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教》看章学诚的历史编纂思想_邱锋.pdf

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摘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集中阐发了自己关于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见解。通过对尚书“疏通知远”意义的阐释，将古今史籍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别，从而在学术源流上分析了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建新史体的见解。这些观点对近代以来的通史撰述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历史编纂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3）1020407作者简介：邱锋，男，山东青岛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从 书教 看章学诚的历史编纂思想邱锋（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凡是从事文史教研的工作者大概都会有一种体会，就是在关于中国传统典籍的教与学中，最难应付的不是诗经尚书之类时代久远且文字古奥的篇章，因为对这类文献只要借助一些小学和目录学的知识，对照前人的各种注疏笺释，来一番“拼得用极笨的死功夫”，很多难点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相反，有些文字上看似浅近，内涵意旨却比较隐奥曲折的文章，往往更难于扒疏与讲解。章学诚（实斋）的书教就是这一类文章（现今通行的各种历史文选教本大都有所选录）。书教共分上、中、下三篇，皆收录于文史通义 内篇中。它们大约作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章学诚五十五岁之时1，由于此时距他辞世已不满九年（章氏卒于嘉庆六年，即公元1801年，终年64岁），故其论列也被后人视为章氏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2。在这三篇中，章学诚主要阐发了自己关于历史编撰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在今日看来尤有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现依据笔者的教研经验，对这些观点略加条辩与讲析，以求证于方家。一、疏通知远与体圆用神书教的标题，典出小戴礼记中的经解一篇。经解开篇就说“入其国其教可知”，借用孔子之口讲述 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的教化得失问题。“六经皆史”是章学诚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在文史通义内篇诸篇标题的设定上，他便摭取经解中这些内容作为题目，如易教诗教书教礼教经解等。不过这些篇目既非解释经书，亦非讨论经学，只不过是借用“六经”的名义来阐发章氏自己的学术观点罢了。那么尚书的教化之义是什么呢？礼记经解说“疏通知远，书教也。”意思是尚书的教化在于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过去，以便获得一种通达的知识。其实“疏通知远”的意义比较深广，远不仅限于尚书，它反映了古人对历史知识的一种重要的见识。大致说来，包含了两方面的意On Zhang Xuechengs Views on Historiography in Shu Jiao from a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HistoryQIU FengAbstract:Zhang Xuecheng expounded his important views on historiography in Shu Jiao from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History.By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Real understanding about past gives one foresight in Shangshu,he divided the historicalwritings into two categories,Jizhuand Zhuanshu,so a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s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styles of historicalwritings in terms of academic source and course,and to put forward his idea of creating a new style of historical writings.These views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general history in modern times,and still have valuable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value so far.Keywords:Zhang Xuecheng;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History;Shu Jiao;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204DOI:10.15899/ki.1005-5681.2023.01.021思：一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来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类似的说法在古代还有很多，如“彰往而察来”3、“述往事，思来者”4等，表达的都是近似的认识。所以“疏通知远”作为史学的标准，就不仅要如实详尽地记述历史，更要在对历史的反思当中表达对过往以及未来的理解拿章学诚的话说就是要求其“义意所归”。章学诚很重视史学中的这个“义”（或“意”），强调史学的史义，根本在史的见解，在史的“别识心裁”与“成一家之言”。不过在书教三篇中，章学诚并没有围绕“疏通知远”在历史认识上的这层意思展开论述，而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强调“疏通知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5“因事命篇，本无成法”这句话，出自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他在尚书争议尧典中曾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意思是尚书的立目本没有一定的规范格式，其记述的形式也只是取决于所要记述的内容罢了。