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_桑东辉.pdf

第 25 卷 第 2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25,No.2 2023 年 4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pr.2023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 桑 东 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摘 要：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其不仅具有世界本原和根本大道的特质，而且是指导人类社会的至理大法。中和思想肇始于先秦，在儒、道等思想流派中都有阐释。董仲舒的中和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精华，并借助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证成儒家的中和思想。董仲舒的中和思想较之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具有更完备的体系性和实践价值。董仲舒从本体论、道德论、政治论、修养论以及阴阳五行等角度，系统论证了中和思想的核心内涵及其实践价值。尽管历代对董仲舒及其中和思想缺乏充分认识和恰当评价，但董仲舒的中和思想在中国儒家中和思想发展史上仍具有里程碑意义。关键词：董仲舒；中和思想；先秦哲学；儒学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3.02.006 作者简介：桑东辉，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037）；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ZXB026）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3)02-0046-08 收稿日期：2022-10-20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董仲舒的思想体大思精，其问题域和关注点也较为丰富。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中和思想是其思想精华之一。董仲舒的中和思想是对儒家学说的传承和发展，是对儒家思想精华的提炼和总结。尽管董仲舒思想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但对于董仲舒中和思想的研究显然重视程度还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学术界对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本身就重视程度不够，相关研究成果与中庸、和合等思想的研究成果相比，是少之又少。有限的一些关于中和思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中和思想与中医养生理论以及音乐、书法、绘画等美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再就是有的学者把中和作为中庸、和合等思想的参照物和对比系，而偶涉中和思想研究。至于从哲学、伦理学视域研究中和思想的，则多集中在对先秦中和思想和朱熹、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的中和思想研究，对董仲舒的中和思想则缺乏足够重视。另一方面，研究董学的学者也很少关注董仲舒的中和思想。从知网显示的学术期刊发文情况看，直接探讨董仲舒中和思想的只有两篇，即吴飞1和刘力2的两篇文章。此外，在一些相关硕博论文和期刊文章中虽然也偶有提到董仲舒和中和思想，但往往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系统的阐释。即便是专门研究董仲舒中和思想的吴飞和刘力那两篇文章也主要侧重在探讨董仲舒中和思想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而没有对董子中和思想的来源和核心要义做一较全面的探讨。当然，本文也不是一篇全面阐述董仲舒中和思想的论文，而主要是辨析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继承了哪些，以及又有哪些创新和发展。一、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并且不惟儒家所独有。但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对中和思第 2 期 桑东辉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47 想尤为重视，对中和思想做了最丰富、最全面的阐释和概括，是先秦时期阐释中和思想的理论高峰。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直接提到“中和”一词的主要是荀子和礼记。礼记中庸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继而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此，礼记中庸将天命与性与道联系在一起，从形而上的角度，将孔子罕言的性、命等本体问题引入儒家的问题域。在礼记中庸作者眼里，因为道是那么隐而微，因此必须以戒慎、慎独的态度对待道，并指出中和是天下的大本达道，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致中和”的思想主张。应该说，礼记中庸的上述论述开启了儒家中和思想的大门，是儒家中和思想的概论和总纲，此后所有儒家关于中和思想的论述都是对这一总纲的阐释、解读、创新和发展。除了礼记中庸篇把中和作为大本达道并提出“致中和”思想，先秦儒家还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开显出中和的音乐美学特质和道德教化功能。如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荀子乐论中亦言：“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都把乐作为“中和之纪”，至于二者是谁影响了谁，今天已经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战国时期的儒家将“乐”推崇为“中和之纪”。荀子劝学在谈到“道德之极”时，也特别提到了“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可见，在先秦儒家看来，音乐是体现中和的。由荀子和礼记开创出的中和音乐理论从此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中和之美”，并进而赋予“中和之美”以道德教化功能，从而发展出中国传统的艺术伦理精神。如果说礼记中庸奠定了中和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致中和”的实践价值，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提出了“中和之纪”的音乐道德美学精神，那么，荀子“王制”篇和“致士”篇的相关论述则将中和思想引入政法实践中。荀子王制有言：“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在此，荀子将中和与公平并列，作为司法听讼断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认为奉行中和之道则不会偏听偏信，也一定会无偏无党，公平正直。荀子致士进一步指出，行政和司法官员在行使“临事接民”等为政治国职能时，不仅要有始有终，中间还要有“隆”，并把“中和察断以辅之”作为“政之隆也”。礼记也好，荀子也罢，尽管二者都是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它们的思想皆来源于孔子以及周易的影响。虽然在论语左传易传等记载孔子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经典中并没有出现中和一词，但其中已经出现中和思想的萌芽，特别是传统的尚中、重和思想，以及中庸、和而不同等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和的思想渊源。