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_朱鲜峰.pdf

87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朱鲜峰（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内容摘要：“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关键词：“学衡派”；“洋务派”；中西文化；人文主义；古典主义。作者简介：朱鲜峰，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8-2026-（2023）03-0087-09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洋务派”通常被视作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代表，随着这一进程逐步过渡到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洋务派”也先后被“维新派”与“新文化派”所取代，淡出历史舞台。事实上，“洋务派”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史学家陈寅恪即坦言：“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作为民国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学衡派”与“洋务派”同样颇有渊源。如1932年时值曾国藩逝世60周年，当年出版的 学衡 第77期特登载曾国藩遗像，吴宓主持的 大公报 文学副刊 亦专门策划“曾文正公逝世六十年纪念”专刊2。对于张之洞，“学衡派”重要代表人物柳诒徵有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为儒学之殿军3。学界以往多关注“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争论，以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对此似少有留意。以下试从记忆建构、身份认同、文化立场及文学主张等方面分而论之。一、记忆建构：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在“学衡派”主要成员中，梅光迪、吴宓与胡先骕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即便是辈份较高的柳诒徵，也出生在曾国藩逝世之后。因此，“学衡派”对“洋务派”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阅读实现的。在“洋务派”官员当中，曾国藩、张之洞的著作相对较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DOI:10.14185/ki.issn1008-2026.2023.03.02088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多，其著述也构成了“学衡派”成员阅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家书与日记在晚清民国时期影响巨大，“学衡派”成员同样受其沾溉。191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的梅光迪致信胡适，表示欲效法先辈，加强省身克己之功，并定下十八条省克之法4，其内容与曾国藩家书中提及的日课十三条颇有重叠之处5。1920年暑假，尚在哈佛留学的吴宓读到曾国藩手书日记，猛然警醒：“宓近者读书颇趋惰荒，而志气更远不如昔之猛厉，抚躬反省，深自惭怍。”6两位在异域追求新知的青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这位已去世多年的前辈，这一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 圣哲画像记一文。该文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极为精炼的概括，是桐城派古文名篇。吴宓早年在清华学堂学习时，圣哲画像记即为重点学习篇目7。抗战期间，郭斌龢主持制定浙江大学大一国文教学篇目，曾国藩圣哲画像记 亦在其中8。曾国藩在文学领域的其他贡献也受到“学衡派”的重视。胡先骕指出，在咸同年间的诗坛，“祁文端首以力追杜韩为号召，曾文正复标举涪翁而诗格丕变”9。此外，梅光迪、吴宓等人均曾提及购读曾氏编选的 十八家诗钞10。相较之下，张之洞著述对“学衡派”的影响主要集中于 书目答问 一书及其旧体诗创作。柳诒徵与书目答问就颇有渊源，其师缪荃孙曾协助张之洞编撰该书，其弟子范希曾则在此基础上撰成书目答问补正。吴宓曾计划仿照 书目答问 及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 的体例，编撰 精选古今英文书目提要一书11。胡先骕熟读张之洞诗作，指出其诗歌具有“宋意唐格”的艺术特点，且思想性亦值得称道12。此外，“学衡派”对左宗棠的诗文也有所评论，如吴宓认为：“左文襄不以诗名，然其西征时 军次重九七律，苍莽浑涵，殊称佳构，但亦足见其为名将语也。”13如研究者所言，每一文本都有与其相对应的“阅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往往有着大致趋同的阅读价值观与阅读方式14。“学衡派”关注并主动阅读“洋务派”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述，本身即代表了一种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学衡派”通过创办 学衡杂志等途径汇聚了一批立场相近的学人，“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学衡派”主将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曾用大量篇幅叙述自己与曾国藩后人的交集，其中包括曾国藩外孙聂云台、孙女婿尹寰枢、外曾孙俞大维、外孙女婿瞿宣颖等15，部分细节甚至具体到年份乃至月份，可见吴宓本人对这段渊源极为看重。曾国藩之孙、近代诗人曾广钧与“学衡派”也颇有渊源，其 环天室诗外集 环天室诗支集分载 学衡第32期和第35期。曾氏去世后，“学衡派”的另一阵地 大公报 文学副刊有纪念文章刊发16。曾广钧之女曾宝荪及其堂弟曾约农与“学衡派”成员亦有来往。曾宝荪主持长沙艺芳女校多年，吴宓听闻其在校务方面遭遇诸多困难，特寄诗一首表示同情。曾约农则尝与刘永济一道前往清华拜访吴宓17。89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刘永济亦为“学衡派”成员，与曾约农均曾执教于长沙明德学校，两人或因此而结交18。“洋务派”中另一位与“学衡派”有较多交集的人物是张之洞。“学衡派”大本营东南大学的前身即为张之洞创办的三江优级师范学堂。胡先骕早年在京师大学堂就读时，与张之洞有过一面之缘19。此外，胡先骕恩师沈曾植深得张之洞赏识，曾受聘主持武昌两湖书院20。“学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柳诒徵为缪荃孙授业弟子，而缪氏则为张之洞门人21。“学衡派”成员与张之洞后人也有来往，如吴宓日记中即有拜访张之洞曾孙张遵骝的记录22。由此可见，“学衡派”对“洋务派”的记忆建构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得以实现，其一是阅读“洋务派”的著述，进而对其在个人修养、思想学术及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产生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其二是与“洋务派”的后人及其门生故旧来往，进一步感受其流风余韵，其中 学衡杂志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师承渊源、友人引介等途径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上述人际网络的建构。