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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颖《薄媚》大曲中的西施形象及其女性观_高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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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媚 董颖 大曲 中的 西施 形象 及其 女性
文学评论072023 年第 15 期董颖 薄媚 大曲中的西施形象及其女性观高 璇(天津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 天津 300354)西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美女之一。因为其容貌的美丽、故事的传奇,历代以西施为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董颖在吸收前人关于西施故事的创作的同时,又融合了自己的想法,最终创作出 薄媚 大曲,比较完整地演绎了吴越争霸的历史,是西施故事发展历程上的一部重要的作品。一、薄媚 大曲中的西施形象(一)天生丽质出色的政治工具在董颖之前描写西施的作品中,作者们大多倾向于在西施出色的容貌上有更多的着墨。而董颖在薄媚 大曲中,则是通过外在容貌与内在智慧两个方面来表现西施的“天生丽质”,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西施是施行“美人计”的出色工具。在大曲的前两支曲子排遍第八和排遍第九中,董颖并没有安排西施出场,而是先交代了吴越相争、越国战败的历史背景。面对越国战败的局面,越王勾践心中充满悲愤却无计可施。就在此时,董颖安排西施出场了,大夫文种向勾践进言:“破吴策,唯妖姬。”1也就是说西施从一出场身上就肩负着迷惑吴王的任务,充当着一个“女间谍”的身份。正是因为西施这一特殊的身份,所以董颖在接下来塑造其形象时才会把西施塑造成一个不仅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而且应该拥有出色的政治头脑的女性。董颖先是在第十撷 中,借文种之口道出西施外貌绝佳“有倾城妙丽,名称西子,岁方笄”1。其次,又运用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等手法更为细致地刻画出西施的容貌形态:“素肌纤弱”“粉面淡匀”“嫣然意态娇春”“寸眸剪水”“斜鬟松翠”“步步香风起”。这样一个美女无疑是施【摘要】董颖 薄媚 大曲,以十首联章词完整演绎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在西施故事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塑造的西施形象较前代而言也更加丰富、立体。本文以董颖的 薄媚 大曲为观照对象,论述作品中塑造的西施形象,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进一步探讨作品反映出来的作者的女性观念。【关键词】西施形象;薄媚 大曲;女性观【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5-0007-03【DOI】10.20024/ki.CN42-1911/I.2023.15.002行“美人计”的绝佳人选。然而,要想做一名成功的“女间谍”徒有美貌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董颖在入破第一 又描述了西施高超见识:“敛双蛾,论时事,兰心巧会君意。”1西施虽为女子却通晓政事并且能够领会勾践的想法。不仅如此,董颖笔下的西施更是一位深明大义、甘愿舍身为国的女子。西施在被越王勾践召见,知道了越国君臣的想法后,表示自己身份低微不能接受越王赏赐的奇珍异宝,如今能够为国效力是自身的荣幸,“殊珍异宝,犹自朝臣未与。妾何人,被此隆恩,虽令效死。奉严旨”1。试想西施原本不过是居住在苎萝山中的一个乡野女子,怎么可能既了解国家政事又能了解君王所想并且恰好又有着舍身为国的心胸呢?所以曲词中的西施显然是被董颖想象出来的一个可以去施行“美人计”的完美形象。(二)妖冶祸国亡吴的罪魁祸首西施于越国而言是施行“美人计”的绝佳的政治工具,但于吴国而言却是妖冶祸国的“妖妃”。董颖在薄媚 大曲中通过描写西施入吴后独得吴王夫差的恩宠,并且导致吴王荒废朝政、吴国国势渐衰来展现西施妖冶祸国的形象。在第二虚催 中,董颖一开始便借伍子胥之口称其为“邦祟”,并将其与褒姒、妲己相提并论,可见在董颖此时心中已经将西施和褒姒、妲己之辈归为了一类人,即红颜祸水。接着在第三衮遍中,董颖又通过合理想象,对西施和吴王在吴宫的奢侈、糜烂的生活进行了详细地描写,以此来展现西施入吴之后迷惑吴王夫差的具体做法。西施入吴后,吴王日日设宴,馆娃宫被布置的恍如仙境,西施在馆娃宫中舞着曼妙动人的舞姿迷惑得吴王无08今古文创心处理朝政,“华宴夕,灯摇醉。粉菡萏,笼蟾桂。