首先，关于尚中思想。周易无疑是尚中的。在易传中，随处可见“刚中”“柔中”“得中”等语，并认为“中”乃天之道，所谓“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易临彖）,“中正以观天下”（易观彖）等。在易经每一卦的各爻中，中爻往往也是最吉祥的，所谓“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易系辞下）。易的每一卦共六爻，分上卦三爻和下卦三爻。第二爻和第五爻分别是下卦和上卦的中爻，因此，“二多誉”“五多功”（易系辞下）。先秦时期人们最初将“中”视为天道，并将尚中原则作为天道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在礼记中庸中，孔子称赞道：“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 对于礼记一书的成书时间，学界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是在战国时期，有的认为是在秦汉时期。总的来说，礼记各篇成书时间不一，作者不一，大体成书于战国和西汉初年。其中，涉及中和思想的有“中庸”和“乐记”两篇。“中庸”篇一般认为应出自子思或子思弟子之手，“乐记”篇则与荀子的“乐论”篇互相影响。因此，这两篇都可断为先秦时期作品。4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从尧告诫舜“允执厥中”到孔子称道舜在治理百姓问题上能“执两用中”，这些都说明作为体现天道和天地规律的“中”已经成为惩恶扬善、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其次，关于重和思想。在易传中，有关“和”的思想就更多了，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乾彖）。孔子非常重视“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在这里，孔子将“和”作为礼在实际践履中的最高理想状态和古圣先贤摸索出来的普遍规律。但孔子并没有停留在单单就礼而谈“和”的层面，而是将“和”引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今通理，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重和思想，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并盛赞柳下惠为“圣之和者”（孟子万章下）。相对而言，荀子对“和”的概念更加重视，荀子一方面肯定了“和”的调味功用，一方面也更重视“和”的礼乐教化功能，所谓“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他还继承了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和思想，提倡礼义的“和夫妇”作用，阐发“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荀子修身）的道理。第三，关于中庸思想。“中庸”是传统儒家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自始至终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但由于“中庸”的理论和实践较为高妙而难以践行，因此孔子总感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故而夫子很少提及“中庸”。尽管这样，“中庸”仍然无疑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礼记中庸的阐扬，而逐渐成为传统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其最高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二程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子对上古生民朴素的“尚中”思想进行了延展，将“中”与“庸”（即“用”）连在一起使用，使“尚中”的认识论进一步上升为指导人们实践的方法论。比较而言，“中和”是“尚中”与“重和”的有机结合，而“中庸”则主要是“尚中”原则的应用价值，在对“和”的价值的开显和运用方面不很充分。因此，从内涵的丰富性上看，“中和”要比“中庸”的内涵更为丰富。最后，关于和同思想。严格说起来，所谓“和同”其核心是“和而不同”而非“和而同”。“和同”是一种简言表达方式，标准的说法应该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思想出自国语。在国语郑语中，史伯比较了“和”与“同”的异同，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观念，进一步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里的“同”即“以同裨同”，就是抹煞了事物之间的差异，否定了事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整齐划一的集体平庸，必然导致僵化、极端。相反，“和”则是“以他平他”，强调在变动中达到一种平衡，通过不同事物间的互动、互补达到和谐统一。这种平衡不是僵死的、静止的，而是一种运动变化中的平衡。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必然是和谐、时中。相比较而言，“和而不同”主要关注点在于尽量避免雷同、简单重复、同质叠加，主张的是异质交融、差异互补，其关注的是“同”与“异”的问题，主要局限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而“中和”思想不仅涵盖了“和而不同”思想所关注的“同”与“和”的问题，而且还体现了“中”对“和”的指导和引领，体现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综上，在先秦儒家那里，中和思想不仅已经萌芽了，而且最晚在战国末年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并将其从思辨本体论延伸到礼法政治实践、音乐美学及道德教化等领域。二、董仲舒对先秦中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作为儒家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思想巨擘，他不仅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而且还创新深化了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如前所述，先秦儒家论中和主要集中在礼记“中庸”等篇和荀子的相关篇章中。但吴飞教授审慎地提出：“董仲舒是否读过子思子之中庸，不得而知。”不过，他随后又断言道：“其（指董仲舒笔者注）中和思想与中庸中很多思想可相印证。”并十第 2 期 桑东辉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49 分肯定地说：“中庸与春秋繁露的两处文本即便并无直接关联，也应该有内在的呼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和之理。”1我非常赞赏吴飞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对于董仲舒是否读到中庸等文献，我经过查阅有关汉代学术史和经学史资料，参之以学界研究成果，倾向于认为董仲舒应该是接触到中庸等文献资料的，因此，本文的立论建立在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概言之，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论语左传礼记荀子等文献中有关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并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将儒家中和思想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了本体思辩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