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吗？...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_卢现祥.pdf

2023.3|13经济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 A 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卢现祥 许 诚摘要：商帮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聚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富含儒韵商道的丰富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降低专利侵权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基于 20102017 年 A 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商帮文化起源地的地理邻近性来度量商帮文化，考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商帮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即地域内商帮文化越浓厚，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这一结论在利用省域三级以上河流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企业迁址事件作为冲击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商帮文化与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关键词：非正式制度；企业创新；商帮文化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形成机理、动态评价与政策协同研究”（21&ZD072）。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3-0013-09一、引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体现了制度环境对于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重要性。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共同构成了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已有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从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视角考察了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然而，在关注正式制度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即便在采用了相似法律制度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正式制度解释力难以触及的边界。而文化、习俗等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的种种非正式制度，至少部分构成了正式制度生长及发挥作用的土壤，或者和正式制度一道，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在注重近代以来我国所引进和改良的种种经济、法律等正式制度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缓慢形成而影响深远的文化特征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不但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引导着人们在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作出决策，进而影响公司行为。韦伯在肯定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前提下，使用统计数据佐证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成功与新教盛行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认为新教伦理背后所蕴含的入世禁欲精神促成了企业家天职观念的形成，使资本主义企业家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和财富视为一种尽职尽责的行为，看作美德和能力的表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相对后发的转型经济体，非正式制度对提高公司治理质量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和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主导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更是普遍渗透到了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支柱，显著影响着企业创新水平。在中国悠久14|江汉论坛的历史文化和广袤的疆域上，除了影响广泛的儒家学说，作为影响中国村庄自治重要力量的宗族文化，区别于欧洲的城邦文化，更是成为导致中欧不同制度变迁路径的重要因素，并显著缓解了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约束问题，继而促进企业创新。还有研究显示，地方宗族的发达程度对商帮的兴起也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商帮文化作为传统儒家思想重要的文化符号代表，以地方宗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依托，尊崇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并逐渐形成了以“诚信忠义、义利并举”为主的商业文化特征。那么，商帮文化会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吗？已有关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等经济行为影响的解读更多地关注到宗教信仰、儒家传统和宗族文化，对商帮文化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较少。一方面，商帮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同宗族组织具有相同的情感纽带，但在势力影响上弱于宗族关系，商帮关系网络的作用可能被宗族组织所替代。Greif 关于中世纪地中海地区商会组织的研究案例对于我们理解商人间的关系网络很有参考价值，其研究发现，在缺乏法律等正式制度保护的中世纪地中海区域，贸易商自发地组成商会，在商会内部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构成了多边声誉惩罚机制来约束贸易商的行为，保障了贸易往来和发展。因而商帮关系网络不仅具有宗族组织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情感基础，还具有特殊的商业关系约束。另一方面，商帮文化尊崇儒家思想，容易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商业规范，在整个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商帮文化的“经营之道”虽大多脱胎于传统儒家思想，却具有浓郁地域色彩，如晋商“笃守信义”、徽商“贾而好儒”、鲁商“仁爱”、浙商“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粤商“敢为人先、和气生财，利己而不损人”等富有地域属性的企业家精神，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各地域与企业家之间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试图以商帮文化这一蕴含着丰富企业家精神的非正式制度来分析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拓展了企业创新主体的研究视角。如前所述，已有文献大多基于正式制度层面考察企业创新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激励机制，本文从商帮文化视角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研究文献。第二，拓宽了文化与公司经济行为交叉研究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范畴。从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公司经济行为方兴未艾，更多的文献主要聚焦于宗教信仰、儒家传统、宗族文化，对商帮文化的关注相对较少。商帮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匮乏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不相称，本文对弥补这一缺憾进行有益尝试。