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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公文就是“解函数” 写公文就是“解函数” 笔者不止一次提到，许多公文写作理论并非一概而论的，是相对的，需要视情况而定。写作过程俨然一次求解数学函数(y=f(x))的过程，y是因变量，x是自变量，如果说因变量y是所写文稿，那y随x变化而变化。 在这场特殊的“解函数”过程中，写作者要准确解出y的“值”，关键在于找准自变量x的“取值”，变量主要有文种、事情、人物、时间、空间。 1、文种变量 文种之于文章，如同人种之于人。“人种”这个概念，自1775年德国生理和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奇·布鲁门巴赫教授提出以来，加之1785年康德《什么是人种》的哲学化，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推波助澜，被人们普遍接受。目前，理论届将现代人类分为四个种类：白色人种、黄色人种、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不同人种有不同肤色、眼色、发色、头型、脸型、身高等生物学特征。 人有人种，公文也有文种。按《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文种分为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纪要十五种。这还不包括领导讲话、信息简报、理论文章、工作总结等非“法定文种”，这些文种都有独特的体例范式、写作要求。面对这么多文种，怎么办？过去，裁缝给客人做衣服，第一件事情就是量一量顾客的身高、三围尺寸等，然后再去裁剪布料，这叫做“量体裁衣”。写公文也要量“体”裁衣，只是这里的“体”，是文体的“体”。 下面，以请示和报告为例来说明如何量“体”裁衣。 先说请示，这是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的一种文体。写作方法上，一般按“什么工作，有什么实际困难，需上级给予什么支持？”的逻辑来走，并且要求一事一文、只报一个单位，言简意赅，用“当否，请示。”字样收尾。 再看报告，这是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或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的一种文体。写作方法上，一般按“什么工作，采取哪些措施，进展如何，存在哪些不足，如何进一步改进？”的逻辑来。与请示不同的是，报告既能同时汇报多件事情，也可向多个单位呈报，篇幅可长可短，内容可详可略，结束语是“专此报告”或“特此报告”。这两种文体的写作差异性很大，所以写作方法就要量“体”裁衣、因文而异。 2、事情变量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观点。在白居易看来，不管文章也好，诗歌也罢，都不能脱离实际情况。 现在写公文，尤其不能脱离实际情况，不能忽略事情本身的变化，因为事情是公文的客体，文因事而作，事因文而显，每篇都为解决事情而作，事是文章诞生的缘起，又是承载文章的基础。事之不存，文将焉附？问题是，事情是复杂多变的，每件事情、每项工作都有其个性特征和演化规律，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这就意味着，只要是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工作领域，同样的文体就会有差异性。 比如，党群部门的同志写材料，出于对党建工作自身特点的考虑，写出来的材料自然要体现必要的政治性，一定会多讲一些道理，谈一些认识，讲清做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换成行政业务部门的同志写材料呢，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一定会居于对具体业务工作的把握，写出来的材料更具技术性、操作性，通常会用更多笔墨来讲过程，讲操作方法，谈技术要点等。 举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 有一次，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给我们单位发来通知，让我们上报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经验交流材料。按照要求，我们围绕“创新驱动”这个主题，总结了富有单位特色的经验做法。谁曾想，稿子刚写完，就接到变更通知，说会议的主题变成了高质量发展。这让我们感到很突然，费尽“洪荒”之力打造出来的稿子，眼看就用不上了，心里也感到十分可惜，于是就想，能否在现有稿子基础上进行角度的转换，“改造”出一篇新稿子来呢？如果可以，既节约时间，还不枉费之前的心血。思及于此，说干就干，使尽浑身解数对稿子进行“变形”，但事实证明，这样根本行不通，因为这两个主题内涵与外延差异很大，改头换面后总觉得不对劲，缺少了“高质量”该有的“灵魂”。材料报给领导后，毫无悬念地被否了，只得重敲锣鼓另开张，按照领导要求重新来过。 这个事例说明，一切文章都是以事为核心的，“事”首先决定写什么，然后才是怎么写。明智的做法是，看菜吃饭、文随“事”变。 3、人物变量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当然，人也是文稿的尺度，因为文章是人写的，也是给人看的，离开了人，写作将不复存在，也变得毫无意义。在影响文稿写作的所有因素中，人是最活跃、最核心的因子。