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第25卷第2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4月1924年，张闻天借小说《旅途》构建了革命文学的新范式，为革命文学覆上了一层充满“罗曼蒂克”气息的神秘面纱。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将“革命”与“恋爱”两大主题加以融合的创作倾向不仅成为诸多作家青睐的叙事模式，而且形成了一种叙事潮流。时过境迁，随着左翼文人对革命话语的迫切需求，“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在被不断批评后走向了“革命压倒恋爱”的偏狭之境。1935年，茅盾先生著文把“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演进细化为三个阶段：“这种文学模式最初表达‘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后来发展出‘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两种类型。”[1]“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从以“恋爱”为主“革命”为辅，逐渐过渡到了以“革命”为贵，“恋爱”为轻的境地。小说文本中“个体”的恋爱故事被“革命”赋予了光环，促使读者们关注的重点从“个体”过渡到了“群体”，使得“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文学作品从时代先锋逐步跌入公式化写作的套路。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转机。因受到前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加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落实，文学的土壤上孕育出一些富有朝气、冲破禁区的“花朵”，尤以爱情之花最美。诸如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以及阿章的《寒夜的别离》。虽然昙花一现，但这一时期的“爱情文学”已不再被作家视为“潘多拉的魔盒”般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在百花时代的滋养下，不仅颠覆了“迷途-救赎-重塑”的革命逻辑[2]，而且顺承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流泽，冲破了主流文学的窠收稿日期：2021-12-12作者简介：庞裕，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地域文学研究。肖振宇，男，吉林东辽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百花时代下“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嬗变庞裕,肖振宇（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00）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百花文学”虽历时短暂，却为“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增添了新的元素。百花时代滋养了革命恋爱之花，不但颠覆了传统的革命爱情叙事逻辑，而且顺承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流泽，冲破了主流文学关于“爱情”与“人性”的禁区，绽放出了别样花朵。关键词：百花时代；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