第三，本文以企业迁址事件作为冲击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间接回答了在作用企业创新的力量中“文化氛围”与“关系网络”孰强孰弱的问题，多维度识别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是对工具变量法的有益补充，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手段，体现了文化视角分析逻辑的独特性。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商帮文化我国最早的商业组织可追溯到上古时代，“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在商周时期商业活动和组织进一步发展。到唐宋时期，行商坐贾分布于大小市镇，盐茶贩运往来于各地商路，商业店铺被组织成商“行”管理。直至明清时期，地域性商帮开始陆续崛起，成为中国商业活动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商帮”一词最早的记载源于清朝前期，福建盐运业分地区承运纲盐的纲商被直接称为“商帮”，以地域来命名、斥巨资获得盐运资格的商人往往是集中了地缘与血缘力量的同姓同宗商人，“合股共财”。在清朝，商帮文化逐渐兴起，以“十大商帮”（晋商、徽商、粤商、闽商、陕商、鲁商、江右、龙游、宁波、洞庭）为代表的地域性商帮成为当时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力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商帮文化相随于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以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为纽带，演化出一套商帮团体共同遵守的习俗和价值信念，衍生出一系列独具地域特色的运营规范，影响着企业价值观念，并在经营决策中得到体现和反映。Du 等研究发现，商帮文化能够激励管理者控制运营成本，减少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Kanagaretnam 等研究发现，商帮文化可以提高企业慈善捐赠的程度和可能性。彭晓等利用 A 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商帮文化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因此，深入研究商帮文化的时代价值，特别是从微观层面揭示商帮文化在激发企业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二）商帮文化与企业创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的人际关系呈2023.3|15现“差序格局”的特征，如涟漪般一圈一圈向外拓展，而血缘和地缘联系是人际关系网络中最亲近、最紧密的一环。商帮从产生之初，便呈现“一窝则父子兄弟相守，一行盐之地则姻娅亲戚相据”的组织形式，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习俗、信任为契约基础，依托地域空间，形成了商帮关系网络，“世代相传已久，凡数百家”。明清时期，以“十大商帮”为代表的地域性商帮臻至鼎盛，虽在鸦片战争之后相继衰落，但也有潮汕商帮、莆田商帮等部分商帮在经历数次社会变革后依然活跃于当代社会。除此以外，当前市场中也广泛存在着各地商会等社会团体，它们基于对商帮文化的一致认同，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影响的市场力量。商帮文化不仅具有依托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帮助商帮所属企业进行资源的共享与价值创造，还具有富含儒韵商道的诚信真善、忠诚信义、义利并举等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认同。文化能够影响个体的偏好和价值观念，进而作用于经济主体间的认知、互动和策略选择。商会组织的多边关系网络和文化信念对商会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国内关于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定量研究并不多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子乐和林建浩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证实了海洋文化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商帮文化聚合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价值认同双重属性，可能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首先，商帮文化关系网络和“诚信真善”的文化观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为企业提供相对稳定的心理预期，降低交易费用与信用风险，促进企业创新。一方面，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商帮团体为个人寻求情感依附提供了天然的基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关系型市场，同商帮的企业容易得到商帮成员更多的信任。正如费孝通所言，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建立在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基础上。这种信用有利于加速商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互惠活动，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另一方面，尽管商帮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但诚信契约精神是其共同遵守的重要商业规则和伦理信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经商理念作为优秀的商业文化基因传承至今，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增加研发人员交流意愿，促进企业内外知识交流，降低创新机会的搜索成本，提升企业研发速度。其次，商帮文化关系网络和“忠诚信义”的文化观念有助于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激励经理人开展更多的研发活动。创新是一项长期的高风险投资活动，与经理人倾向的短期稳健性投资项目之间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这就需要企业采取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以降低代理冲突。一方面，商帮文化的关系网络便利了信息的共享和传递，有利于形成多边声誉（惩罚）机制，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可以成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一部分，成为支持委托人和代理人相互信任的基础，缓解了代理冲突。另一方面，商帮文化所蕴含的“忠信”伦理作为隐形的约束机制，能够在缓解代理冲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孔子曰：“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参见礼记儒行），曾子也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参见论语学而）。作为“北晋南徽”的晋商还将蕴意“忠信”的关公奉为精神偶像，号召同仁于内忠诚、于外信义，关公文化流传于古今中外。“忠信”思想和职业伦理能够抑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积极开展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创新活动。最后，商帮文化关系网络和“义利并举”的文化观念有助于规范竞争者行为，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降低企业创新成果被窃取和侵占的风险。规范的产权保护能够保障企业创新成果的排他性，增强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事前激励，也可以增加创新成果的窃取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热情。一方面，商帮文化的关系网络包含着浓厚的宗族情感，而宗族传统有着严格的族法家规，个体“败坏家门”会受到宗族内部的道德惩罚，出现严重的背德行为甚至会被逐出宗族，这种隐形的道德契约为产权保护提供了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另一方面，相随于儒家文化“仁义”思想，商帮文化“义利并举”的义利观强调追求财富必须满足“以其道得之”的前提条件。古人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参见孔子：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参见孔子：论语里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参见增广贤文）。“见利思义”的商业伦理有助于规范竞争者行为，降低技术成果被窃取的风险，激发创新动力。综上所述，商帮文化聚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富含儒韵商道的丰富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降低专利侵权风险，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