人既是文章的“生产者”，也是文章的“消费者”，二者都会对文章有塑造作用，尽管“消费者”的塑造作用是间接的、后续的、侧面的。 归结起来，这种变数来自三种人： 一是主笔人。我们常说，握笔能作三分主。主笔人对文稿有一定主导权。虽说公文写作是“规范性写作”“遵命写作”，一般不能带写作者个人色彩，但事实上个性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再客观的稿子，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甚至审美偏向上或多或少都有主笔人的“影子”，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化特征。一些大型文稿，多为集体创作，变数更大。 二是领导者。一个单位的领导在文稿写作中具有“写作者”和“消费者”双重属性。一方面，对于受众而言，不管谁写的稿子，只要通过领导之手一签发，或通过领导的口在一定场合讲出来，领导就成了法定作者。另一方面，对于实际操刀者来说，领导往往是文稿的第一个“消费者”，毕竟，文稿面世前，首先得报领导阅改，最先“消费”文稿的就是领导。当然，不管哪一种角色，领导都是文稿的主导者、起决定性作用，领导有权对公文写作提出要求，并对文稿进行审核，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在文稿“生产”过程中，领导通常会提前提出写作要求，并在初稿形成后进行必要修改，把好前后两道关，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思维习惯、兴趣爱好和主观意图融入其中，让文稿更符合自己的“胃口”。 三是“消费者”。说白了，就是受众，对公文来说，受众可能是上级，也可能是下级，还可能是不特定的人。从理论上讲，受众对文稿有逆向塑造作用，因为写的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受众说了算。写作的逻辑，不是“表达逻辑”，而是“倾听逻辑”。因此，聪明的写作者应有“用户思维”，善于倾听受众呼声，想受众之所想。比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其实就是“用户思维”的体现。怎么理解“用户思维”？拿讲话稿来说，如果对机关干部讲，语言专业一点、书面化一点没关系，但对群众讲，就要转变一下了，不能讲太多专业术语，最好转变成大白话，若能适当引用大家听得懂、记得住、朗朗上口的俗语、谚语，效果会更好。 4、时间变量 时间是万能的催化剂，也是文稿永恒的变量。因为，任何事物都会随时间变化而改变，不管是人对事物的主观认知，还是客观的事物本身，概莫能外。在时间的催化下，写作主体和客体都会发生变化，与此相应，文稿自身也要与时俱“变”。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年，省领导计划到我单位调研，并让办公厅的同志提前通知我们做好准备，哪知一切准备妥当后，办公厅来电话说，省领导计划有变，调研推后，具体推到什么时候却没说。这是文字工作者的梦魇，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都必须随时处于“紧急状态”，随时做好改稿的准备，因为谁也吃不准哪一天就来了。可这一等就是三个月，这期间，我们可“遭了罪”，因为每到工作有新情况、新数据，单位领导就让我们修改一遍，有时候，领导突然来了灵感，有了新思路，就让我们加进去。就这样，一遍一遍，前后改了十七稿之多，多么痛的领悟啊！不过，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明白了时间在文稿写作中的变数有多大了。 5、场合变量 场合是文稿在空间维度上的变量。任何一篇公文，都是在特定场合运用的。比如请示用在上下级之间请求解决某件事情，新闻稿用在媒体上向大众传播信息，新年贺词用来表示祝贺，等等。场合不同，写作方法差异很大。正因如此，我们才提倡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那么，问题是，到了某座山后，如何才能“唱”出“好声音”来呢？ 笔者以为，关键在于把握两种舞台规则。 一种是大规则。也就是舞台本身的总体要求，舞台不同，唱法就不同。比如，同样是总结，用在动员会上，重点写成绩，给大家加油鼓劲，提神振气；用在经验交流会上，重点写做法、经验和体会，把亮点展现给大家。用在总结会上，不仅要写做法、写成绩、写经验，还要写问题、谈不足。 一种是小规则。也就是某种舞台上的细部规则，规定不同，写法也不同。拿会议发言材料来说，一般每场会议都有议程，有多位发言者的，还会规定谁先讲、谁后讲、讲什么、讲多长时间？等等。这些虽是小规则，然而却小觑不得，若不看场合，随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那么，会上发言不是出现超时，就是与他人讲话“撞车”。这就是场合变量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九变篇）里指出：“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地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这段话的总体意思是，领兵打仗时，将领只有善于灵活地采取应变措施，方能克敌制胜。 写文章也是一样的道理，写作者也要善于把握各种变量、随机应变，方能写出好文章。如何才能随机应变？笔者以为，关键要有开放的写作意识，把每次写作放到开放的环境中进行，有意识地关注各类变量，随时与外界交换信息，保持写作的“柔性”，且不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顾自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