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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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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华兹生
杨国强
典籍翻译中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关系探颐 以华兹生的典籍翻译为例杨国强 吕世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北京)提 要:本文以华兹生的典籍翻译为例,借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考察典籍翻译中译者审美意识对译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华兹生作为翻译再创造过程中的能动主体在典籍翻译过程中体现出很强的审美意识和鲜明的译者主体性:在深彻领悟典籍文学特质并充分考虑西方诗学和读者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韵律进行务实性取舍以突出“诗心”传译、对修辞意象和句式进行求真性保留以再现文学特色、选用简明英语并精简注释以求取简洁流畅之美;努力在求真于原文和务实于读者及社会之间打造平衡,积极引导普通读者在欣赏典籍文学魅力的审美体验过程中感受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以取得很好的译介和传播效果。该研究有助于加强华兹生译者主体性研究,深化和拓展译者行为批评,并能对当前文学文化外译有所启示和借鉴。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译者行为;审美意识;审美再现;华兹生;典籍翻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编码:(,;,),“”,年第 期总第 期 外语学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华兹生齐鲁文化典籍英译本的副文本与形象建构研究”()和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华兹生庄子英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电子邮箱:(杨国强),:;引言美国汉学家华兹生(,;有时被翻译成“沃森”或“华生”,笔者注)作为将中国古代典籍引入北美大陆的先驱之一,其翻译涵盖历史、哲学、诗歌和佛学,在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里推出二十余部优雅流畅的文学性译本,这些作品有些走进美国的大学课堂,成为经典教材,凡是研修亚洲或中国课程的人大多都读过他的译本(:);有些则在普通读者群体中广为流传,成为翻译文学的典范,为推动中国典籍及其承载的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做出开拓性的贡献。目前,其译本在世界各地著名图书馆的收藏率已经超过理雅各()、阿瑟韦利()等人(李红绿 赵娟:);译作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力让他于 年荣获美国笔会颁发的“拉夫曼海姆翻译终身成就奖章”()。中外学界对华兹生典籍翻译的研究多是从学术性的角度展开(如,林嘉新 徐坤培),且主要针对他的哲学和历史典籍翻译。即使有些研究已经认识到华兹生注重的是典籍本身的文学价值,但要么是印象式评述,要么是从历史、社会、读者等外在制约性因素方面进行探讨,而没有给予译者主体以充分的关注,这不利于全面评价华兹生的典籍翻译。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审美意识”早在 世纪英国经验主义思潮中就已出现,指“主体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感性具体、具有自发特征的意识形态”(朱志荣:)。“审美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更具体、更丰富、更贴切地反映出主体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同上)。在审美过程中审美意识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图所示:人的整个审美过程包括审美意识系统、审美经验系统、审美价值系统和审美表现系统的运行;它以审美意识的激活为开端,以审美表现或再现的诉诸为结尾,呈现出一个环环相扣的推进过程(刘宓庆:)。起点审美活动(激活)审美意识(获得)审美感应(积累)审美经验(产生)价值判断(决定)审美接受(诉诸)审美表现(审美再现)终端图审美过程运行路径(同上)就翻译审美过程来讲,译者作为在审美上训练有素的审美主体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积极自觉的审美意识去审视、领悟和把握原文的审美价值,获得审美感应,凭借自身的语言艺术修养和积累的审美经验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在此基础上产生“对翻译结果具有决定意义”(傅雷:)的价值判断并做出相应取舍以“突出重点”(伽达默尔:),克服原文作为审美客体在语言形式、文化差异和空间距离等方面体现出的客体制约性(刘宓庆:),以孜孜不倦的审美追求努力进行审美再现,打造出富有感染力的、能激起人的审美感受的翻译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深刻互动的结果”(同上)。在此过程中,译者的审美意识十分关键,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最富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仅可以让审美客体,也就是原文,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审美对象,还可以引导译者去捕捉、挖掘和解码该对象中的审美信息(同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审美再现和创造。由于在审美感知、联想、想象、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差异,译者会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识,做出不同的审美价值判断,进而在对原作进行“艺术加工”(谢天振:)的过程中采取迥异的译者行为,最终产生凝聚着不同审美理想、审美趣味以及艺术创造精神的审美成果。因此,在翻译研究中有必要给予译者的审美意识以高度的重视,尤其在典籍翻译领域,中国典籍博大精深,通常都会强调译者的学术素养以保证翻译的学术性。然圣贤书辞,非采而何?中国典籍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非常突出,做好这方面的翻译也很重要。汪榕培(:)指出,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 年 杨国强 吕世生 典籍翻译中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关系探颐 第 期领域的短线,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方面依然差强人意,很多译介出去的典籍作品“还处于传而不通或通而不受的尴尬局面”(朱振武:),愈加凸显出强化译者审美意识以加强典籍翻译语言艺术的重要性,让中国典籍带着自身的文学特质亮相于世界,展现丰富的价值内涵和艺术意蕴,从而起到“糖衣”(王佐良:)的作用,以消除西方读者的偏见或误解,让他们在良好的阅读和审美体验中感受中国典籍的文学艺术魅力,认识到无论是关于文学的、哲学的还是美学的译作,都同国外的文学作品一样丰富、一样有意义(季进:),以此提高中国在世界文学中的声誉。“译者行为批评”()是“以人为本的人本理论,是属于翻译批评的评价理论,是外部与内部相结合、人本与文本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并旨在追求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三大翻译批评目标的多维方法论”(周领顺:)。