系中出现的冲突；（5）社会对残疾儿童是否接受；（6）残疾儿童的前途问题等等。 残疾儿童家长面对这些压力，普遍感到通过自身的调适，很难缓解和消除这些压力。为了帮助家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来解决问题，中心举办了“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 二、“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方法及内容 1.小组工作目标鉴于上述问题，中心决定开办一个“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之一。它通过一个群体环境，提供人际交往的时机以及一些有助于处理各种困扰的经验和知识，从而满足小组组员的需要。“同路人〞家长小组被定位于一个支持小组，其工作目标如下： 助家长正确全面地认识弱儿、接受弱儿； 介绍教育和训练弱儿的技巧； 加强家长的支持系统，使家长之间建立友谊，互相支持； （4）帮助家长充分挖掘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 2.小组工作的筹备过程 （1）中心社工强化培训。由于小组工作方法的运用在国内刚刚起步，社工没有小组工作的实际经验，因此中心在杨震社会效劳处的帮助下，对社工进行了小组工作的专业培训。 （2）确定工作对象。通过个别访谈，了解家长的意愿、动机及期望，并对中心会员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初步确定了小组的目标对象，邀请六位母亲参加小组，她们的家庭中都有一位十岁以下发育缓慢的弱儿，且都是独生子女。 （3）建立专业工作关系。由于小组成员经常来中心参加讲座、培训、康乐等活动，与中心社工接触密切。小组工作的组长是组员最喜爱的社工之一，为人热情开朗。为了对六位家长的状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组长特地拜访了六个家庭，走访了入学儿童的学校、幼儿园。组长与组员之间建立了信任、真诚与亲密的关系。 3.小组结构与内容 小组活动分为八节，每次活动根本上可分为热身运动、主题讨论、分享心情等，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附图 4.组员的反响 rogers.c.r.对于小组工作有很大的奉献。借鉴他的理论（注：林孟平：小组辅导与心理治疗，商务印书馆（香港），1993年版，第161页。），中心社工对家长在小组中的反响也作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他们的反响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附图 5.组长的角色分析 在整个小组中，组长对于每个家长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及影响。 首先，组长应是一位专业社会工作者。“同路人〞小组的组长是一位有二十几年弱儿康复经历的社会工作者，也担任过教师。在小组工作开始时，她便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塑造小组工作的气氛，同时也对家长的行为作出积极的正向回应。 其次，组长应是一位有爱心和修养的人。组长也是小组中的一员。她的第二个角色是做一个模范的参与者。“同路人〞小组组长一直注意做个人化的分享，分享自己在弱儿康复工作中所遇到的挫折，不但强化了与家长之间的关系，也给组员起了模范作用。组长在小组中不掩饰自己，不做自我防卫，肯成认自己的错误，这一切都对组员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小组成功的要素，一方面是小组工作的技巧，另一方面也与组长的人格魅力有关。 三、“同路人〞小组工作成效评估 1.家长的成长与改变 （1）家长在无压力状态下，敞开心扉，真正直接面对内心深处积压已久的心境，并与组员做深层次分享。这对家长而言是一个倾诉、释放的过程。同时，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同质的支持系统，为生活增添了兴趣。 （2）家长在小组活动中通过听讲座、讨论学到的教育、训练孩子的技巧，他们有时机分享经验和建议，从而找到正面模仿对象，更有助于提高他们“自助〞的信心及能力。 （3）大家在一种坦诚、彼此支持的状况下了解到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有共同的想法，并作彼此祝福，使家长积极面对生活，笑对每一天，摆脱许久以来自怨自艾的痛苦无助状况。小组结束后，组员之间加强了联系，他们的友谊在小组外得到了开展，如他们自己举行康乐活动等，这样 有助于他们舒展身心，提高生活质量。 2.资源的不断扩展 中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家长那么是有待开掘的资源。他们在知识、信息及心理情绪等方面有许多共享，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有助于各自资源的共享。例如，一位家长在其他家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有的家长没时间带孩子，其他家长主动提出帮助等。 3.对中心的积极影响 在小组中受益的家长将信息传递给外界，从而扩大了中心的知名度，吸引了其他一些弱儿家长的参与，为 他们带来了希望，也使社会都来共同关心弱能儿童。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心社工不断探索工作方法，以便为弱儿及家长提供更好的效劳，为社会福利机构的进一步开展奠定根底。 4.弱儿的变化 残疾儿童的活动空间通常是十分封闭的。因其残障而与社会相对隔绝，因其隔绝，又会造成其生理及心理的更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其治疗和康复。参加“同路人〞小组的家长自身在精神上有了很大改变之后，不再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并能坦然面对现实。家长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对待身患残疾的孩子，以正确的方法配合医生的治疗，这对弱儿的康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此外，希望家庭资源中心给弱儿提供了一个温暖并充满希望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空间，弱儿康复过程中的每一点进步都能得到外界充分的肯定，这对弱儿自信心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经过中心社工一年来的努力，有些弱儿的生理与心智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不能上学到可以进入专为残疾人开办的学校读书。 四、“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启示 中国社会对残疾人提供的帮助，由于受政府社会福利体制与水平的影响，其效劳内容和质量都十分有限，更多的必须依赖家庭。因此，一旦家庭内有残疾人，这个家庭在物质和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同路人〞家长小组的有效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开展和进步，有必要总结中国社会工作的传统经验，认清我国社会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探索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外乡化的途径。 1.对中国传统社会工作方法与特点的反思 长期来，我国社会工作的效劳模式以政府推动和单位提供为主，而民间的社会福利机构十分缺乏。这样，除了政府（通过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福利，只剩下家庭对其成员的关护了，这种助人体制与方法呈现出以下特点： （1）强调家庭系统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中国人对家庭伦理观念的注重，一方面来自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种一旦个人有难首先必须向家庭求助的支持系统。传统社会中个人一旦缺乏家庭系统的援助和支持，社会对他的需要的满足是极其有限的。对残疾人的救助，那么更是如此。 我国有残疾人517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其中，听力语言残疾177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34%；智力残疾202320万人，占20%；肢体残疾760万人，占15%；视力残疾760万人，占15%；精神病残疾190万人，占4%；综合性残疾670万人占12%。这些残疾人牵涉到我国大约18%左右的家庭。其中，有1名残疾人的家庭占86.5%，有2名残疾人的家庭占11.7%，有3名残疾人的家庭占1.5%，有4名及4名以上残疾人的家庭占0.3%。 在我国6岁以上的残疾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有35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7%；生活局部不能自理的有172023万人，占34%。两者相加，共计2060万人。同时，在我国1.56亿（1990年人口普查数）儿童中，先天致残的占1.1%，约170万人；后天致残的占0.5%，约80万人。这些残疾人和残疾儿童在生活上或多或少都需要家人照料。另外，我国68%的残疾人在经济上要靠家庭或亲属供养。（注：唐均（1998）：“中国社会福利效劳改革研究报告〞，载时正新、朱勇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年版，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种助人模式对于适应社会需要，满足个人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将社会问题隐藏于家庭系统之内，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家丑不外扬〞，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由家庭成员自己来解决，社会不易直接感受到因家庭问题而造成的动乱。 然而，对残疾人家庭来说，那么必须在生理和心理，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就导致有些家庭因此而解体，有些家庭那么遗弃残疾儿童。相对于如此数量的残疾人群体，一旦家庭供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将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2）政府以行政性手段和组织推行社会工作。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张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积极介入，目的在于社会控制。因此，一旦个人和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障碍，政府会充当“最后出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