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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腹地:近代天津皮毛市场网络的构建_张智超.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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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腹地 近代 天津 皮毛 市场 网络 构建 张智超
第 28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 25 日 Vol.28No.1Feb.25,2023Journal of Hebei Open University河北开放大学学报【近代华北历史文化】港口与腹地:近代天津皮毛市场网络的构建张智超(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摘要:天津与皮毛腹地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双向经济互动。一方面,津埠是腹地连接国际市场的窗口与重要枢纽,港口对腹地区域有着重大的辐射推动力。另一方面,天津皮毛皆来自“三北”的广阔腹地,腹地范围、经济规模、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发育程度又制约着港口城市的发展。这种经济互动轨迹同时重塑着港口与腹地间的近代化样貌。以天津为中心的皮毛市场网络的构建,更凸显出皮毛贸易的市场化与外向化。关键词:天津;皮毛贸易;西北腹地;华北腹地;市场网络;近代化中图分类号:D 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567(2023)01-0001-08近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侵略不断加剧,地处天津腹地的内陆地区渐次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原料产地,以皮毛为代表的农畜土特产品开始运销海内外市场。华北、西北、东北三地的皮毛输出天津,共同构成了天津皮毛的原材料基地。产地市场所产皮毛通过若干皮毛集散中心,鞣制硝熟后运抵天津,或销往国内各埠,或经初步处理后流向国际市场。从核心与边缘的区位视角下探,天津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港口的辐射带动与商贸的繁盛,使得天津拥有核心的区位竞争力。“三北”腹地深处内陆,依赖独特的资源禀赋,以皮毛为纽带与港口连接,实现了双向的经济互动。天津增强了自身经济实力,腹地也从这一市场网络中获益,促进了区域的近代化。通过对研究成果的详细爬梳,学界更多关注西北地区的皮毛贸易,对天津皮毛贸易的收稿日期:2022-09-24作者简介:张智超(1995-),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共党史研究。相关天津皮毛贸易研究参见:樊如森: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 1 期;樊如森:华北西北经济现代化与天津开埠,浙江学刊,2006 年第 5 期;樊如森:开埠通商与西北畜牧业的外向化,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李晓英:近代天津洋行在西北地区的运行机制以羊毛贸易为中心的考察,思想战线,2010 年第 6 期;李晓英:天津洋行、货栈与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以满铁调查的 支那羊毛为中心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津海关税务司:1865 年津海关贸易报告,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 页。考察研究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探研以天津为中心的皮毛市场网络,详细缕析天津与“三北”腹地的双向互动轨迹,以展现蕴藏于皮毛贸易中丰富的历史面相。一、近代天津皮毛腹地的形成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随着国内外市场对皮毛原料的需求强烈,北方地区的皮毛开始作为高档商品,通过港口运销到国内外市场。近代天津皮毛贸易的勃兴,为腹地皮毛贸易发展提供了契机。开埠初期天津的皮毛腹地仅限于华北、外蒙古与西部边缘地带,可以说开埠通商的前四十年,皮毛腹地范围并不十分广阔,皮毛贸易量、出口类别亦十分有限。