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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要因人随事择体顺时就地而变 写文章要因人随事择体顺时就地而变 写文章要有变化，不能千篇一律、千文一面，都是一个格式、一个套路、一个腔调，这是毫无疑问的。写出变化的关键，是掌握好“变”的条件、形式和方法。 我认为，关于文章的变化之道，最好的一个词是“适变”——这是易学中强调的一条重要处世法则，也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什么是适变？就是以变应变、以变求适、“唯变所适”（《易传·系辞下传》），哪方面不适应外部条件就要让它变得适应，哪方面不符合内在要求就要让它达到要求。这与西方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是一致的。 适变，其要在“适”，其旨也在“适”；其难在“变”，其妙也在“变”，是客观上的“变”与主观上的“知变”“应变”“求变”的协调统一。我们不能把“变”看作目的，“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适”。 文无第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具体来说，文章的适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因人而变。文章是人写的，是写给人看的，所以关键在人，要把“人”作为适变的第一因素。 写文章所涉及的人主要有3类： 一是为文之人。就是写作的主体。公文具有为机关代言、为领导代笔的性质，其作者是“法定作者”，所以起草公文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关起门来当领导”。这个时候，我不是我，代表的是单位、是领导。 二是文中之人。文学作品重在写人，写人心，写人性。公文重在写事，但事在人为，有时候也离不开写人，但这种“写”不是描写，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写”，点到即止。 三是受文之人。就是读者、用户、受众，公文中叫做“发文对象”“主送机关”。 写文章特别是写公文、写领导讲话稿，既要从主体上考虑清楚“我是谁”的问题，也要从受体上考虑清楚“为了谁”的问题。写什么内容，用什么语言，带什么感情，既要合身份，又要看对象。只有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与别人想听想知道的内容有机融合，找到共同语言，才能形成思想上的共鸣、情感上的共振。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批评有的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些干部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失语状态，一方面原因是知识水平、见识程度跟不上，没有“见到屠夫说猪，见到秀才说书”的本事；另一方面原因就是说话根本不看对象，只管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没本事的人，别人不服你；没眼力的人，别人不理你。 所以，胡乔木主张写作的时候，要像自己面对着读者说话，先弄清楚听话的人“他们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么，想着什么事情，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用他们的语言，去打动他的心弦”。 ——随事而变。记事叙事是文章的基本功能之一，事与人、事与理、事与情，往往密不可分。借事写人抒情，以事说理证理，都是常用的写作手法，都要求“文随事变”。每件事情的缘起、时间、地点、人物、结果等多少会有不同，要把事情写明白、写生动，不仅内容要变、文字要变，结构也要变。 对待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汉·桓宽《盐铁论》），又要求“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前者是谋事处事的总则，后者是总则的具体运用，都体现了随事而变的原则。公文是文由事生、事随文转，根据现实需要而行文，通过文件指导工作开展，事情变了，文章的写法当然也要变。 ——择体而变。同样主题和内容的文章，如果体裁、文种不同，布局结构、语言风格应该有所变化。同一个主题，你用诗歌、散文来写，与用新闻、杂文来写，表现形式肯定不一样；同一个内容，你写成工作报告、领导讲话、经验介绍，表现形式也应有所区别。这就像量体裁衣，要根据不同的身材去设计衣服的大小和款式，穿起来才合身、才好看。 文体在写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人说：“体者，文之干也”（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章纲领总论》）。所以，作文必先定体，要善于因体而制形，确保整个框架是得体的。即使是同样的文体文种，可以且应该根据内容的不同，在结构方式上有所变化。想得深，内容多，篇幅长，文章的结构可以复杂些，层次可以多一些，否则当然是结构和层次越简单越好。 ——顺时而变。古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唐·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这就是说，时代风气变了，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也要随之变化。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写文章除了要顺应时代要求，还要善于把握时机、掌控时间。新闻是最强调时效性的，“今天的新闻是金子，昨天的新闻是银子，前天的新闻是沙子。”写公文同样有一个趋时乘机的问题，有的时候要赶时间、抢先机、争取“首发效应”，也有的时候为了稳妥起见，可以适当缓一缓、看一看。就是写同一件事情，在不同阶段、不同节点上，侧重点也不一样。特别是写领导讲话稿，除了胡适说的“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还要考虑“什么时候说”“说多久”的问题，不能身体进入了21世纪，脑子还停留在过去；也不能像话痨一样，磨磨唧唧、唠唠叨叨，没有一点儿时间观念。 ——就地而变。春秋的时候，齐国的上大夫晏子曾对楚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写文章同样要考虑“水土”情况，否则思想的种子就扎不了根、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即使勉勉强强产出了东西，肯定也是歪瓜裂枣。 “就地而变”的“地”，可以指文章内容涉及到的地方，也可以指讲话稿所用到的场合。外地人到了北京，就得说普通话；北京人到了地方，就得说地方话，否则别人就不爱听，甚至听不懂。你要把外国的先进经验移植到中国，先要把“外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要把中央的文件精神落实到地方，先要把“普通话”转换成“地方话”，让理论联系实际，让语言接上地气。看场合讲话决不能依赖稿子，即使写稿的人预先作了充分准备，用稿的人到了讲话现场，还要随机采集信息、迅速作出反应。没有一点儿即席即兴的发挥，讲话的效果肯定不好。 世间万物，变动不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变化”才是一成不变的。应对变化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抱变化。 思想无形，智慧无状。文章作为思想和智慧的载体，理应变化无常。文无定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写作方法和技巧。那些所谓的万能模板、写作神器，必定是信不过、靠不住的。 总之，要真正把一篇文章写好，就得内外兼顾，既充分考虑“时、体、地”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又充分考虑“人、事”等内在因素的要求。而要真正掌握写作规律，就得学会适变，因为“文无定法”本身就是规律，“适者生存”更是为实践反复证明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