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象征”：中美贸易的解...博弈（1969—1976）_丁夏阳.pdf

超越“象征”：中美贸易的解冻与博弈（）丁夏阳摘 要 年，中美两国围绕贸易解冻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博弈。年，尼克松政府对华实施“经济接触”政策，但未获中国的积极回应，双方最终决定建立一种政治上相对安全的“象征性贸易”。年，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粮食致使中美贸易突破了“象征性”的贸易框架，证明了彼此之间的贸易需求与潜力。年，中美贸易陷入危机，双方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中方认为应当将贸易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但美国却因担忧中国政局不稳而提出回到“象征性贸易”，从而推迟了中美贸易的全面突破。经济联系由此成为中美国家战略的潜在契合点。这也深远影响了 年以后的中美关系。关键词 中美关系；中美贸易；“象征性贸易”；外交战略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丁夏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 经贸关系始终是探讨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总体上，年后的中美贸易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以 年 月美国实施对华全面禁运为标志的全面隔绝阶段（），以 年 月尼克松政府宣布部分解禁对华贸易为转折的有限恢复阶段（），以及以 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为契机并持续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传统研究倾向于以政治、经济相互决定的模式来解释中美贸易关系的转变，例如第一阶段的全面隔绝可以视为美国全球冷战战略压制了对华贸易的经济需求；第三阶段的全面发展则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经济需求推动下，中美部分搁置了政治难题，从而推动了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显然，这套政治、经济相互决定的模板不足以充分解释第二阶段的中美贸易。一些早期研究认为，鉴于中国处于特殊时代背景中，此时中美贸易必然遵循着“政治决定经济”的范式，只作为政治议题的从属议题而被动发展，受制于两国的内政外交局势。然而近十年来，一些学者愈发强烈地感到中美贸易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一方面，双边贸易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政治的衍生品，两国内部也存在着推进贸易联结的经济动力：年尼克松政府推出了“贸易自由化”政策，中国和苏联都成为美国扩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目标；中国也在 年 月正式提出了“四三方案”，决意更进尤建设：世纪 年代美中之间禁运与反禁运的较量，史学月刊 年第 期。刘磊，于婷婷：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外国问题研究 年第 期。如陈从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贸易关系，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第 期；李金亮：七十年代的中美贸易关系，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等。，“：，”，指中国 年决定在 年内以 亿美元引进大型机械设备的计划，参见陈东林：开放的前奏：“四三方案”及其对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年第 期。一步地走向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双方也均有意将贸易打造为政治对话的“备用渠道”，以便在外交关系冷淡时转而让“商人”们传递有价值的战略信号。鉴于中美领导人在 年间很少就贸易问题展开讨论，研究者们并无系统性的资料可以利用。这就造成了两个倾向，一部分研究的视角可能过于宏观，以致这段缺乏外交关系的贸易交往史更像是一种机缘巧合；而另一部分研究又过于关注诸如波音飞机、化肥工厂等具体贸易内容，对其意义过分升华。总之，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中美两国对贸易议题的总体认知与安排，也就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贸易在此时期中美关系缓和中发挥的作用。中美高层看似并不重视贸易议题的一大原因在于，毛泽东、周恩来与美国的实际外交主管亨利基辛格（）为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设置了一个“象征性”的总体框架，即双边贸易无需追求经济利益，而只是为政治议题制造良好氛围。这一框架始于 年，成型于 年，最终于 年彻底破灭。本文将通过考察和比对中美双边文献，探索“象征性贸易”的缘起与发展，以及中美双方围绕“象征性贸易”的博弈过程，以期重新为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发展勾勒出一个大致脉络，并重思商业在中美总体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一 年“经济接触”的开始 年 月 日，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旅游限制，为美国自 年以后就奉行的对华全面禁运政策松绑。这一决定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啻为一声惊雷，也对日后的冷战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更长远的历史趋势来看，尼克松政府之所以选择以“经济触手”试探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根源。世纪初，商人、传教士与政客共同推动美国形成了第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对华政策 “门户开放”，在华商业利益正式成为美国对华决策的一个重要基石。在重商传统与传教热情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商人很快就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某种狂热。在他们看来，地域辽阔而民众却一穷二白的中国既是财富的聚宝盆，也是美国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试金石。这奠定了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贸易热情。然而，这种幻想迅速受到了冷战的冲击。年，面对中国共产党即将革命成功的前景，美国国务院开始认真反思中国市场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年 月，著名的政策研究办公室发布了 号文件（），将此前的对华贸易政策贬斥为“幻想”，并建议美国着手准备针对新中国的禁运封锁手段。年 月，国家安全文件 号（）制定了禁运方案，但仍提出美国的最佳方案是通过与新中国保留一定的贸易联系来挑拨中苏关系。由于美国与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尝试大都脱离实际且混乱不堪，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并未积极响应。超越“象征”：中美贸易的解冻与博弈（）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史学月刊 年第 期。宋旻在其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亦高度强调中国在处理对美贸易问题上的经济动力，参见 ，“：，”，。反之，一些特定的贸易也为中美缓和注入了活力，如粮食贸易，参见，“：，”，；再比如石油贸易，参见 ，“？，”，关于中美民间贸易交往，可参见 ，：，：，。类似的观点可参见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页。