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_邓昱全.pdf

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邓昱全 陈宝良（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摘 要：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关键词：董其昌；沈一贯；京官外迁；政治文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论：问题的提出董其昌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艺术家，其艺术活动与非艺术活动间的关系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不过自吴讷孙之后，学者们逐渐扬弃了董其昌“疏于政治，精于艺术”之说，开始更多地关注董其昌的政治生涯与艺术变化间的关系，以及董氏在政治中自身的行动逻辑。而对于董其昌的政治属性最引人瞩目的观点，莫过于李慧闻所提出的“政治抱负”说（），且更为突破传统范式。综合诸说可见，在董其昌的生命史中，确实是政治与艺术两面并存，且彼此有主次显隐之别。问题在于，董其昌在人生的政治期与艺术期之间是如何转换的？进而言之，这种转换对董其昌的个人世界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毫无疑问，这仍有不少有待发掘的题中之义。就董其昌任职翰林院（年）的书体时序而言，董氏自称早年宗柳，而从现存正阳门此研究趋向最早见于吴讷孙（），主张检视艺术家与其“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之间的关系”，参见g g：，g，：，g g：，转见 ，：，美高居翰著、王嘉骥译：山外山：晚明绘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参见 ，g g ，g g ，：，g g ：，：，董其昌：容台集卷 书品，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 辑第 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页。关帝庙碑金刚经等书法作品来看，柳体仅占其中数行，更多的是以欧、虞、二王为主。董氏自述与留存的实物之间存在出入，可否说明彼此间有着一种冲突？王锡爵教授馆课时，曾称董氏“对策书学率更令，（庶常）复类柳诚悬”，说明董其昌在殿试时擅用欧体，庶吉士时始“由欧兼柳”。王锡爵之说，不仅可以诠释并消解自述与实物间的矛盾之处，而且已经清晰地显示出董氏早期艺术的政治时间顺序。从社会时间学的角度来看，用“对策”“庶常”等政治身份，给董其昌艺术生涯加以分段、序时，那么，诸如艺术变化的“意外”，同样可以被纳入时间顺序中。这也从侧面可以证明，董其昌出任翰林的时期，政治时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事实上，董其昌在万历二十七年归乡后（年），虽两次短暂任官两年，但主要以乡居为主，却是董氏艺术上的成熟期。时人甚至因董其昌长年“游情于艺圃”，反而多“慕其才艺”，几乎忘却他的政治身份属性。可以说，董其昌第一次艺术与政治角色的交替，且进入蓬勃的艺术创造期，正是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八日，亦即从翰林院编修转为湖广按察司副使的身份转换。这表面看似七品到四品的升官，实则断送了董其昌的京官生涯。然传统文献在提到此次离京原因时，往往多有隐晦。比如董氏好友何三畏，在致信他们共同的老师聂廷璧时，仅言“董玄宰以初归”；而在与朋友喻均的信中，虽然特意点出董氏“此际还山，实出意外”，却又未遑详论。在后世的相关传记中，也大多采用“坐失执政意”和“寻有忌之者”等模糊说法加以搪塞。故董氏己亥离京一事，尽管对董其昌研究颇为关键，但究之近世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然还是没有明确道出其因。无论是史传还是流言，这些附会在故事表面的观念分歧，已经提示我们必须重回“历史现场”。因此，本文从董其昌离京前的个人行为出发，借助对诸家说法的考论，进而重新回到京察的政治程序中，其中包括董其昌年资、京察主持者、内阁倾向与神宗皇帝的意见等环节，希望从制度运行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董其昌离京事件的直接动因，乃至这一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脉络。