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与内蒙古...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_李荣辉.pdf

第 44 卷第 3 期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3 月No 3 Vol 44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Mar 2023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与内蒙古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李荣辉(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摘要: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在内蒙古地区生活的先民共同开发了祖国边疆，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无论是历史上的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还是今天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都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内蒙古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关键词:内蒙古;边疆;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1331(2023)03 00005 07收稿日期:2022 12 3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遗址及周边墓葬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254)。作者简介:李荣辉(1978)，男，山东青岛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边疆学研究。内蒙古地区位于我国的北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汉、蒙古、回、满、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地生活在一起，共同创造了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会聚的地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匈奴、东胡、林胡、楼烦、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鹘、契丹、奚、室韦、汪古、蒙古、阿速、钦察等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活在这里，“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1。仰韶龙山时期中原地区农人的北上，战国秦汉时期的移民戍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辽金元明清时期多元文化的并存，清末民国时期的走西口和闯关东，从历史上看，汉族与北方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边疆。一、内蒙古地区文明的曙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内蒙古地区出现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萨拉乌苏河套人，已经呈现“人猿相揖别”。河套人为晚期智人，从出土头骨等化石看，体质特征已接近现代人。河套人保留了颅壁较厚、下颌粗壮等原始特性，他们的铲形门齿、颅顶缝结构简单等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非常接近2。距今 8400 年时，乌兰察布化德县的裕民文化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裕民文化先民开始建造房屋，使用大型打制石器和局部磨光的石器、骨器等，日常生活中出现了陶器3。到了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 82007400 年)，赤峰地区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粟4，粟在上古时期又名稷，被称为五谷之长，内蒙古东部地区先民对粟的驯化为中华民族粟作农业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距今 6000 年左右，红山文化出现在赤峰地区，苏秉琦先生把我国新石器时期人口密集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一个重要的区系5，这一区系主要包含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内蒙古中部的庙5子沟大坝沟文化、海生不浪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出土的陶器含有彩陶成分，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山文化是当时北方最为发达的一种文化类型，其显著特点是玉器的大量使用。中华民族使用玉器的传统源远流长，越绝书 记载“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6。郭大顺先生认为:“以玉为兵 的黄帝时代，由于红山文化对玉的情有独钟而赋予新意，自然，黄帝时代对后世传统观念影响之深远，也由此而有了进一步的理解。”7 1971 年赤峰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了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黄帝时代就有龙的传说8，红山玉猪龙的出现，为追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实物依据。距今 4000 年左右的青铜文化时期，内蒙古东部出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赤峰敖汉大甸子遗址和红山区二道井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大甸子墓葬出土的陶鬶、陶盉、玉圭等都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礼仪制度;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也进行了文化输出，占卜术和彩绘陶器影响了中原地区，商朝青铜器兽面纹就是借鉴了大甸子的彩绘纹饰9。商周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冷，内蒙古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逐渐由农业向游牧经济转变，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五期以后，大规模的定居文化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游牧文化。春秋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生活的是山戎，中南部地区是狄人。从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土城子考古发现看，春秋时这一带已经出现聚落，土城子古城及周边墓葬出土的器物有晋式夹砂陶鬲、陶罐、陶盆10，这种鬲、罐、盆的随葬品器物组合，与洛阳地区春秋早、中期墓葬的器物组合11 存在一致性，这一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丧葬习俗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器物组合的一致性显示出边疆地区对中原丧葬文化的心理认同。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民族“胡服骑射”，改革军事，打败北方的楼烦、林胡人，最终把赵国疆域扩展到今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一带。赵国在内蒙古中南部建立云中、原阳、西安阳等城市，从中原移民，开发边疆地区。赵国在内蒙古中南部的人口数量由于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但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发掘的 2000 多座战国时期的墓葬看，人口数量应该不少。土城子M1394 是战国中期的一座围沟墓，这种围沟墓在山西侯马乔村、陕西凤翔秦公陵园、河南三门峡大岭粮库都有发现，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有强烈的三晋文化特点12。这座墓葬的出现是与赵武灵王在内蒙古中南部设立郡县有关，反映了在边疆地区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交融。