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时代下“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嬗变_庞裕.pdf

82 第 25 卷第 2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4 月1924 年，张闻天借小说 旅途 构建了革命文学的新范式，为革命文学覆上了一层充满“罗曼蒂克”气息的神秘面纱。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将“革命”与“恋爱”两大主题加以融合的创作倾向不仅成为诸多作家青睐的叙事模式，而且形成了一种叙事潮流。时过境迁，随着左翼文人对革命话语的迫切需求，“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在被不断批评后走向了“革命压倒恋爱”的偏狭之境。1935 年，茅盾先生著文把“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演进细化为三个阶段：“这种文学模式最初表达 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后来发展出 革命决定了恋爱 和 革命产生了恋爱 两种类型。”1“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从以“恋爱”为主“革命”为辅，逐渐过渡到了以“革命”为贵，“恋爱”为轻的境地。小说文本中“个体”的恋爱故事被“革命”赋予了光环，促使读者们关注的重点从“个体”过渡到了“群体”，使得“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文学作品从时代先锋逐步跌入公式化写作的套路。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在 20世纪 50 年代迎来了转机。因受到前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加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落实，文学的土壤上孕育出一些富有朝气、冲破禁区的“花朵”，尤以爱情之花最美。诸如宗璞的 红豆、丰村的 美丽、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陆文夫的小巷深处 以及阿章的 寒夜的别离。虽然昙花一现，但这一时期的“爱情文学”已不再被作家视为“潘多拉的魔盒”般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在百花时代的滋养下，不仅颠覆了“迷途-救赎-重塑”的革命逻辑2，而且顺承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流泽，冲破了主流文学的窠收稿日期：2021-12-12作者简介：庞裕，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地域文学研究。肖振宇，男，吉林东辽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百花时代下“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嬗变庞裕,肖振宇（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出现的“百花文学”虽历时短暂，却为“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增添了新的元素。百花时代滋养了革命恋爱之花，不但颠覆了传统的革命爱情叙事逻辑，而且顺承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流泽，冲破了主流文学关于“爱情”与“人性”的禁区，绽放出了别样花朵。关键词：百花时代；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583（2023）-0082-03The Evolution of“Revolution and Love”NarrativeMode in the Baihua EraPANG Yu，XIAO Zhen-yu（College of Arts,Jili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00,China）Although the“Baihua Literature”appeared in the mid-1950s lasted for a short time,it added new elements to the narrativemode of“revolution and love”.The era of Baihua nurtured the flower of revolutionary love.It not only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logic of revolutionary love,but also followed the flow of humanitari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broke through the for-bidden zone of mainstream literature on“love”and“humanity”,and bloomed a different flower.the Baihua Era;revolution and love;narrative mode第 25 卷第 2 期2023 年 4 月遵义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Zunyi Normal UniversityVol.25,No.1Apr.2023 83 臼，是另一种文学叙事路径的尝试。一、颠覆传统革命爱情的叙事逻辑纵观十七年间的主流文学作品，其叙事脉络始终遵循着“革命压倒爱情”的叙事逻辑。作家笔下的“爱情”如同那美丽的外表下隐含着诱惑的罂粟花，片刻的靠近后就是坚决的远离。在“革命压倒爱情”的叙事逻辑下呈现出了两种叙事图景：一是无论男女主人公多么感情融洽、情投意合，最终他们都会选择抛弃爱情，走上为革命奋斗终身之路，而曾经的恋爱过往也被赋予了“成功拒绝诱惑”的光环；另一种情况则显得尤为极端，即：男女主人公作为为革命而生、为群众而活的战士，根本不需要爱情，甚至爱情被视为进步的绊脚石。自左翼文学始，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就一直作为隐形叙事暗藏于作家作品中。而在“百花文学”中，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依旧主导叙事的发展，但是作家却冲破了“革命压倒爱情”的思想牢笼，细致刻画了主人公在面对爱情与革命冲突时内心世界的“苦涩”与“斗争”。红豆 借助旁知视角目睹了一场“十字路口的搏斗”。作者运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位在十字路口上不断犹疑的女革命家江玫的形象。面对爱情，她没有像林道静一样，把“爱情”视为知识分子成长的催化剂，进而成功地把个人的情感让位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在江玫眼中，革命固然重要，但是与齐虹的爱情同样令人沉醉。在革命事业中，她钦佩、依赖素姐，甚至把她的话奉为圭臬，可是一旦涉及爱情，素姐的美好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在小说中，当萧素劝说江玫离开齐虹时，江玫愤怒异常甚至失态地向萧素喊叫：“你怎么能这样说他！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爱他！”3当小说即将步入尾声，江玫终于意识到齐虹的阶级性时，她也从未想过要忘记他、憎恨他。哪怕是回忆，她依旧能体会自己那酸涩、苦痛的内心。同样的“苦涩爱情”在革命家季玉洁（美丽）身上也得以呈现，与江玫不同的是，季玉洁的苦闷是隐藏于心底，而最后的讲述也体现了个体精神与意志的动摇：火车上的彻夜交谈、精神的紧绷与刹那间的恐惧与崩溃，人人羡慕的领导人背后的苦痛得以显露。