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主体建设探究_李晓璇.pdf

摘要：近年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理论话语主体性的呼声日益强烈。要建设我国文论的话语主体性，应当以我为主，从学科建设做起，立足现实问题，搭建标准而完备的学科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充盈自身筑牢“以我为主”的根基。关键词：文学理论；理论主体性；中国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808（2023）02-0090-05第 40 卷第 2 期2023 年 4 月晋中学院学报JournalofJinzhong University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于文化观念、理论和方法路径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及其作品大规模传入我国，成为当代中国文论建设重要的学术资源。从柏拉图、贺拉斯到布瓦洛和莱辛，西方文论话语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深切启发和新异观点，但在解决中国本土研究问题方面的不适用性和不恰切之处也在日益显现。如学者曾军所言：“西学新潮的大规模涌入引发了中国研究者的巨大焦虑：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现象正日益被西方学术话语所阐释和图解。”1从曹顺义的“中国文论失语症”，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到蒋承勇等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热”的反思，在对于他者的挪用、借鉴和超越当中，我国文学研究界逐渐开始生成由模糊的到清晰的自我建树和自我反观的意识。近年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理论话语主体性的呼声日益强烈，引发各界广泛思考。如何建设我国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如何看待西方理论在此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凡此种种，在文学理论主体性建设方面，有大量的问题亟待讨论探索。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与阐释。一、理论主体建设的必要性当前，讨论建设中国文学理论主体的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理论是什么？为什么理论必须要具有某种民族意义上的话语主体性？如乔纳森 卡勒所言，文学理论应定义为“对常识的一种批评”。“一般来说，要称得上是一种理论，它必须不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错综关系”，理论提供一种思考世界的概念框架，“鼓励你怀疑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是先天给定的事物”2。也就是说，理论超越于具体的肉身感性，也超越于个人基于一时一地生活经验的个性化体悟。人类形成理论的能力，是结构化具体事物并对其进行概括和抽象的能力，这也是吉登斯所描述的现代性“脱域”的某种表现：超越于经验、常识和事实性现象，完成形而上的抽象整合，这是构成现代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基础质素。由于理论基于具体的经验而形成，而无论是这些经验素材本身，还是人们处理这些经验素材的思路和文化惯习，都受到社群、阶级、民族、性别、特定生活史等社会建构和文化实践的影响，因此，理论的民族性（民族内部通约的某种分析问题的共性）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时候，民族式的理论思路在回应一些民族生活中的个性化现象时，也是最为准确而恰切的。比如，中国传统文论中有“文气”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主体建设探究李晓璇（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1100）收稿日期2023-02-27作者简介李晓璇（1998-），女，山西左权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批评、文化研究、城市文化传播。Vol.40 No.2Apr.202390李晓璇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主体建设探究文心雕龙 里，“体性”是一种气，“风骨”则又是一种气，但理解这些气的时候，并不能以西方文论中的文学体裁或风格学说对其进行简要的切割与概括，而必须溯源到中国人自身对于“气生万物”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理解。再比如，布尔迪厄文学场理论的生成基于 19 世纪法国“波希米亚式”文学艺术家们的生活背景，因而蕴含着某种颠覆式的文化气质和特殊的批判底色。但他对文化场相对自主性的论述，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下未必是最适应的。在我国传统士人文化和近代革命文化的语境下，文学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其独特的复杂之处。如学者朱国华所指出的那样，“从实际出发，在许多领域，例如启蒙工程，例如现代化建设，知识分子与政府还是存在着合作的广阔空间。”3 220正是因为这些客观差异的存在，加之文论大规模西方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激化，一代代学者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移植和套用，而要求建设中国理论话语自身的主体性。二、何为理想的“主体性”在讨论“以西方为方法，建设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主体性”这个命题时，我们诚然要厘清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之间的特定关系，也要厘清我国传统文论话语与现代文论话语之间的特定关系，建设我们自己适用于当代的中国文论。但是这中间势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理想的中国文论建设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笔者认为，要讨论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首先应该避免陷入两方面的误区。第一，中国文论的建设，不应当秉持一种纯粹本土化的、“东西两分、泾渭分明”的民族主义思路。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佛教传入并与儒、道并列而形成对于古中国“禅意”“冲淡”审美理论的影响，还是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与黄河农耕民族的文化碰撞而促成魏晋风度的文艺趣味，都是外来者融入中华文明的体现。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论，则更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如学者陈雪虎所言，“中国现代文论史是中国我者与外来西方他者之间文化涵濡的结晶。”4所谓涵濡，即在民族文化身份不断的发展中，容纳、包含外来的文明，并将其纳入自身躯体直至构成底层基本思路的过程。无论是五四前后引入欧美西方资本主义叙事下的文化理论进行国族文教建设，还是 20 世纪中期引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叙事的文化理论进行新时期的文艺工作在现代文论的发展进程中，他者的影子总是相伴相随，并逐渐沉淀为中国近代文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与国民性理论、胡适的白话改良、鲁迅的新小说体裁推广、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这些都不仅具有中国本土的气质和血脉，也深受西方现代性思想和理论潮流的影响，我们很难将其完全切割，把这部分划分为“本土的”，那部分划分为“西方的”。从某种角度，学者张江“强制阐释论”5 6 7 8所体现出的对西方文论有效性的整体否定就并不那么让人信服了。