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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对高技术行业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研究_段铭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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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 高技术 行业 企业 创新 意愿 影响 研究 段铭美
财政监督CAIZHENGJIANDU2023 10CAIZHENGJIANDU财税纵横财政补贴对高技术行业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研究段铭美【摘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政府更好发挥自身职能,增强高技术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本文将创新意愿定义为“在企业层面能够反映出企业愿意为创新而进行投入的倾向”,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内容,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衡量企业创新意愿,并从异质性的角度对财政补贴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分析。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上证A股175家上市高技术行业公司的样本数据,通过一系列数据处理后得到观测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财政补贴对国有企业创新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活跃程度和企业发展阶段也会影响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的作用程度。研究结果丰富了有关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主观意愿影响的研究,为相关部门确定财政补贴及其配套方案提供了借鉴意义。【关键词】财政补贴 企业创新意愿市场化活跃程度一、引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发挥人才引领驱动,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效能。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从2006年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发布到2012年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出台,再到2022年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企业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行 动 方 案(20222023年),我国日渐注重企业创新的内驱力,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导权和话语权,就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在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意愿是否强烈,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水平。现实中由于企业创新纵深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企业的创新意愿受挫。企业只有摆脱这些限制,创新意愿才可能最大限度得以激发和提升,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才能更好实现。对此,我国主要从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种方式着手,激发企业创新意愿。然而与税收优惠相比,财政补贴在促进企业创新时存在诸多优势,如: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创新主动性的推动作用有限,财政补贴政策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提高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财政补贴的方式将支持的对象具体化,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或者研发项目,更具有针对性和靶向性;财政补贴对企业实际创新活动的监督作用更强,可以对企业创新进行全过程监督,提高财政补贴效率。当前,我国的财政补贴形式主要有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和无偿划拨非货币性政府补助资产四种,本文中财政补贴是指以财政拨款的形式给予创新企业的补贴,主要包括政府资金补助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两部分。运用财政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创新意愿给予支持,不仅可以发挥财政补贴的灵活性和靶向性,还可以发挥导向性作用,及时向社会传达政府当前的政策导向。在补贴开始之前,有关部门可以针对补贴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保证财政补贴发挥最大效用。然而,针对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86财政监督CAIZHENGJIANDU2023 10财税纵横尚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寻租等原因,财政补贴无法实现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激励 作 用,反 而 会 抑 制 企 业 创 新 意 愿(Lach,2002;Khwaja et al.,2005;安同良等,2009;毛其淋等,2015;李峰等,2020;张杰,2020;张杰等,2021);也有学者认为,在对企业创新补贴过程中,财政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负向激励效果,财政补贴可以充分发挥其灵活性、针对性和导向性,提高企业创新意愿(Saha et al.,2019;Ziesemer,2021;Steinmo et al.,2022;解维敏等,2009;岳松等,2010;张辉等,2016;张杰,2020;张杰等,2021;向为民等,2021;彭十一等,2022);还有学者持中立意见,认为财政补贴对于企业创新意愿的作用会存在门槛效应,企业性质和状况、补贴的机制、社会环境等都会影响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的作用(Dai&cheng,2015;周亚虹,2015;张辉等2016;刘相锋,2018;张杰,2020)。鉴于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文从企业主观意愿出发,探究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是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二、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年)要求,政府要积极推进各项惠企政策落地生效,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引领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因此,运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意愿,符合我国当前的政策要求。一方面,财政补贴可以发挥靶向性作用,有针对性地提高企业创新主观能动性(解维敏等,2009;岳松和庄瑜,2010;张杰,2020;张杰等,2021)。由于财政补贴存在更强的专业性、靶向性和政策性(吴非等,2021),政府在拨款时就可以将补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前置,提前制定应对策略,从而保证财政补贴作用的充分发挥。在财政补贴对象选择过程中,以科学为基础的企业居多(Steinmo et al.,2022),这些企业的创新储备更加充分,运用财政补贴进行创新的意愿更加强烈(罗百英,2022),对这类企业来说,财政补贴更倾向于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但针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意愿受财政补贴影响更强这一问题,学者的意见尚不一致。