早期的皮毛产地来自于距离天津更近的蒙古草原地带,绵羊毛与驼绒运抵天津市,皆来自蒙古、喇嘛庙附近等处。1873年天津海关报告亦记DOI:10.13559/ki.hbgd.2023.01.0012第 28 卷河北开放大学学报载各类皮张除毡及毡帽率由直隶省生产制造外,其余均产自蒙古。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这一面貌才有所改观。据海关年报统计,18851894年津埠羊毛的出口数量平均每年是76 907担;而从18951905年这一时段平均每年出口数量达149 998担。天津早期的皮毛贸易发展轨迹,折射出其具有厚重的早期贸易积累。民初以降,皮毛腹地范围急剧发展,这与近代铁路网的逐渐形成不无关系。交通的发达程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皮毛贸易的发展中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华北铁路网未铺就之前,运销方式较为落后,影响了皮毛贸易的规模、产运销体量。真正使天津皮毛腹地范围急剧扩大,要得益于近代铁路网的逐步形成。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使天津与腹地之间,尤其是蒙古和西北腹地连接。在此之前,1904年胶济铁路、1905年京汉铁路、1907年北宁铁路与正太铁路等多条干线全线通车。1909年京张铁路的建成,标志着以天津为网络核心的铁路网初具规模。铁路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绥远等多省份贯通,天津与腹地之间的交通运输状况有了极大改善,津埠的进出口贸易日趋繁荣,初步形成了以天津为核心的“三北”交通运输体系。与此同时,水路、陆运方兴未艾。三种交通方式的齐头并进,运输效用明显。至七七事变前夕,天津与“三北”腹地间初步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过渡,促使皮毛的外向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多条线路相互交织,西北的优质皮毛大规模输出。华北、东北、西北腹地的皮毛,大规模运抵天津港。铁路这种现代化交通方式的运用,极大地扩大了皮毛腹地,加速了皮毛贸易的外向化程度。随着货物运输方式的现代化,天津皮毛供货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皮毛贸易的原料产地已经遍布中国大部省份,腹地范围遍布华北、西北、东北。天津的羔叉皮、猾皮来自甘、陕、晋、豫、鲁、冀、察、绥等省,“来津采办客商主要有英、美、德、俄、日等国人,津海关税务司:1865 年津海关贸易报告,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5 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35 页。樊如森: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 1 期。畜牧兽医新闻:1936 年天津皮毛市场概况,畜牧兽医季刊,1937 年第 3 卷第 3 期。京张各埠皮毛业之状况,实业浅说,1924 年第 299 期。北京西北周刊社:西北周刊,1925 年第 15 期。许道夫:中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13 页。及国内沪、青、汉、沈、江、浙等省客商。上海著名皮商姜源泰、王新记、乾丰、通海真记,均常常莅津注庄收货”。羔叉皮品类有北平、天津、济宁、顺德、辛集、大营、唐县、大辛庄、阜川、交城等,北平羔叉皮品质尚优,价格与其他皮类相比较高。天津的皮货主要来自张家口,张家口则转自内蒙各地,故天津皮货业的盛衰,要视口外来源及南北销路。“张家口皮货之来源,内地产者以多伦为最多。蒙古各处产者,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最多。其余如外蒙及宁夏等处,产皮毛之数亦巨,其运输之路经过甘肃省东部。”京绥铁路延长至包头后,宁夏所产皮毛,即由黄河顺流而下,运至包头,再由包头直接输送于天津及各需要之处。1924年以后,外蒙古独立切断了与内陆区域的商品往来,蒙古输送至天津的皮毛总量下降。但是,西北腹地的皮毛源源不断输送天津港,正太铁路与京汉线连接,为山陕皮毛的外销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据1925年的数据统计,经天津输出的皮毛,甘肃、青海、宁夏居其五成,陕西、山西其成半,蒙古居其二成半,山东、直隶约居一成。由于皮毛腹地范围广阔,直到1937年抗战前后,天津港依旧是我国最大的皮毛出口港。天津皮毛腹地范围遍及华北、西北、东北区域,形成了以天津为核心的皮毛运销网络。