该理论作为本土原创译学理论接续 世纪 年代以来译者主体性从遮蔽到彰显的研究发展趋势,以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意志行为与能动选择为核心和切入点,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语言性与求真度、社会性与务实度、译内与译外效果等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批评,进一步凸显译者的关键作用,革新翻译研究范式,很好地破解我国翻译创新发展面临的困局,为“构建基于新时代译出实践的翻译理论”(同上)开辟新途径;同时在西方学界整体陷入理论颓境的背景下(蓝红军:),通过“确立中国视角、彰显中国价值”(方梦之:)也可向世界很好地展示“翻译研究中国学派的觉醒”(同上),为丰富世界译学宝库贡献中国智慧。该理论中的一些概念都可转化为“审视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工具”(周领顺),特别是为客观描写和合理解释译者行为而构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它可以摆脱传统的、静态的忠实评价窠臼,体现出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思维,为全面客观地评价译者行为与译文质量提供指南,也可以有很强的工具性价值。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译者作为意志体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采取不同的译者行为 既可以选择求真于原文,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真相,也可以选择务实于读者和社会,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方法(同上:),反映出译者为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取得平衡而进行的动态调整。目前,对影响和制约译者行为的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译者的身份、角色上(如高玉霞,许多,戴文静),然如前所述,意志体译者身上体现的审美意识及进行的审美再现努力对译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华兹生的典籍翻译为例,探讨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以期加强华兹生译者主体研究,另一方面以期深化和拓展译者行为研究,并希望能对当前文学、文化外译有所启示和借鉴。华兹生在典籍翻译中的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华兹生曾经有个“作家梦”,接受过相关的写作训练,也进行过文学创作,因此文笔十分优美,在汉学家群体中十分突出,只是后来发现更适合从事翻译。但文学创作讲求的语言感觉、艺术修养、诗艺创造以及对审美价值的追求都被保留下来并融入他的典籍翻译实践活动中,体现出很强的审美意识和鲜明的译者主体性。从 世纪 年代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委员会的委托向美国普通读者和高校学生引介中国文化经典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活动中华兹生作为翻译再创造过程中的能动主体,在中国典籍的文学价值很少受到关注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借助出色的文学天赋“深彻领悟”(傅雷:)中国典籍的文学特质,另一方面又充分考虑美国普通读者和高校学生的阅读习惯、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多措并举,努力在求真于原文和务实于读者及社会之间打造平衡,积极引导英语读者在欣赏典籍文学魅力的审美体验过程中感受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为在英语世界“培育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受众和接受环境”(谢天振:)做出开拓性贡献。对韵律进行务实性取舍以突出“诗心”传译韵律是语言音乐美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刘宓庆:),讲究字词搭配要适恰,音调要和谐,能让读者的审美意识处于积极活跃的状态,产生听觉上的审美满足和心灵上的共鸣,内心涌起相应的情愫,最终达致与作者审美体验的融合(同上:)。汉语的韵律在声、韵、调方面极富变化,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做过详细描述:“夫五音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彻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 年 杨国强 吕世生 典籍翻译中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关系探颐 第 期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相比之下,英语音律在用法和变化方面有限,这给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如何传达原文的音韵美带来极大的挑战,究竟是保留还是舍去,成为诗歌翻译领域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审美观和批评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同上:)揭示出时代交替与文学流变的密切关联。时代变了,诗风、文风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导致韵律这一独特语言艺术所承载的审美价值也会因时序之变而处于动态波动之中。翻译作为一种不可能发生在真空当中的语言艺术再创作活动在对韵律的处理上也要随之做出相应策略调整和艺术变通,才能译出符合时代需求的、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富有感染力的作品。世纪中叶,华兹生开启典籍翻译生涯,当时的美国诗坛已不再提倡韵律,而是强调清新自然,语言平实,极富口语色彩。华兹生作为翻译主体处于这种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不可能做到超然物外,必然受到这种历史环境所塑造的特定审美价值观的影响,推出具有当时时代烙印的作品。华兹生指出,世纪英文诗歌,特别是美国诗歌,除惠特曼的作品外都押韵。但 世纪押韵被认为古板、生硬,甚至是多余害义,美国诗歌极少押韵,最多也就是部分押韵或半押韵。尽管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翻译中国古诗需要押韵,但那时再主张押韵则太过传统,以翟理斯为代表的押韵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需要改变,没必要非得押韵,最好不译,如果执意押韵,尽量要自然,不要害义。他批评国内译者不要为押韵、凑韵而用 (低头思故乡)这样的笨拙表达,语句要与汉语一样简洁明了,侧重诗歌意境美的传递(沃森:)。华兹生的这番论述体现出很强的现代主义审美批评意识,准确把握英语世界主流诗学的嬗变以及韵律所承载的审美价值随之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提高自己对当代英语的审美认识,华兹生特别注意学习和吸收美国当代优秀诗歌语言,例如,通过阅读西奥多罗特克()、罗伯特洛威尔()、詹姆斯赖特()等人的作品以及庞德()、阿瑟韦利()、大卫霍克斯()等人的译作,从中汲取翻译的灵感,坚持在尽可能保留原文美的前提下,让英语读者乐于接受的务实性原则着力打造舍韵取义的自由体译文,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诗歌特色,让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散发出新的时代魅力,这与王宏印(:)提出的诗歌翻译现代转化理念一致,译作既可以比较容易为现代读者所接受,同时又可以尽量保留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价值,突出“诗心”的迻译,译本的可接受性由此得到极大提升,从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