扬翠袖,含风舞,轻妙处,惊鸿态”1。而吴王每日骄奢淫逸导致的结果就是吴国国势渐衰、奸佞当道、百姓离心,“渐国势凌夷。奸臣献佞,转恣奢淫,天谴岁屡饥,从此万姓离心解体。”1西施实施“美人计”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也就更加印证了作者借文种、伍子胥之口对其亡国祸水的评价。(三)不得善终西施的应有结局自先秦两汉以来,关于西施的结局就有不同的说法,与董颖大致同时的姚宽在其著作西溪丛语 中对“西施归宿”作过总结:“吴越春秋 云:吴国亡,西子被杀。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东坡词云:五湖间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因观唐景龙文馆记宋之问分题得浣纱篇 此诗云复还会稽,又与前不同,当更详考。”2姚宽在此罗列了当时流传的西施最终归宿的四种说法,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当作亡国祸水被杀;另一类则是尚存人世,尚存人世又可以分为留在姑苏、随范蠡归隐、返回会稽几种情况。而在前代列出的几种选择中,董颖最终选择了为西施作出惨遭缢杀的结局安排,也就是说在董颖看来被杀才是西施这样的“妖姬”的应有结局。其在第六歇拍 中对西施被杀的情节进行了描写:“吴正怨,越方疑。从公论、合去妖类。蛾眉宛转,竟殒鲛绡,香骨委尘泥。渺渺姑苏,荒芜鹿戏。”1吴国兵败后,夫差自杀身亡。而西施此时则是“尚望论功,荣还故里”。董颖认为西施在吴王死后没有为其殉情,这种举动比不上虞姬情深,辜负了吴王夫差对她的情谊。并且西施可以使吴亡国,来日难保不会使越亡国,所以“从公论、合去妖类。蛾眉宛转,竟殒鲛绡,香骨委尘泥”1。“竟殒鲛绡”就是西施的最终结局。与之前文学作品中交代的西施被沉、与范蠡泛舟五湖、归故国三种结局都不同,董颖为西施安排了被缢杀的结局,这无疑是仿照唐代杨贵妃在马嵬坡以白绫缢杀而死来精心构思的,董颖在这里把西施和杨贵妃归为了同类,表示对迷君祸国者的严厉惩罚。二、薄媚 大曲与宋代其他吟咏西施诗词对西施评价之比较(一)董颖对西施的评价通过品读薄媚 大曲,可以感觉到董颖对西施的态度是以贬斥为主。具体表现在董颖在曲辞中对西施的称呼上。西施还未出场时,董颖就称其为“祸”“妖姬”。接着在西施入吴后,董颖又借伍子胥之口称其为“邦祟”,就是把她看作是祸害国家的鬼怪。在第五衮遍中,吴国在战事上接连失利,董颖也认为西施是灾祸的根源,称其为“祸本”。甚至在吴国战败越国获胜之时,西施对于越国而言原本应该是“功臣”,然而董颖也依旧声称其为“妖类”,他认为西施既能亡吴将来也能亡越,所以“从公论、合去妖类”,理当得到被缢死的可悲下场。除了这些带有贬义的称呼之外,董颖在曲辞中也采取了对比的写法来对西施进行贬斥,在吴国接连战事失利的情况下,吴王对西施的态度是“不忍相抛弃”,而西施对待吴王却是“辜负恩怜,情不似虞姬。尚望论功,荣还故里”1。作者将吴王的深情与西施的薄情进行对比,更显得西施薄情寡义。与此同时,董颖也并未无视西施对越不负使命的爱国精神,如他在入破第一 写西施为了越国甘愿远赴敌国的深明大义,并借越王勾践之口道出西施此举可以为越国边境带来和平,也算是间接肯定了西施的功劳。(二)宋代其他吟咏西施诗词对西施的态度西施同样也是宋代诗词吟咏的热门对象,宋代吟咏西施的诗词大约有二十余首,其中对西施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同情西施的遭遇。这一类诗词往往没有在作品中把西施与亡吴紧密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对西施命运的同情。如梅尧臣诗梦与公度同赋藕华追录之 中云:“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西施魂不灭,娇艳葬清池。”3第二类,肯定西施的功绩。这一类诗词的作者往往是站在越国的角度,肯定西施的破吴之功。如释智圆诗雪西施 中云:“范蠡无西施,胡以破吴国岂惟陶朱策,实赖西施容。西施语复贤,褒贬何昏蒙。但说倾吴罪,都忘霸越功。”3郑獬诗嘲范蠡 亦云:“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3两首诗都写到范蠡计策的成功实则是倚赖西施,对西施的破吴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三类,为西施亡吴说鸣不平。这一类诗词既无对西施的赞美,也无对西施的贬斥,更多的是从寻找吴国灭亡的其他原因来为西施鸣不平。此类诗作在宋代不在少数。如王安石的宰嚭:“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3张鎡诗姑苏怀古 亦有云:“昔年宫殿雨苔荒,花径无人采旧香。宰嚭若能容国士,西施那解误君王。”3此外,还有吕江诗姑苏怀古 中云:“自是误君曲宰嚭,孰云亡国为西施”3,方回的西湖答中“若使朝适无宰嚭,未妨宫掖有西施”3,周密姑苏台中“堪笑吴伧太痴绝,不雠宰嚭恨西施”3,以上诗作皆反对西施亡吴说,认为是朝中存在奸佞不忠才导致吴国灭亡,不应让西施承担亡吴的罪名。第四类,认为西施是亡国祸水。这一类诗词往往秉持着“红颜祸水”说,认为是西施迷惑君主导致吴国灭亡。