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年 月，美国宣布对华执行全面禁运，中美贸易陷入彻底隔绝之中。不过，即便美国国力强盛，要维持一项针对 亿人的贸易禁令也绝非易事。整个 年代，美国的两大盟友英国、日本就因屡次突破对华贸易禁令而与美国龃龉不断，至 年代末，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中国差别”宣告废除，东西方贸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对华贸易热情也再度复燃。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明确表示，“对华贸易禁运”只是一个短期政策，一旦政府达到战略目标就会解除。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每每与目标渐行渐远，美国商人只能眼看着英、日、法、德等商业对手突破禁令开拓中国市场。到了 年代，无论是肯尼迪政府包含恢复贸易提议的对华“微开门”政策，还是林登约翰逊（）政府在“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指导下酝酿的对华贸易解禁措施，虽均未实施，都足见美国早有恢复对华通商之意。不少研究认为，尼克松放松对华贸易禁运主要是对 年 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某种回应，但是美国自身恢复对华贸易的长期冲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尼克松自竞选时期就顺应着这股由来已久的历史潮流。早在“珍宝岛”冲突之前的 月 日，他就通过“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 号（）”指示基辛格放手“探索与中国缓和的可能性”。日，基辛格在回文中首先回顾了前几届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可以执行的两个主要选项：要么自上而下，以“联合国代表权”或“外交承认”等核心战略问题吸引中国的兴趣；要么自下而上，先以包括“恢复非战略性贸易”在内的诸多方式“扩大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基础”。当然基辛格认为两种方案都不能单独推进，美国应当在讨论战略安全问题的同时，视中国的反应而灵活运用包括贸易手段在内的“接触手段”，拉近与中国的距离。确定了大致方式之后还需要确定和解的时机。月，中情局指出美国可以等待下一届中国领导人接班再谋求缓和，也可以与本届领导人和解，当然如果选择后者，则必须走宽松的“减缓冲突、放松孤立”路线，特别要在经济上逐步取消对华贸易限制。月，美国政府内部就 达成初步共识，正式确定了对华示好的政策，并决定以“贸易”政策作为先锋，“可以立即执行”。综上，尼克松政府在 年 月的解禁巧妙地将美国民间的对华贸易憧憬与谋求全面缓和的冷战战略结合在了一起，先以国内一致支持的贸易议题投石问路，再伺机开启战略对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尼克松只期待中国在战略层面给予回应，而不希望经济议题有实质性进展。月 日，尼克松在听取一份关于中国的简报时记下了三条笔记：“中国派遣了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生产力和对外贸易有所下降，直到 年”；“技术人员正在占据上风”。如果对这些信息做一个合理推断，尼克松可能认为中国 年正在尝试整顿此前的经济乱局，恢复生产力，这提升了技术人员的话语权，而技术人员则必然倾向于依靠国际市场，为此中国甚至不惜同敌对的苏联进行贸易谈判。既然苏联都可以在中国扩大对外贸易的进程中分一杯羹，美国为何不可？果然，到了 月，尼克松就指示美国政府应当“准备好在贸易问题等具体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尼克松的判断或许是基于中国 年代末的发展经验，彼时中国的“大跃进”几乎同步辐射到了对外贸易，一时间进出口额都在巨幅增长。然而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鉴于 年史林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子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社科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页。如张静：尼克松政府放松对华管制政策出台前后，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尼克松回忆录（上），伍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页。“，”，“（），”，“，”，“，”，“，”，“，”，关于中国 年“大跃进”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可参见 ，：，：，。中央财政收入大幅缩水，中国并不打算进一步依靠世界市场，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许动用外汇进口。尽管 年是“三五计划”的重要冲刺时期，周恩来仍然同意了外贸计划的进一步紧缩，在 月底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从外交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决定：中国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八亿人的国内市场”而非“二亿人的国外市场”；如果过分依靠国外资源，则无异于将这份天然的经济优势拱手让于西方国家，“他们还要翘尾巴”；反之，如果中国能在经济上“做到不求他人，让他们求我们”，则不止加拿大、意大利会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寻求同中国建交，“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将因为“看中这市场”而寻求改变对华政策。这种经济上“无欲则刚”的策略很快成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指导思想。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到访的罗马尼亚外宾表示，“既然中华民族不愿在其经济、政治准备不足的时候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现在就更不愿意接受”。可见，中国对美国伸来的“经济触手”并非毫无预料，甚至认识到对华贸易冲动正是推动美国做出改变的根源之一。然而，中国更多地将“经济接触”理解为示弱，而非美国政府希望表达的示好，因此决定拖延回复。作为中国重要的临时外交参谋机构，由陈毅领导的“四人小组”于 月正式讨论了尼克松在贸易和旅游上的“两个放宽”政策，最终的结论是“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作为应对之策，陈毅又在 月提出，既然“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该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总体上，周恩来“无欲则刚”的原则以及陈毅延迟回应以等待美苏提高报价的策略，的确促使美国不断增大对华接触的力度，并于 年 月恢复了华沙会谈，但也基本否定了中国从经济上回应尼克松“经济接触”政策的任何可能性。中国在 年 月尼克松访华之前的所有正式会谈场合都拒绝对美国的贸易议题作出正面回应。二 走向“象征性贸易”（）中国的冷淡回应首先造成了美国内部分歧，在“华沙会谈”恢复之后，基辛格主导的国安会认为，既然中国对贸易议题无动于衷，那么美国就应当采用“自上而下”先确定战略共识再增进贸易关系 的方式发展两国关系。与之相对，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主导的美国国务院则坚持认为采取“自下而上”先推进贸易项目再上升到战略议题 的策略才最为稳妥。中国内部在对美贸易策略上同样产生了一些分歧。尽管中国最初并不希望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但两个因素还是促使其进出口规模逐步扩大。第一是为了弥补“三五计划”前三年的损失，中央为、年制订了高于实际生产能力的经济指标，从而导致各地工厂因缺材少料而不断申请“特批”进口；第二是中国银行部门了解到主要西方国家正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