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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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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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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
分析
方杏村
【经济研究】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方杏村1,2,曾浩然1,2(1.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生态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摘要 该文基于我国 26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72019 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关键词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工业绿色发展;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图分类号 F812;F124.5文章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0304(2023)01-0044-09Fiscal Decentralizati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ubin Model of Dynamic SpaceFANG Xing-cun1,2,ZENG Hao-ran1,2(1.College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China;2.Anhui Research Center for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efei 230601,Anhui,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data of 269 cities at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07 to2019,this paper uses the DEA-Malmquist index analy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and constructs a dynamic spatial Dubi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1)Chinas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itself has“time inertia”and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2)Fiscaldecentralization inhibits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There is a nonlinear U-shaped relationshipbetween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greendevelopmentforindustry.Fiscaldecentralizationunde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ill significantly inhibits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than in theshort run;(3)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industrial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s eastern,central and northeast regions,but not in the western region;The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on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 and central China,but fails to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收稿日期 2022-08-15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水平测度与路径优化研究”(AHSKY2021D52);安徽高校研究生科学研究项目(YJS20210057)。作者简介 方杏村,男,湖北浠水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37No.1Feb2023DOI:10.13880/65-1210/c.2023.01.009第 1 期工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粗放式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我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推动绿色发展刻不容缓。但是,由于环境治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仅靠市场机制这双“无形的手”很难完全解决,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的重要制度安排,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这无疑也会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环境规制是政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直接作用于工业绿色发展。现有的文献对绿色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国范围,而针对工业行业的绿色发展研究较少。同时,研究视角多基于财政分权或者环境规制的单一视角,而将两者共同联系起来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研究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同时,探究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以期为协同推进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进而实现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财政分权与工业绿色发展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分权与工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与地区绿色发展。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促进地区绿色发展,王文剑、覃成林认为财政分权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而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160-64;范子英、张军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匹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绿色发展215-25;和立道、王英杰等认为提高财政分权有利于发挥信息优势,通过环保财力的保障使得环境质量上升,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水平325-35。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财政分权抑制绿色发展,Dijkstra&Fredriksson认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想要发展经济、获取外商投资而展开的逐底竞争会导致环境恶化4319-339;杨志安、邱国庆认为地方政府重生产、重投资的倾向无法得到约束,财政分权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527-36。江红莉、蒋鹏程认为财政分权抑制经济增长是通过约束技术创新行为而实现的675-86。在财政收入方面,对于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城市而言,“逐底竞争”明显占有优势地位。地方政府官员在升迁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放松对环境的监管,吸引高产能、高污染、高税收的工业企业,增加污染排放来达到经济竞争目的,“以环境换增长”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的不合理性促使地方政府发生扭曲竞争,进而抑制了我国地方工业绿色发展675-86。在财政支出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政治晋升需要,一般会增加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具有政治效应的政绩工程支出,而忽略对环境污染防治等周期较长的执政治理支出,甚至降低工业企业的环境规制标准768-76。而工业企业对环境的高污染必然在环境规制标准的降低中发挥着更大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1: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会产生抑制作用。(二)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波特假说”认为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合理的环境规制将倒逼高排量的工业企业通过引进先进设备等,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李强、聂锐818-23+143和于文超、何勤英9143-149等人分别从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资源配置等方面探究环境规制对创新技术的影响,“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验证。因此,合理适宜的环境规制可通过技术进步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经济与环境实现双赢1097-118;11141-145。“成本假说”认为,伴随着环境规制,企业会通过降低最终产品的方式来应对高成本的困境,最终会对经济总量产生不利影响12366-378。基于“成本假说”,沈能、刘凤朝认为一定强度下的环境规制并不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1349-59。彭文斌、程芳芳等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环境规制会通过抑制绿色创新进而对绿Keywords:fiscal decentralizati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gr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Dubin model ofdynamic space方杏村,曾浩然: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45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7 卷色经济产生不利影响1473-84。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可能同时受到“波特假说”和“成本假说”的影响,并非具有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可能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因为环境规制的初期会受“成本假说”的影响,工业企业为了应对环保费用的支出会加重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影响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波特假说”逐渐发挥主要效应,而“成本假说”效应则表现不明显。工业企业会因为持续性的环保成本而自发地采取一定措施来降低污染,比如主动引进和利用先进生产技术或者改进生产工艺,通过创新有效地提升企业自身,最终不断地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2:基于“波特假说”和“成本假说”同时发挥效应,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明确,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U”型趋势关系。(三)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目前,将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一起纳入工业绿色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探究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增长作用时考虑了环境因素对其影响。伍格致、游达明认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差异和区域异质性1537-50。王育宝、陆扬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在不同的财政分权下的门槛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16120-137。冉启英、王健龙等认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阻碍绿色发展效率,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共同作用却显著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