二、身份认同：士大夫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洋务派”无疑是这一阶层在晚清的重要代表。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的“四民社会”逐渐瓦解，士大夫阶层也被新式知识分子所取代。在新旧交替之中，士大夫意识仍有所继承和发展。有研究者指出，五四之后，强调“少数人的责任”，光大古代士大夫的担当精神，成为众多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23。不过，与胡适等“新文化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学衡派”并非抽象地继承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而是对自身的文化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与自觉的担当，也由此对“洋务派”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贡献再三致意。对于“洋务派”在晚清政局中的作用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坚守，“学衡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胡先骕有绝句分咏曾国藩与张之洞：“手戡巨难振儒风，勋业文章孰与同？神韵性灵空喋喋，杜韩诗笔世朝宗。”“党祸绵延送靖康，宗臣遗恨百堪伤。武侯谊答刘先主，殖产惟余八百桑。”24前一首盛赞曾氏的功业与文章，后一首则对张之洞在清末政局中的处境抱以深切同情，极力称道其清廉之风。柳诒徵 张文襄祠云：“南皮草屋自荒凉，丞相祠堂壮武昌。岂独雄风被江汉，直将儒术殿炎黄。六洲蒿目天方醉，十载伤心海有桑。独上层楼询奥略，晴川鼙鼓接三湘。”25诗意苍凉，表达出对张之洞督鄂的政绩及其学术成就的追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阐发曾国藩等人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时，“学衡派”引入了“贵族”这一概念，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如郭斌龢指出：“贵族有二：一则为世袭贵族，一则为自然贵族。世袭贵族，惟恃血统。自然贵族，则恃才德自然贵族，昔日尊称之曰读书人，曰士大夫曾文正公，即此种优秀士大夫之一领袖也。”26在评价陈三立时，吴宓曾指出：“先生一家90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裤之习，所谓 文化之贵族”27“贵族”概念的使用显然受到西方贵族制的启发，凸显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格与“学衡派”的文化使命感。对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文化信念与责任担当，“学衡派”不惟诉诸文字、形诸歌咏，在立身行事之时，亦往往以其为楷模。楼光来即指出，梅光迪寓居南京时，“喜读王荆公曾文正之诗文，盖先生欲合学问事功为一，不欲徒以文章见称于世也”28。吴宓亦坦言：“宓之本心，实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成为光明端正，内质诚而外活泼之人物。所模仿者，为安诺德，为白璧德，为葛德，为曾文正。”29“学衡派”成员之间，也常以曾左风义相勉励30。究其原因，两派所面临的历史境遇的相似性不容忽视。从曾国藩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31，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愈演愈烈。在此情境下，“学衡派”对曾、张等人的诗文著述多有共鸣，乃至以曾左风义相砥砺，绝非偶然。另一方面，“洋务派”多为清廷重臣，而“学衡派”则主要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已大不相同。如梅光迪、吴宓精研西洋文学，柳诒徵、缪凤林治学中国历史，郭斌龢偏重古希腊哲学，胡先骕主攻植物学，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学衡派”成员并未局限于成为各领域的专家，而是将传统士大夫心怀天下的精神融入治学当中。如 学衡 杂志简章 所言：“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揽。”32可见“学衡派”的落脚点虽在学术，其真正的关怀仍在中国文化的前途。三、文化立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从“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到“学衡派”提出的“昌明国粹”，两派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一脉相承。若进一步分析，则可以发现，两派的侧重点有“伦理”与“道德”之别。如研究者所言，在儒学思想脉络中，伦理处理的是位分与职分问题，它指向政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道德处理的是性分问题，它指向的是主体与自身、主体与天道乃至世界整体的关系33。细究两派的思想，从“伦理”转向“道德”的痕迹了然可见。具体而言，“洋务派”所说的“中学”与“学衡派”所提倡的“国粹”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同时又有微妙的差异。前者当以张之洞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张之洞所言的“中学”有广狭二义。就其狭义而言，主要指“四书 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34等传统学问；就其广义而言，指的是中国的纲常名教及政治体制。在人伦层面，张之洞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91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35，断然不可废弃。曾国藩、李鸿章的观点与此大体相近。如曾国藩强调“礼”的重要性，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一秉乎礼”36。李鸿章也指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37概而言之，在“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构想中，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相较之下，“学衡派”在阐发儒学传统时，更为强调其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的一面。如梅光迪从人品的角度将古人分为老庄派、道学派、孔孟派三派，指出后者“有老庄派之超逸，而无其放荡，有道学派之谨严，而无其拘泥”38，为人品之极则。郭斌龢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作了详尽的比较，进而指出：“孔子之伟大，在其品格，亚氏之伟大，在其智慧。由亚氏观之，道德之为物，所以供吾人之研究探讨。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