另外,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为了精准发挥补贴的创新效应,需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特点对补贴的介入与退出机制进行结构性优化(余典范等,2022),对成长期企业进行补贴倾斜能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作用,一旦企业步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刘建国,2017;唐大鹏等,2021),政府需要考虑非研发类补贴的退坡,以集中资源聚焦创新扶持。在财政补贴环节的选择上,从长期来看政府在供应链环节的补贴更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意愿(Sahaet al.,2019),供应链协调机制和财政补贴政策的合理组合,对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财政补贴是一个相对综合的企业创新意愿激励方式,不仅要考虑企业状况以及补贴方式,还要考虑补贴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合理配置以及企业之间的关联性问题(Manuel et al.,2021),以避免各方资源过度集中所带来 的无谓损 失 和 低 效 浪 费(Zhou et al.,2022)。另一方面,财政补贴可以纾解企业发展困境、分担企业创新风险,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增强企业创新意愿。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国内和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催促着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在经济不景气时,更应该从自身出发、探索新的内生经济增长点,财政补贴作为企业外部援助,可以缓解经济波动给企业创新和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魏世亚,2022),引导企业发展创新点并带动企业创新主动性,尤其是针对创新潜力较大且融资约束水平比较高的企业,在获得补贴之后,创新意愿明显增强(徐向艺等,2015;喻青松等,2016)。某一企业的创新会带动相关企业的创新,但由于企业创新支出具有公共物品正外部性的特征(岳松和庄瑜,2010),会造成技术外溢(朱平芳等,2016;向为民等,2021),财政补贴可以弥补创新企业因外部性造成的利润和市场份额的损失,提振企业创新信心,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张辉等,2016),提高企业创新意愿。目前,我国针对企业创新的财政优惠政策和鼓励创新的科技政策较多,但大多数企业对政策的理解往往存在偏差,而通过财政直接补贴企业项目的方式,可以明确国家政策方向,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造成的风险(曲丽娜等,2022),从而消除政策理解偏差给企业创新造成的阻碍,提高企业创新意愿。87财政监督CAIZHENGJIANDU2023 10CAIZHENGJIANDU总的说来,财政补贴在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这一影响过程仍然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基础设施水平、留存收益、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在财政补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仍然存在研究空间,尤其是可以体现企业发展能力的留存收益。另外,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活跃程度也会影响财政补贴作用于企业创新意愿的效果,但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还未有定论,需要进一步研究。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以20072020年上证A股上市高技术行业公司数据为分析对象,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财政宏观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为了提高实证回归的质量,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一是剔除ST、*ST等存在财务风险的企业;二是剔除关键数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三是仅保留涉及高技术领域的企业样本。(二)变量设定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意愿(EIID)。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意愿是预测行为最为合适的变量,行动可以反映意愿(Ajzen,1991),因此本文中的企业创新意愿是指在企业层面能够反映出企业愿意为创新而进行投入的倾向。在对企业创新意愿(周炜等,2021)进行衡量时,本文借鉴苏屹等(2019,2021)提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指标,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总资产之比(取对数)来衡量(杨洋等,2015)。2.解释变量。政府补助(GS)为第一个解释变量。本文首先选取本期政府补助金额作为衡量指标,并取对数(杨洋等,2015)。由于政府补助在企业内部的适用范围更广,不仅仅聚焦于科技创新,因此本文加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强度(IGSST)这一解释变量作为补充,提高财政补贴对创新的靶向性,其衡量借鉴吴非等(2017、2020)的指标,选取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比(取对数)(唐大鹏等,2021)。3.控制变量。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还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创新意愿的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水平(LHC),用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比衡量;基础设施水平(IL),用省公路里程数/省行政区域面积衡量,并取对数;企业留存收益(EGA),采用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之和衡量,并取对数(黎文靖等,2016);对外开放水平(LOU),用省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省年生产总值衡量,并取对数;企业发展规划(EDP),用各企业年度报告中关于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个数来衡量(吴非等,2021)。(三)模型设定为研究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EIIDi,t=0+1GSi,t+2Controli,t+Industry+Year+i+i,t(1)EIIDi,t=0+1GSi,t+2IGSSTi,t+3Controli,t+Industry+Year+i+i,t(2)其中,EIIDi,t为被解释变量,GSi,t为解释变量,IGSSTi,t为补充解释变量,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i为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Industry和Year表示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分别控制行业层面的非时变因素和年度层面上的冲击影响;i,t为企业层面的随机误差项。模型(1)是对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意愿影响的检验。模型(2)加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强度,强调地方政府对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检验在政府补助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强度的复合财政补贴作用下,企业创新意愿的反应。表1描述性统计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知,体现企业创新意愿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1.025,标准差为0.84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333和3.284,表明部分企业的创新意愿较强,但整体企业的创新意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企业之间的创新意愿差异较大。在其他变量方面,政府补助的均值为15.91,标准差 为1.736,最 小 值 和 最 大 值 分 别 为7.783和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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