从集散量看,张家口、包头集散量皆在500万斤以上,成为巨型的皮毛集散中心。集散量在100500万斤的城市类型各异,如宁夏、兰州、平凉、多伦、呼和浩特,皆位于皮毛产地的核心区域。交城、顺德、辛集虽远离皮毛产地,但因从事皮毛业者人数众多,皮毛加工业发达,加上制皮技术高超,形成良性集聚效应。河南和山东虽处于华北皮毛腹地,但其距离天津较远,不如青岛、汉口相对便捷,因此两省的皮毛集散量多在100万斤以下,皆是小规模的集散地。1924年外蒙古独立后,蒙古的皮毛产量骤减,多数皮毛经西伯利亚铁路运销欧洲。3 第 1 期二、津埠与华北皮毛腹地华北皮毛腹地市场是皮毛的中转集散地,为津埠输出大量皮毛、皮货产品。主要包括张家口、邢台、大营、交城等地,这些区域或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或有经营皮毛的历史传统,或有着精湛的制皮技术,最终皆成为皮毛的运销集散中心和皮毛加工基地。华北并不是皮毛的主产区,但却形成了比较活跃的皮毛集散市场,其根源在于其所拥有的优越区位:畿辅要地造就了发达的交通网络;拥有广泛的市场空间;临近天津港的出口优势。1.张家口皮毛市场的形成明清以来,张家口即是蒙汉、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商埠,因其连接两大皮毛产地,被誉为“塞外皮都”。近代以降,张家口逐渐成为皮毛中转及加工基地,为津埠输出大量皮毛产品。“口北素称皮毛萃集之区,每年关于皮毛生意一项,即不下数百万元,可称大宗。是以津中各洋行,多在张垣设庄采买,故今日张库道上,装在皮张之火车,日夜络绎于途。”在天津的冬季商业中,以皮毛为最盛,“营业盛衰,动关市面,然天津皮货皆来自张家口”。张家口的皮毛皮货则转自内蒙古各地,并非皆是当地所产,所以天津皮货业的盛衰,取决于口外来源及南北销路。蒙古是张家口皮毛的主要来源地,多数皮毛运抵天津。经天津抵达蒙古的道路有三条隘口,皮毛商多走张家口与古北口,因两路可通行大车,较为便利。民国以来,随着张家口开埠通商、京张铁路与张库公路的建成通车、一战期间国际市场皮毛需求量的增加,使皮毛贸易迎来繁盛的局面。“张家口位于北平之西北,为北方之大商埠,凡察省绥远、晋北、甘肃以及内外蒙古之商业,俱以此地为中心。各项杂货由平津运张,然后分运津平,再行出口。自平绥路修成后,张垣 陈美健:清末民中的河北皮毛集散市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口北皮货商情之近闻,益世报(天津版)1923 年 2 月 26 日。京张各埠皮毛业之状况,实业浅说,1924 年第 299 期。京张各埠皮毛业之状况,实业浅说,1924 年第 299 期。津海关税务司:1865 年津海关贸易报告,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 页。张家口皮毛业不振,益世报(天津版)1929 年 2 月 20 日。京张各埠皮毛业之状况,实业浅说,1924 年第 299 期。张家口皮毛业不振,益世报(天津版)1929 年 2 月 20 日。张垣皮毛业滞销之原因,益世报(天津版)1926 年 1 月 18 日。商业,大有起色,而尤以皮毛者为大宗,是以皮毛商发达,则张垣市发。”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20年代,张家口皮毛业逐步萧条,这与糟糕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外蒙古的独立,对皮毛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张家口聚积的皮货大多来自库伦,库伦扰乱时交通断绝,皮货交易停止,凡专事经营库伦商业的商号在此时期倒闭甚多。包库一带土匪横行,到处抢掠,百姓连年饥馑,人烟稀少,“以致行人裹足,商连停顿,况库伦为赤俄所据,对于中国商人,诸事苛求,向日可以自由贩货者,今则大加限制,以此种种,张垣商业遂大受打击”。贩卖皮毛的洋商改图更张,远涉库伦一带收贩皮毛,经西伯利亚铁路出口欧洲。因此,张家口皮毛业随之萧条,从业者赔累不堪。除此以外,还在于市场需求信息不匹配。津沪各港口经营皮毛业的各外商,概未收货,“张家口各洋商鉴于货无出路,不敢买存,为其极大之原由”。至七七事变前夕,张家口皮毛业市况明显好转,向天津输出皮毛量大增,从其商情市价中窥见一斑(见表1)。从统计数据来看,张家口皮毛市场的种类繁多,分为毛类、皮张类、皮货类,分类细化。按照皮毛的稀有程度划分,既有常见的动物兽皮如狗皮、黄鼠皮、老羊皮、羔子皮、猾子皮等,也有扫雪皮、狐皮、猞猁皮、狼皮等珍贵兽皮。同类产品出自不同产地,依据质量的高低,价格各异,如产自东路的羔子皮、大狐皮市价明显高于西路。从皮毛、皮张类整体市价看,市价平平,这与当时的抗战时局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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