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观的演变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国家治理_刘昌玉.pdf

年第 期第 卷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边疆观的演变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国家治理刘昌玉，徐 圣（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摘 要：边疆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很早就从“自我”和“中心主义”概念中发展出边疆意识，并清晰地表现在其语言中。此外具象的边疆也经常出现在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更说明两河流域文明对边疆有清晰的认识。两河流域文明始终与边疆密切联系，但在不同时期，其边疆政策有较大差别，这不仅与两河流域王朝的政治体制有关联，也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关。两河流域的边疆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重点表现在经贸活动和人口流动方面，使边疆成为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关键词：两河流域；边疆；边疆观；国家治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边疆作为一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文明的产物，又可以塑造文明的特征。对文明发展历程中边疆以及边疆观演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河流域文明因其处于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下，与外部文明的交往较为密切，故其边疆问题具有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国外亚述学界对两河流域文明的边疆问题展开过一系列讨论。法国学者利梅（）利用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 年公元前 年）和伊辛第一王朝（公元前 年公元前 年）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解析苏美尔语中有关领土概念的词汇。库柏（）围绕与公元前 千纪中叶拉伽什温马边界争端有关的原始文献，探究两河流域文明早期的国家和边界观念。沃克（）以阿卡德王国至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时期为时间范围，考察底格里斯河以东至扎格罗斯山脉这一带地区作为两河流域东部边疆的发展历程。帕克（）对亚述帝国公元前 世纪的北部边疆进行研究，认为亚述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边疆并不是将其和周边国家分开的隔离带，而是亚述、边疆内的被征服者以及域外国家三者交流的重要场所。莫热罗（）则利用楔形文字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对亚述帝国在边疆地区修建的不同级别的堡垒进行分类研究，并着重关注其建筑特点和边疆管理功能。贝克曼（）研究两河流域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关系问题，认为早期两河流域文明虽然经常受到外来移民影响但其文化传统并没有剧烈变化，直到波斯、希腊等文明发达民族的到来才使两河流域文明发生根本改变。目前而言，对两河流域边疆的研究随着亚述学的发展逐步深入，但还是留有很大空间，例如鲜有学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刘昌玉（），男，山东青岛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史学博士；徐圣（），男，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元前 千纪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济契约的整理与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者考察两河流域边疆意识的形成，并以长时间跨度，从整体角度观察两河流域边疆。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原始文献入手，研究两河流域文明的边疆意识以及在不同时间段边疆政策有所差别的原因，并探讨边疆对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独特作用。一、中心主义视域下的两河流域边疆观两河流域文明具有深刻的“自我”和“中心主义”概念。在苏美尔语中，“苏美尔”被称为，意为“文明、被教化之地；高贵主人之地”，而“苏美尔语”被称为，意为“本土语言；高贵的语言”，这都凸显出“自我”的与众不同。