其所提到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反序认知之类，就作者的主观意愿而言，虽然提出是为了反对特定时期文论的“全盘西化”，提倡立足中国自身的特点建设富有主体性的中国文论9，但是，其间对于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划分，未免失之于狭窄，而其所呈现出的“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似乎也偏于简化和模糊化。这在客观效果上也容易导致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和研究上的自我封闭：如果“西方文论”单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国风行的一大堆名字，比如德里达、阿尔都塞、福柯、拉康、斯皮瓦克，而“中国文论”则单指“虚”“实”“气”“韵”等一大堆古典名词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之后的文论术语，那么“中西之别”似乎还有迹可循。但是，如果按照这样条块而机械地切分中西的思路，那么中国现代文论循历史而生长、在中外交流间彼此融汇而形成的毛茸茸的机理，那些无形的涵濡、概念与理路之间已经发生的微妙交汇，也因此而被粗暴、简化地忽视掉了。当我们严格地否认西方时，也严格地拒斥了已经成为自身血肉的某些部分。那么这样所体现出的中国理论话语的主体性，真的是值得推崇、值得自豪的吗？其实未必。由此可见，简单粗暴的中西划分、对于西方的泾渭分明的否定，是需要规避的第一重误区。第二，建设中国文论，不应当迷信中国传统文论，也不应将“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视为树立理论自主性的唯一解法。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以曹顺庆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西方文论的冲击下，中国文论存在“失语”状态，而我们建设中国文论话语的具体方法是“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10但是，这种说法的内部似乎存在某些概念上的错位。换句话说，“传统文论的不彰”不等于“中国文论的失语”，而“传统文论的复兴”与“建设中国文论的主体91性”也不应该是直接等同的命题。要复兴、要考古，是为了从中国古典文论或传统文论中寻找一些解决现实问题、回应当前文学研究需求的潜在理论资源，但不能将复兴和考古的结果直接拿来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答案。或如徐贲所言，“即使是在具有某种类似性的社会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也仍然会要求我们在运用特定社会理论的时候不断审度它的有限适用性。”11因此，建设中国理论话语的自主性，应当基于变动社会中实际产生的问题和研究需求，而不是为了对抗西方理论、西方话语制定一套自上而下的战略，用“五年计划”式的顶层设计，急吼吼地要复兴传统话语，将其直接当成一种现成的自信心的来源，当成一种回应和对抗的答案。无论是西方理论话语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还是传统理论话语在现实面前做不到与时俱进，根本问题都可以归纳为，现存的文论话语资源无法充分解决中国文学研究当前面对的实际问题。因而，中西对话也好，古今对话也罢，归根结底都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我们的根本目的不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也不是“传统理论的现代化”，而是要建设适用于当代的中国文论，建设一种真正具有主体性的、在地的、自下而上充满生命力的中国理论。三、如何建设中国文学理论的主体性许倬云在 万古江河 中写道，要警惕 19 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上经历挫折屈辱而形成的“中西有别”的中外隔离冲突的心态，以及“自卑与虚骄的复合情绪”12。因此，理想的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或不应当出于一种对西方侵蚀我们“主体性”的排斥和恐惧，而应该持有一种更加涵容异质的雅量，以建设中国现代文论“更高形态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强调特定民族理论传统的绝对固定和排他，不排斥主体在特定情境下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或适应时代的具体变化，而自信其有足够的“容量”和自我意识，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外来的“他者性”加以吸收，或在彼此交融之间完成更为精细的渗透融合。或如乔纳森 卡勒所描述的，这样的主体性更接近于理论的本质：“理论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前提和假设提出挑战，来推翻你认为自己早就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2。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中国文论建设的样态，当我们讨论具体措施，讲到“以西方为方法”时，西方的方法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的理论、方法和分析路径可以为解决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指导具体的文学工作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思考和构建适于中国当下的文论形态；另一方面，西方理论可以充当一面“镜子”，让我们在中西的比较间反思自身的文论传统，从而筑牢“以我为主”的根基。在第一方面，西方的理论、方法和分析路径可以提供一些更多样化的解释问题的方式，从而成为一种构建中国文论“更高层面主体性”的重要的资源。所谓理论创新，应当是基于中国当前文学工作中的现实问题，提出并解决已有理论话语未曾设想或已有所涉及但并不能充分回答的问题，这才能构成新的理论增长和创新之处。而这种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需要有中外先在理论作为思考基础或“灵感”来源。从某种角度来看，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实践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性，因而民族文化之间虽然存在某些形式上的异质，但在深层核心处也有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得出的相似答案，据此形成的不同民族文论也因而具有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可比性基础”13。因此，在回答具有相似性的、人类不同民族都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时，西方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比如，王国维在写作 红楼梦评论 时，便应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对其进行审美评注，其中不乏精妙议论。例如他讲，“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处状态，苦痛是也”。因此人生“如钟表之摆”在痛苦和厌倦之间往复，而文学就在于表现这种生活、欲望和苦痛，同时让人摆脱这种苦痛和悲剧。“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斗争，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14这种说法，是受到叔本华等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的老庄人生观的影响，在打磨中形成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是一种中外理论对话的典范。而后期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 时，更是有意识地接引西方学说，结合中国文学故事进行阐发，其“境界”说、“不隔”说、“古雅”说等，都能看到他在思索文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