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朱鲜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内容摘要：“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关键词：“学衡派”；“洋务派”；中西文化；人文主义；古典主义。作者简介：朱鲜峰，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8-2026-（2023）03-0087-09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洋务派”通常被视作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代表，随着这一进程逐步过渡到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洋务派”也先后被“维新派”与“新文化派”所取代，淡出历史舞台。事实上，“洋务派”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史学家陈寅恪即坦言：“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作为民国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学衡派”与“洋务派”同样颇有渊源。如1932年时值曾国藩逝世60周年，当年出版的《学衡》第77期特登载曾国藩遗像，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亦专门策划“曾文正公逝世六十年纪念”专刊[2]。对于张之洞，“学衡派”重要代表人物柳诒徵有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为儒学之殿军[3]。学界以往多关注“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争论，以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对此似少有留意。以下试从记忆建构、身份认同、文化立场及文学主张等方面分而论之。一、记忆建构：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在“学衡派”主要成员中，梅光迪、吴宓与胡先骕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即便是辈份较高的柳诒徵，也出生在曾国藩逝世之后。因此，“学衡派”对“洋务派”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阅读实现的。在“洋务派”官员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