一、入仕之初：董其昌积极的从政态度万历十七年己丑科，董其昌进士及第，馆选第五，成为庶吉士，由此开启十年的翰林生涯。在任翰林期间，董氏备受赞誉。在年长一辈中，许国称他为“天下士”，沈懋孝称他“间世逸才，千载之勋”；I0在同辈中，何三畏尊他为“奕奕雄文元有价，莪莪国士定无双”；在晚辈中，毕自严甚至艳羡董氏为“天上人”。Il这固然是夸耀董其昌身为庶吉士的“储相”身份，也是褒奖他的政治才华。只是因为翰林职官多“不事事”，职务以文字与礼仪为主I2，并非典型的行政官僚。解读董其昌在翰林时期的 安徽史学 年第 期I0IlI2董其昌：容台集卷 天全楼帖，第 页。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谢稚柳：谈董其昌的代笔，朵云编辑部编：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年版，第 页。宋懋澄：九籥集卷中祭冯元成先生文，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戊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年明实录校印本，第 页。何三畏：漱六斋全集卷 简聂宪副崇野老师简喻枫谷宪副旧太公祖，明别集丛刊第 辑第 册，黄山书社 年版，第、页。康熙松江府志卷 名宦，第 册，清康熙二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 页。按：清修明史显然采自此说。参见明史卷 董其昌传，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康熙江南通志卷 人物，第 册，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第 页。明神宗实录卷，万历十七年六月癸巳，第 页。董其昌：容台集卷 太傅许文穆公墓祠记，第 页；沈懋孝：长水先生文钞卷 与内翰董思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册，北京出版社 年版，第 页。何三畏：漱六斋全集卷 寄董太史玄宰，第 页；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 与董玄宰，明别集丛刊第 辑第 册，第 页。董其昌：容台集卷 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尚书抑所唐公行状，第 页。政治活动，可以“己丑馆课”与“乙未会试”为例，考察他在政治场域的行动与思考。（一）己丑馆课己丑科在馆共两年二个月，培训内容为“在院教习、读书，及每月二次考试”。其中馆课最为重要，庶吉士以此“第其高下”，决定散馆去留。馆课内容除“供奉文字”外，主要涉及儒学理论、制度沿革与时局政务等。董其昌所作馆课篇目，儒学理论类有：原心亭铭刘向说苑序荀杨大醇小疵刻八大家集序知命俟命立命说原心亭记成乐轩记夜气浩然之气读卫霍李广传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评石鼓歌周比、骄泰、和同辨评至言昌言罪言，制度沿革类有：恭读宣宗皇帝御制翰林院箴岁差考从祀，时局政务类有：备荒弥盗议读盐铁论题后议国计疏勤政励学箴御虏大捷露布拟修理河堤议，供奉文字类有：赋得云近蓬莱秋夜读书帝京篇万寿无疆颂赋得玉河冰泮清秋瀛州亭论学咏盆菊七夕征虏将军出塞歌邠风图击剑篇观运甓图有感省耕图忧旱吟金镜篇太庙荐麦长安冬至上林春雪。董其昌在庶常馆的时间仅占个人生命的，但馆课篇目却占其文集容台集的，再加之同时期其余文字，翰林时期可谓是他现存文章最集中的阶段。这些创作囊括经史，跟董其昌早年开始熟络“举业正脉”与“竺乾之书”，重视文史积累和思维考辨不无关系，同样也包含着对于馆课的政治理解。比如董其昌认为庶吉士“不专仕、不专学，盖兼处于学与仕之间”，馆课乃是“政学”，要以从政的态度来治文。正是因为有此认知，方使董氏所作馆课屡屡拔魁，且得馆师佳评，称之为“体正大而法谨严”“大雅不群”，乃至“融洽之识，隽雅之词”。到散馆前半年，董其昌就被其他同馆成员视为“应留之列”，必成翰林官。成为翰林官，也就拥有了进入内阁的机会。（二）乙未会试万历十九年，董其昌护送礼部侍郎田一的棺椁南下，一年后回来。不久，董其昌以“命代才名”“文学冠时”的声誉，进入翰林I0，开始身兼许多礼仪与科举事务。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会试出现掩卷争议，董其昌在文字中已经明白道出了其对事件背后政治关系的把握，以及自身的微妙应对：昔乙未之岁，余奉诏为南宫同考官。初入棘，注书二房，序齿也。次日改注书一房，序官也。大学士新建张公（位）忽邀余，请曰：邹宫允（德溥）以春秋一再分考矣，今且复然，顾其额少，鲜肯易者，公有意乎。