如柴望的西施中认为是西施的美貌导致了吴国的灭亡:“君王莫道六宫丑,一个西施已坏吴。”3又如辛弃疾词文学评论092023 年第 15 期杏花天嘲牡丹 中云:“若教解语倾人国。一个西施也得。”4辛弃疾在词中将杨贵妃与西施并提,写杨贵妃导致安史之乱,西施导致吴国灭亡,从而传达出红颜祸水的观念。此外,柳永在其词作西施 中也以“妖艳”“善媚”等含贬义的词语描写西施。总体而言,宋代诗词大多对西施持正面评价,也有小部分诗词对西施进行贬斥。三、薄媚 大曲中作者的女性观及其原因探析(一)“红颜祸水”论从董颖对西施的评价可以看出在董颖支持“红颜祸水”论。在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后,宋代面临着礼崩乐坏、道德迷失的现实,急需重建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的社会秩序。同时,又因对前朝安史之乱教训的反思,宋朝士大夫在论及后妃时往往会对以色惑君的后妃进行抨击和贬义。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对赵飞燕姐妹和杨贵妃的评价。如资治通鉴 在谈及赵飞燕姐妹时有“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日:此祸水也,灭火必矣”5之类的言论。至于杨贵妃宋人也多持贬斥态度。宋代士大夫频繁论及这些以色惑君的后妃,并且对其进行贬抑。在这样的风气的影响下,董颖持“红颜祸水”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与赵氏姐妹和杨贵妃等人不同的是,西施毕竟承担着双重身份,其虽然有着亡吴之举,但于自己的国家越国而言却有着破吴之功,这也是西施在诗词中并没有受到宋代士大夫过多贬斥,反而是同情、肯定评价居多的原因。(二)“女从男”“嫁从夫”论这种“女从男”“嫁从夫”的言论最早出自 礼记。它是中国古代父权社会下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并且此后随着儒学的发展改造不断被强化。到了宋代,程颐兄弟推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进一步加强。程颐认为“夫妇有别”并且男尊女卑,女子应听从男子,其有言道:“女归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义也”;“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如恒是也”;“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6。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理学尚未成为显学并广泛传播开来,但是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背景下,董颖不可避免会受到传统儒家观念较大的影响,从而认同“女从男”“嫁从夫”的女性观,在作品中把西施塑造成按照男性意志行事的女性形象。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西施在入吴一事上无自主选择权。西施因为文种的计策被迫觐见越王,并且在会面之后立即表示自己愿意入吴,在这里董颖根本没有给西施拒绝的机会,而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西施甘愿成为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其次这种观念体现在董颖对西施“情不似虞姬”的评价上。西施在前文作为越国送往吴国施行“美人计”的工具是被剥夺了个人情感的,然而此处董颖却又要求西施为吴王殉葬,明显是古代“出嫁从夫”观念的体现。(三)对女性德才兼备的期许在宋代,女子“唯德独尊”的思想倾向尚未形成大的趋势。当时的士大夫大多对女子有才持支持态度。如司马光认为女子有才能更有利于妇德的培养。司马光认为读书学习可以让人知礼义、辨是非,“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7。更有一部分士大夫由衷的欣赏和认可女性的才学。如王安石就经常在为一些女性作的墓志铭中表达他对她们才学的欣赏,他在为寿安县君王氏所作的墓志铭中写道“夫人好读书,善为诗,静专而能谋,勤约以有礼”8。宋代社会女子才学和德行并重的风气同样也影响了董颖对西施形象的塑造,所以董颖在塑造西施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也将其描绘成一个“众美兼备”的形象。在薄媚 大曲中,西施不仅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而且还有着“论时事”“会君意”的才干。不仅如此,大曲中的西施还甘愿为国舍身,入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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