不过章学诚更从中可看出新意，他认为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的这种圆通式的谋篇布局，恰好体现出孔子所说书教“疏通知远”的意旨，只可惜后来的学者们并没有能够真正领会到其中的这种深意。章学诚所抨击的不达书教之意的学者当有所指，因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 史通六家 中确曾这样评论过尚书：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沫、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6刘知几认为作为“记言”之体的尚书，本应以记述君主号令和言论为主旨，可是其中的 尧典舜典（已轶，今本乃从尧典中分出）禹贡洪范顾命诸篇却叙述了人事、地理、灾祥和丧礼，这是犯了义例不纯的毛病。针对刘氏此说，章学诚在书教上中予以批驳，他指出刘知几以尚书为记言之史，是轻信了上古史官由记言、记动分职所形成的“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的说法。他认为“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言事为二物”，因此所谓“记言”“记动”，只是西汉礼学家们的臆说而已。刘知几依据这些不确的“空言”，反以后世固定的义例来比照史书体例尚未形成时代的尚书，这就成了本末倒置的“妄”言了。所以，章学诚认为尚书 虽不具备后来史书所具有的那些固定的体裁、体例，但“因事命篇，本无成法”这种没有固定义例而为义例的精神，恰是其编撰上的优点，也是后世深陷拘守史法义例之弊的史书寻求变通之途所应遵照的不二法门。在书教下中，他更用“体圆用神”一词来概括这种精神，以说明史书的体裁不能固守陈规，而要讲求变通，寻求创新的意旨。可以说，这篇文章就是紧紧围绕着“体圆用神”四字来展开的。总括起来，章学诚在书教下中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将古今史籍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二是从源流上阐述了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三是提出创建新史体的见解。二、记注与撰述在文史通义所构建的历史编纂理论当中，史籍常被划分成两大类：一类叫“记注”（有时也被称为“比类”和“纂集”），另一类叫做“撰述”（有时也被称为“著述”）。所谓“记注”，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史料，所谓“撰述”则是根据史料加以剪裁熔铸，写成的有条例有思想的专门著作。这样的分类很不一般，与人们通常习惯上按照体裁、体例，或按照具体内容来区分史书的做法不同，它所依据的标准是史书功用和性质。至于这二者间的关系，不妨引用章学诚在写给黄璋（大俞）的信中所举的实例：古人以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7这里提到的“著述”与“比类”只是章氏对“撰述”和“记注”的另一种提法，都是就史料编纂和史学专著而言。以他在引文中所举资治通鉴的例子来说，通鉴撰写过程起初是由刘颁、刘恕、范祖禹几人分别搜集资料，汇成长编，这便是史料编纂工作，即“比类”；之后司马光再在长编基础之上来总其大成，将这些来源于不同时代、不同文笔的历史学研究205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史料，熔铸于一炉，写成“一家之言”的通鉴，这就是“著述”工作了。应该说，这种见解并非是章学诚的首创，刘知几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中就说过：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文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8郑樵在夹漈遗稿 寄方礼部书中也曾说：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迁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9刘知几所说的“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以及郑樵所说的“书”和“史”，显然已有将收集原始材料的工作和作为一家之言进行撰述的史书区分开来的意思。不过，他们的论述却都不及章学诚的透辟，在书教下中他对于“撰述”和“记注”的区别与特性就赋予了新的意义：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0“圆神”与“方智”，系出自易系辞“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之语。易经由“蓍”和“卦”两部分组成的，占卜时要用到四十九根蓍草，依其变化得出七、八、九、六这四个数，再由此得出相应爻划以及总的卦象。由于每次占筮时，蓍草变化的情况不可推测，并不能预先知道占筮的结果，这就像圆的转动不定一样，则蓍的性质是“圆而神”。而由蓍得的卦，卦象都是一定的，就像方形的固定不变一样，则卦的性质为“方以智”。章学诚在这里即借用了筮与卦的这些特性来辨析“记注”和“撰述”。他以“记注”的特性表现为卦的“方智”，“智以藏往”，既用来积聚过去的知识，因此作为收集文献资料的客观知识活动的“记注”就要求能够收罗齐备，并有一定的规范成式，这在性格上就表现为“体有一定”的“方”。所以他才接着说：周官三百六，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11众所周知，春秋之前的贵族社会是学在官府的，只有官府档案而没有私人著述，官府的每个衙门里都有专门掌管档案的书记官（史官），其所掌都是按照规章程序所作的“记注”。所以在章学诚看来，周礼 中所记述的三百六十个官职对于自然、人事方面事情的记录可谓无所不备，这恰好体现了“记注”这种史学活动的精神。至于“撰述”的特性，则表现为筮的“圆神”。“神以知来”，即能因过去而预知未来。我们知道，文献资料虽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但作为历史著述却不单是史料的排比与堆砌，最根本的是要有对历史的见解。史料虽是客观的存在，将其抉择去取并熔铸成为“一家之言”，却要受史家主观的因素的影响。所以面对同样的文献资料，往往因时代和研究者的不同而产生许多不同的认识，这就像圆的滚动一样，总是变化的。因此在章学诚看来，具备“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特点的尚书，恰好代表了“撰述”这种融通无碍、富于创造力与洞察力的知识态度。史家的“比类”“纂辑”工作，替“撰述”准备了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