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内蒙古地区设有云中郡、九原郡等郡。秦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除了设置郡县外，还修建了一条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北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麻池古城)的直道，这些措施加强了内蒙古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边疆的开发。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福路塔秦墓出现以瓮、壶、釜为基本的随葬陶器组合，这种组合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关中和陕北地区秦墓的文化面貌接近，墓葬中有三分之一墓葬存在殉牲现象，M93 等墓地出土的北方系铜兽头形饰件、单耳罐等与秦墓中常见的釜、缶共生，显示了边疆地区的民族交融13。公元前 202 年西汉王朝建立，西汉在内蒙古地区建立郡县的同时采用大规模移民实边的办法开发边疆。中原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方式，很多地方推行“代田法”，牛耕也在内蒙古地区推广，铁制农具大量使用。从内蒙古中南部西汉时期的墓葬看，其形制、随葬器物等与内地同时期墓葬差别不大，其贵族墓葬特点是:外建有高大的封土堆，墓内有棺椁，随葬品除了陶壶、陶罐、带钩、铜镜等生活用品外，还有陶井、陶灶等14。这种丧葬习俗代表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事死如事生，生时拥有的，死后在阴间继续享用。在西汉中期或者稍晚的呼和浩特八拜汉墓中，中原地区的鸭形熏炉和北方民族风格的鹿形铜镇共生，表明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15。王莽时期，由于战乱和匈奴侵扰，内蒙古地区人民流连失所，郡县废弃。东汉统一全国以后，下令原来迁入内地的五原、朔方等边郡人民重新返回故土。648 年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匈奴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单于，至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一带)南下附汉，两年后东汉派中郎将段郴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立单于庭16。匈奴在包头、河套一带的活动，从墓葬中可略见一斑。包头张龙圪旦一号墓外表有高大的封土堆，墓葬为中轴线布局，由墓道、甬道、耳室、中室等组成，随葬品有陶盒、陶灶、陶俑、画像砖、印字砖等，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看，这座墓是典型的东汉时期贵族墓，但这座墓与一般贵族墓不同的是前室四角各放置两具羊头骨，后室放置一具牛头骨、一具马头骨，这种丧葬习俗明显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反映出东汉后期包头地区各民族之间杂居错处与民族交融的事实17。东汉灵帝末年，天下大乱，北部边郡人民大量逃亡，215 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治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18。内蒙古东部郡县也向南收缩，原郡治在平刚城(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西南)的右北平郡迁到土垠县(今河北唐山丰润区东北)，这一时期在内蒙古地区活动的主要是乌桓、鲜卑及匈奴余部。乌桓主要活动在长城内外，汉武帝置护乌桓校尉管辖乌桓诸部，东汉时期沿用，屯上谷郡宁城(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西北)，并领鲜卑诸部，东汉末年阎柔率鲜卑部众杀死护乌桓校尉邢举，取而代之19。207年曹操征柳城(今辽宁朝阳市一带)乌桓蹋顿，大破之，余众皆降，蹋顿降众及“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20。鲜卑在乌桓以北，最早活动在饶乐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古鲜卑山(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右翼中旗蒙格罕山)一带，东汉时期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为鲜卑向蒙古高原发展提供了空间。檀石槐时“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21。檀石槐死后，鲜卑分裂为几部，其中居于中部的轲比能势力最大，延康初年，轲 比 能 遣 使 献 马，魏 文 帝 封 轲 比 能 为 附义王22。鲜卑在内蒙古地区遗留的文化遗存众多，察右后旗三道湾东汉晚期的鲜卑墓葬中除了出土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弓弭、陶器、三鹿纹牌饰等器物，还出土有铜镜、五铢钱、丝织品、漆器等中原输入的物品23，两种不同风格器物的共生，说明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鲜卑等北方民族在国家组织上也借鉴了中原的政治体制，到西晋末年，活动在柳城(今辽宁朝阳市一带)的慕容鲜卑，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的拓跋鲜卑逐渐摆脱游牧社会的部落形态，相继建立政权。这些政权中不仅有北方少数民族，也有很多北方的汉族，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立，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316 年匈奴刘渊灭掉西晋，自此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割据时代。351 年前秦建立后，逐渐统一北方，内蒙古地区纳入前秦的管辖范围。383 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被打败，其统治瓦解。386 年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道武帝拓跋珪在即位之初，大力发展农业，386 年“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4。为什么拓跋珪即代王位后不久就“息众课农”呢?这与拓跋鲜卑原有的生计方式并不相同。据李凭先生的研究，拓跋珪及祖父拓跋什翼犍在代国灭亡后，被迁徙到长安25，在长安这段经历时间不长，却极大地影响了拓跋珪的一生。李凭先生说:“从民族的交往和融合角度来看，这个断裂带恰恰是很富有意义的时间。在这一时期里，特别值得提出的事件便是昭成帝和代国王室中的许多成员和部分贵族、臣僚被强行迁徙到中原的长安等地。这一事件虽然使这批人尝尽了在他乡颠沛流离的苦头，但是客观上却为拓跋社会造就了一批受过汉族先进文化熏陶的人才。十年以后，当他们重返代北时，便成为拓跋社会封建化与汉化的带头羊。而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正是 颇有学问 的道武帝。”26 魏书序纪 记载拓跋鲜卑是黄帝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27 虽然这种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黄帝是拓跋鲜卑接受汉文化后的一种附会之举，但至少可以表明，在北魏建立初期，上层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心理7认同。北魏建国后，中原文化对拓跋鲜卑的影响与日俱增，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北魏墓中的壁画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特征，壁画分为仕途生涯、日常饮宴、射猎、升天、四神图五部分，画中部分人物穿着前领开衩的宽袖长衫 这些衣服既不同于北方民族服饰中常见的窄袖左衽，又与传统的宽衣博带的汉式服装不同，成年男子头戴二梁冠，壁画中出现的死后升天图和青龙、白虎、凤鸟、玄武四神图，是对中原祥瑞观念和死后升天思想的继承。28 这一壁画墓显示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拓跋鲜卑既保持本俗，又对汉文化部分接受的历史场景。孝文帝后来迁都洛阳的举动，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从道武帝到孝文帝拓跋鲜卑逐步接受中原文化制度的必然选择。北魏时期，柔然汗国也部分地吸收了中原制度。464 年予成即柔然可汗位，号受罗部真可汗，他即位之初，自称“永康元年”。年号是汉武帝所创，后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曹永年先生指出:“正朔之改定，是王者受命，应历承运的标志。”29 从表面上看，柔然建年号是对中原王朝年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