从这两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苦涩”成了百花爱情文学作品中关键词，借助“放弃”的艰难和“选择”的犹疑来展现阶级分野导致精神分野的事实，折射出知识分子对政治理想与道德理念的艰难认同与苦闷的心理。二、“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下的“人道美”1953 年，前苏联女诗人别尔戈丽茨在谈谈抒情诗 中强调了“表现自我”的重要性，强调“文学要写活生生的人，文学的功能就是帮助人们 认识人的内心世界。”4前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十七年文学”，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表现个体爱情的痛苦与失落也成了当时作家们共同的叙事主题。与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不同的是，“百花文学”并未走上启蒙与出走的道路，而是在“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了“人道美”的元素。“作家会让笔下的人物保持自身的人性面貌，呈现真实的人情和人道，恢复文学即人学的基本伦理。”5这不仅冲破了“极左”思想对爱情文学的桎梏，更是为“百花文学”增添了别样的人道之光。1.阶级分野下的“人道美”如果把“十七年文学”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进行分类，不管其拥有多少种身份、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那些符合主流的意识形态，能够承载主流思想与话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例如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毫无私欲的革命先锋还有舍己为人的平民楷模等；而另一类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这些人是作为被批评、被教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同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往往是作为主流的陪衬而存在于叙事文本中，通过自己的犹疑、卑劣、自私来反衬主流形象的伟大与无私。不难发现，十七年期间的主流文学作品虽然完美融合了“政治”与“文学”这两大主题，却不免陷入了创作公式化、刻板化的境地。因此，孕育“百花文学”的作家们纷纷把目光聚焦于不同阶级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上，揭示出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进一步折射出时代历史的变迁。陆文夫在 小巷深处 中通过一位被凌辱与被伤害的女性的爱情故事展现其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在旧社会沦为娼妓的徐文霞因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帮助，逐渐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但是不堪的往事依旧如鲠在喉，尤其当徐文霞知道张俊心仪自己的时候，使她陷入到了更深的苦恼中。当过去的嫖客再次出现，步步紧逼之下，徐文霞曾经的不堪历史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幸运的是，张俊在经历了短暂的犹疑和徘徊后，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她的房门。作品中的“人道美”体现在作者为主人公预设阶级分野的情况下，并未促使精神的分野与背离，反而使主人公冲破思想的藩篱，迎接全新的生活。张俊作为新生的革命代表，他最后的叩响房门的举动不仅展现了革命与爱情合二为一的过程，而庞裕等百花时代下“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嬗变 84 第 25 卷第 2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4 月且暗示着作者对新社会的希望和等待。2.道德桎梏下的人道美与传统的人道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百花文学”的作家们把目光聚焦于“道德”层面，将那些被社会谴责的“三角恋”和“婚外恋”情节引入文本。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作品与那些借旁人之口而进行道德说教的小说完全吻合，表达出一种规训和理性至上的信念，但是作家却在强硬的话语中增添了大量情绪化的诉说，使得小说在爱情与道德对立的状态下增添了人道之美，也为“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平添了别样的色彩。在小说 美丽 中，季玉洁因工作关系爱上首长，却选择把爱情掩藏在心底，虽然痛苦，但也是道德的。可是，当首长的妻子病逝，本应该顺理成章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因为季玉洁无法忘怀姚华仇视的目光而违心地拒绝了首长。多年以后，首长再婚，季玉洁却因为心里的这道“坎”再也无法接受爱情。丰村一面肯定季玉洁作为一名党员同志所具有革命的热情与忘我的精神，“非道德的生活追求与道德化的生活追求蕴涵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道德抉择依然成为政治归宿的有效介质”6，一面又借助“革命”与“恋爱”地位的置换来展现其“美丽”的缺失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季玉洁是不幸的，这种人为地扭曲爱情逻辑及压抑个体感情的举动是一种病态的自虐行为。作者毫不避讳地直击爱情本质与赤裸裸的现实，包含着其对“人道”的复杂思考。三、有限的“越轨”与同期同类的作品相较，“百花文学”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转述”“倒叙”等叙事语态，曲折地再现了主人公回归“正途”之路。例如 红豆 是功成名就的革命干部对年少痴情的痛苦追忆；美丽 中季玉洁的爱情悲剧变成了他人口中的“励志故事”；在悬崖上 则是通过众人起哄而引出出轨者那不情不愿的讲述。当小说的主人公回忆过去时，曾经自己已然沦为了被拷问与审视的“他者”。这种叙事语态的转换，拉开了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实现了小说主人公精神层面的重塑与升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者借叙事语态的转变不仅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而且展现了作者隐匿于文本下的潜在主题：对于现实的让步与妥协。“倒叙”划分出“过去”与“现在”的分界线，而“转述”手法的运用更是凸显出“主流”与“个体”话语的鸿沟。除此之外，小说文本中因其话语的矛盾、扭曲而造成叙述的不对称性也进一步展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双百方针”给他们鼓舞与激励，探索和创作的冲动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 武训传 的清算批判运动还历历在目，内在的恐惧仍未解除。因此，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出的声音也难免会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感。但是，这种有限的“越轨”还是指出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复杂性，开拓了叙事的空间。“百花时代”的作家们以其先锋之气冲破了主流文学的防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痕，重新点燃了五四后普遍失落的人文精神，并借助其“悖逆”的作品为“百花时代”下的文学作品注入了人道主义的涓流。虽是昙花一现，但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