阿卡德王国在国王纳拉姆辛统治期间进行大规模扩张，纳拉姆辛在铭文中称自己为“天下四方之王”（阿卡德语：），该称号也被阿卡德王国的后继者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所沿用（苏美尔语：），表明两河流域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地区都属于“从属”地位，显示出浓厚的“中心主义”概念。“自我”和“中心主义”则引出两河流域文明对于自身所生活世界的明确区域划分。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暗含不同区域的显著差别。重要角色恩奇都是母神阿鲁鲁创造的类人生物，后成为吉尔伽美什的挚友。恩奇都在荒野中出生，他起初在荒野中生活，食草以充饥，与动物共饮池水，其行为是野蛮的。而且此时的恩奇都站在文明人类的对立面，他拆毁猎人为捕捉猎物设下的陷阱，断绝猎人的生计。但是，恩奇都从荒野走向城市乌鲁克的过程使其变得文明，他与莎姆哈特相遇后获得判断力，接受牧人的款待后保护牧人的安全，在乌鲁克城因正义感使然与吉尔伽美什大打出手。恩奇都前后形象差异之大可以理解为荒野地区未接受“教化”之人和城市地区文明之人的差别，进而延伸出不同地域差别之意。从苏美尔语中可以看出，两河流域居民很早就从地域层面认识本土和外围，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边疆的概念。苏美尔语中有三个词可以表现出苏美尔人对地理界限的认识，即、，它们在苏美尔人的世界观中指代截然不同的区域。首先，对于 一词，学界已有基本共识，它常常用来指苏美尔人的本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与现代语境中的“国家”类似。在乌鲁克第五王朝国王乌图赫加尔的王室铭文中，等同于，后世的乌尔第三王朝的大量文献中，专指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其次，一词的概念则相对模糊。与 对应的阿卡德语词汇是，直译为“地区”，在地理上介于 和 之间。根据利梅的研究，指城邦之间的乡间地带，是农田、果园、牧场等所在的地区。最后，一词原意指山区或位于山区的部落和国家，而后苏美尔人也用该词指非苏美尔的部落或国家，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部落或国家都带有敌意。关于上述三个词汇出现的时间，一词最早出现于早王朝 或 期（公元前 年公元前 年）有关植物和官员名称的辞书文献中，最早也出现于早王朝 或 期有关食物和植物的辞书文献中，作为修饰地理位置的形容词使用。一词最早见于一份尼普尔出土的早王朝 期（公元前 年公元前 年）的柱状文献，上下文因太过残缺无法翻译。从上述地理概念出现在文本上的时间来看，和 出现的时间较早，而 则相对较晚。从各概念所在的文本类型来看，和 出现在辞书文献中，其含有的地理概念十分明确，而最早包含 一词的文本体裁模糊，对 也缺乏与地理相关的解释。因此可以推断，在苏美尔文化中，和 作为一组相互对立的概念出现较早，而 是在本土（）和外国（）概念形成后才产生的地理概念，指本土和外国之间的地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两河流域的居民不仅认识到不同区域的差异性，而且对边界（线）也有较强的概念。苏美尔语中有数个词含有边界的概念，如、等，阿卡德语中也有、等词。这些词也有细微的差别，例如 既可以指国家的边界，也可以指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边界，既可以指领土边界，也可以指边界上标记用的界石。由此可知，两河流域文明对于自己生活的土地、外族生活的土地以及二者之间的界限等此类概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除了抽象的边疆概念外，两河流域文明对具体的边疆也有清晰的认识，体现在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献中。首先，拉伽什温马城邦之间的冲突就围绕着边疆问题展开。早王朝时期的苏美尔地区并不处于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治下，而是城邦国家林立，因此，对于生活在某一城邦国家的苏美尔人来说，城邦之间也存在边疆。早王朝时期，拉伽什和温马之间的冲突持续一百多年，围绕名为古伊丁那（，意为：平原边缘）的土地，主要目的是争夺可耕种的土地和水源。拉伽什对于边界有明确的界定，拉伽什王安那吐姆（）在界碑铭文中写道：“基什王（）奉恩利尔神（）旨意在拉伽什和温马之间确定边界线并树立界碑”，“安那吐姆没有越过梅萨里姆划定的界限，并且在原处重竖了界碑”。鹫碑（）铭文中也提到安那吐姆在击败温马后，令温马国王发誓：“我不会再进入宁吉尔苏神（）的土地，我不会再改变渠道和运河的路线，我不会再拆毁界碑。”其次，从阿卡德王国开始两河流域的统一王朝通常将波斯湾和地中海看作领土的最外层。地中海即“上海”（），波斯湾即“下海”（），这对概念常常一起使用，它们在阿卡德王朝时期被广泛应用于文献中，代表两河流域世界的边疆。“从上海到下海”意指萨尔贡建立的阿卡德王国地跨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广大土地，完成两河流域地区的统一。?I1再次，公元前 千纪的领土国家之间也对边界进行清晰划分。