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小议云南农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docx

小议云南农村研究的回忆与反思 ：现代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时期;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开展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开展与中国农村开展相比，具有共通性与特殊性，应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开展中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云南农村;变迁开展;主体性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开展的核心区，经济文化兴旺，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开展的状况。然而，对于一个遥远民族省份来说，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甚至广阔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开展状况，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开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忆，并在此根底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地理位置偏远，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假设即假设离的关系，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社会经济开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比较中国沿海省份，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年编辑成书的XX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个市县的26个村子、642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会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年费孝通回国，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魁阁〞工作站，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根本文献，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聚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兴旺的农村社区，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XX省农村调查中，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兴旺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所选的3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即便有曲折，云南农村的开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开展变迁的进程中，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开展与中国农村开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那么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1956～1964年间，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配合民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相当局部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阔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很少有关于云南广阔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阔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的研究根本附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表达为原始的、附属的性质，云南农村开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开展模式取代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开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而假设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根底。 三、云南农村开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答复云南农村如何开展的问题，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效劳于中国农村开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效劳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生产力的开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的开展，相应的农村经济开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开展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开展的研究中，云南农村的经济开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开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年代后，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开展的具体问题，如：农村产业开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相关的影响农村开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开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缺乏。首先，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局部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局部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根底理论，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开展的正常路径，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珍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开展，但在经过2023多年的停滞期后，不可防止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开展，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加强相应的学科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开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开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根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没有积极地参加到云南农村开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开展的加速，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开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相关的开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开展观确实立，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开展，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参加到对于云南农村开展的讨论中来：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开展的讨论;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开展的讨论;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开展的讨论;等等。新的开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开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云南农村开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