于是，余复注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董叔弢（嗣昭）。是时，方以科场为惧府，恒门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袖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宗道）不直余，谓何乃作昧心事。而陶周望（望龄）宣言曰：董年兄不及吴年兄矣。叔弢，故崇仁吴（道南）所取浙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盘（新德）亦得李鸿卷，袖之不出。新建张少师曰：废则俱废耳。李鸿者，申文定公之壻也。戊子之役，人以是点余座师黄宫詹（洪宪）。文定去国而鸿得隽，正宫詹辩诬之日，余安忍负黄公。盖叔弢之间关得一第以此。Il细绎上文，董其昌颇费笔墨地详述改阅春秋房、拒录董嗣昭之事，却未言明背后缘由：董嗣昭是湖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I0Il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九年八月八日庚子，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黄佐：翰林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锡爵等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册，齐鲁书社 年版，第，、页。篇目整合自：容台集；增订国朝馆课经世宏辞；沈一贯辑：新刊国朝历科翰林文选经济宏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册；陈经邦辑：皇明馆课，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册，北京出版社 年版；张位辑：皇明馆课标奇，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 董宗伯旧稿小序，明别集丛刊第 辑第 册，第 页。董其昌：容台集卷 成乐轩记，第 页。董其昌：容台集卷 序郭主客集，第 页。王樵：方麓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 年版，第、页。董其昌：容台集卷 寿节妇董母李孺人五十序，第 页。州董份之孙，董其昌的乡试座师黄洪宪与董份是姻亲，且董份在朝廷“存问”起复之列。这些关系看似只是微妙的亲友关系，实际在当时的科场中，对考官与亲友关系的猜疑不断，可谓复杂谲诡。虽然与董其昌同为黄洪宪弟子的吴道南，在浙江乡试以“奉命衡文”为由，力排众议录取了董嗣昭。但是跟董其昌一起阅卷的傅新德，却选择了掩卷李鸿，正因其座师申时行是李的岳父。就此来看，董其昌不只是想“奉命衡文”，更希望在当时弥漫着“恒门第是抑”的风气中，为自己曾经的座师平反。黄洪宪在万历十六年顺天府乡试中，因录取王锡爵之子王衡与申时行之婿李鸿，朝野竞相上疏交攻，最终不得不“在籍听勘”。董其昌不愿应对朝堂舆论压力，坚持掩卷，正好迫使主考官张位出面，通过俱录以示公平，实现“宫詹辩诬”的目的。以往在讨论董其昌翰林任期内的史事时，既关注到了他的政治潜力，也延伸出他对艺术环境融洽的喜爱。但透过上述两件事例，可以看到翰林时期的董其昌，不仅对当时政治格局判断清晰，也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手腕，比较符合翰林作为“储相”的政治素养。因此，吴讷孙等学者所持“疏于政治，精于艺术”的观点，认为董其昌是基于隐逸思想而主动归乡，难以真正揭示董氏真实的心境。二、传闻：董其昌离京诸说驳正关于董其昌离京的猜测，除去前文提到的几种传、论外，文献中还有数种较有影响的猜测，如丁酉江西程文中涉及党争之事和朱敬循、董其昌二人的书画争端等，需要梳理这些歧论出现的时代原因，探究其背后的真伪。（一）江西乡试程文江南通志所载董其昌传中，有“主考江西，寻有忌之者”句，提示了离京与万历二十五年所主持的江西乡试有关。董其昌所作此次乡试程文中，有“所谓人才者，又复自相疑忌，伐异党同，不几于示奸人之隙，而启人主之厌薄也哉”的评论，所论从士风讨论到朝堂朋党，不免令人有疑。程文所涉内容与明人士风论有关。明中期以来对圣人“是非”论的争辩，到晚明演化为君子、小人等士风定性的评判。董其昌同期的其他乡试录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焦竑言：“近日之人辩于文而实则不足。实有余者，难在身而利归于国；实不足者，难在国而利归于身。士至于利归其身也，世何赖焉。”I0叶向高言：“世有真儒之才，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