在同步年代记（）中，?I2多次涉及亚述和巴比伦之间的边界问题。文中提到：“卡度尼亚什王?I3卡拉因达什（）和亚述王阿淑尔贝勒尼塞苏（）就这一边界的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并相互宣誓”，“他们（亚述王和巴比伦王）建立了从扎布河上游的 城到 城再到 城的边界线”。可以得知，亚述和巴比伦之间以城市为界限，对边界进行明确的划分。最后，一份新亚述时期的文献萨尔贡的地理非常详细地描述阿卡德王国的地理信息，体现出亚述人对边疆的认识。该文献不仅有对各个区域起止范围的记录，还有边界的长度以及在边疆地区生活的民族概况，如阿摩利人、古提人和卢卢比人（）等民族的信息。不过，这份文献虽名为描述阿卡德王国，实际是公元前 世纪至公元前 世纪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新亚述帝国边疆元素，因此该文献也表现出新亚述时期两河流域文明对边疆的认识。两河流域文明具有“自我”和“中心主义”概念，两河流域文明对自身所处的世界进行内外区分，内部是文明的、中心的，外部则是有敌意的、野蛮的。对两河流域的语言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两河流域文明很早就产生地理概念上的本土和外国，并在二者的基础上发展出边疆的概念。此外，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中还有若干表示边界概念的词汇，更说明两河流域边疆意识的成熟。在现实层面，两河流域的国家也明确知晓自身领土的范围，设有清晰的边界线，即使在夸张化的表达中，也遵循现实的地理元素。边疆意识形成后，边疆治理政策成为两河流域文明不可避免的议题。第 期 刘昌玉，徐 圣边疆观的演变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国家治理二、内外因素影响下的两河流域边疆治理两河流域文明始终需要边疆为中心地区提供经济、国土安全等方面支持，然而在不同时期，边疆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差别，这不仅与中央王朝本身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有关，也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公元前 千纪至 千纪前期，战争和掠夺是两河流域边疆政策的主要内容。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文明程度较高、国家体量较大，边疆则相对弱小且不稳定，通过暴力手段可以更快更直接地获取中央王朝所需的财富和资源，并持续打击边疆游牧民族，有助于保持王朝的和平稳定。阿卡德王国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其边疆政策具有浓厚的军事征服色彩。阿卡德王国的边疆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稳定服务的，正如王献华教授指出的，阿卡德王国的扩张具有“文明理由”。阿卡德王国对于“不确定地带”?I4的一系列征服行动，体现出其期望控制“不确定地带”以实现和平稳定的目标。而阿卡德王国的覆灭恰与从边疆地区涌入的古提人和卢卢布人等游牧民族有重要关系。此外，阿卡德王国的边疆政策还与控制商路密切相关。阿卡德历代国王的主要用兵方向包括幼发拉底河上游、波斯湾和伊朗高原。这几个地区恰恰是进出两河流域主要商路的必经之地，体现出阿卡德王国控制商路的欲望。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里和埃卜拉已作为叙利亚的重要贸易城市经历数个世纪的繁荣，波斯湾则通过海运与马干、麦鲁哈和狄勒蒙紧密连接，伊朗高原则是中亚与古代近东沟通的重要通道。?I5对这些地区的持续战争保障了阿卡德王国对商路的控制，有效缓解了两河流域本土自然资源缺乏的问题。与阿卡德王国类似，乌尔第三王朝在边疆地区缺乏完备的行政管理机构，其边疆政策也以战争为主。首先，根据年名判断，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几乎每年都对边缘区发动战争，?I6且某些地区不止一次地成为目标。?I7考虑到财富的恢复速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战争很大程度上是掠夺行动。乌尔第三王朝对边疆地区反复进行战争和掠夺，一方面从边疆获得大量战利品，为中央提供财富支持，另一方面被征服的边疆地区作为国王对新兴军事贵族的奖励，使忠于国王的新兴军事贵族能够与城市中的旧贵族形成制衡，有助于加强王权，维持国内稳定。其次，对于被征服的边疆地区，乌尔第三王朝主要以军管区和自治区两种方式进行治理。军管区驻扎有乌尔军队（），由将军（）、军尉（）、士官（）等各级军官指挥。自治区主要位于王朝东南部的埃兰人聚集地，由乌尔国王任命当地贵族进行管理。不论是军管区还是自治区，军队和当地贵族都需要向乌尔中央缴纳大量以牲畜为主的边疆税。而纳税活动由军队和当地贵族负责，极有可能是因为边疆地区专业行政机构的缺乏。简而言之，由于边疆地区相较两河流域中央王朝组织能力不高，抑或是国家体量不足，故在国力上两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