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旧事”成为“朝华”——从《朝花夕拾》题名修改说起_郭春林.pdf

81近年来，被指定为中学阅读书目的朝花夕拾，不再仅仅是语文教育关注的对象，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吴俊的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 ，针对鲁迅研究中日益稀薄的审美研究，“以文论文，以文见人，以人证文，以人见事。既以文体修辞行文的解读为中心，兼以呈现作者鲁迅的生平风貌，大节主流。主要目标是在文学叙述上体会鲁迅写作的艺术技巧，在宏观面向上看清鲁迅的人生道路走向”1。确实，朝花夕拾不应该仅仅看作回忆性散文，虽然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2，回忆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但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解读，朝花夕拾之于鲁迅的意义恐怕会遗漏很多，蕴涵在文本中的复杂而多元的情感、思想和意图也无法得到充分彰显。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程度地对朝花夕拾文本生成史的忽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本的诞生经历过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的过程，而且，无论是“旧事重提”的命名，还是重新拟定的“朝花夕拾”，均与具体情境有关，而论战性的“旧事重提”又如何统一于抒情的“朝花夕拾”，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在我看来，朝花夕拾的内容，既在所叙之事的时间上指向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失败，在所抒之情的寓意上指向鲁迅对辛亥革命所蕴涵的精神意义的认同，更在直指现实的批判性议论中或隐或显地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图景。朝花夕拾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史，而是历史中的个人经验和个人视野中的历史进程。因此，本文的意图就是尽可能地重返历史现场，捕捉被遗漏的消息，重新打开近年已经被本质化为“温馨回忆”“浓郁乡愁”的朝花夕拾隐含的世界，进而尝试寻找解读鲁迅的新的可能性。一“旧事重提”：“失传”的民国及其他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最基本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1926 年 2 月 19 日，鲁迅为什么要“重提”那些“旧事”，他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重提”？在此之前差不多四个月，鲁迅完成了彷徨的最末一篇离婚，约两个多月前，写成野草的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腊叶，在写作狗猫鼠前六天，校毕华盖集，并撰后记，四天前他写杂感谈皇帝这当“旧事”成为“朝华”从朝花夕拾题名修改说起郭春林内容提要 鲁迅将“旧事重提”系列文字改题为“朝花夕拾”，并非仅仅出于修辞的考虑，也不是为了给“故事新编”预留题名，而是源自他到厦门、广州后遭遇的现实，源自他对这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之认识。朝花夕拾不是为回忆而回忆。这一修改，既包涵着鲁迅对“散文”文体的非本质化把握，更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借助于个人成长的经验希冀实现的情感教育意图，而这一意图在更深的层面也指向“民国的建国史”，即个人的成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个人化的书写。关键词 旧事重提；朝花夕拾；辛亥革命；情感教育；“民国建国史”822023 年第 1 期当然只是“重提”“旧事”的部分写作前史。过去不久的 1925 年，对鲁迅来说，无疑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对诞生了十四年的中华民国，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1925 年的重要性同样非比寻常。但两者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华盖集题记就明确写道：“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却“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3。如果我们将 1926 年开始的写作看作过去（时间过去了，但事情，和由此刺激的心境和思考显然并没有过去，这从华盖集续编可以清楚看到）的延续，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问，1926 年初，他“重提”的那些“旧事”与他在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所“议论”的事是否构成了互文的关系，或一种思想的逻辑关系，或一种更为内在的精神脉络和思想的延续性？在后记中，他特别征引了一段别人的文字中引述的他自己的话：“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得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4而他“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5，似乎恰恰证明了自己是个大大的失败者，然而他仍然要，也不得不继续与“运命恶战”。只是，他所认的“失败者”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失败者，却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在写于 1925 年 6 月中旬、后来收在坟里的杂忆中，鲁迅从东京时期读令他“心神俱旺”的拜伦诗说起，深刻检讨了晚清文学启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可以说是在后五四时代对晚清以来的启蒙主义文学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也蕴涵着自我反思：仅有早年所主张的“诚”“爱”6已远远不够，如今需要的是“智”和“勇”。从东京时期文学梦的破产，到“革命起来”，“服了文明的药”后，终于“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仿佛一切又回到了革命前，甚至还要更糟下去。虽然并不是要让文学来承担糟下去的责任，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边界：“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并没有简单否定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但仅有“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文学是不够的，需要“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7。这一思考，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未来文学写作方向的思考，一定程度上说，它甚至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对于“彷徨”的告别。诚然，杂忆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鲁迅所受到的“国民性话语”的影响，但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继续国民性批判，而是指向具体的国民教育，以教育的方式解决“智”和“勇”从哪里来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在“情感教育”中“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从而创造出崭新的国民，而不是像辛亥革命成功后那样，仅仅学得一点“洋文明”和“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以至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地葬送了革命的成果和革命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朝花夕拾的抒情性就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情感教育的需要，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的必要形式。某种程度上说，杂忆正是“旧事重提”的发端。杂忆与“旧事重提之八”琐记构成一对姊妹篇，互文的两者同时又相互补充，其“旧事重提”性，或“朝花夕拾”性都很鲜明。区别正在于杂忆是杂文，其中有“杂感”，回忆的抒情性不那么明显，而琐记是颇为纯正的散文，虽间有议论。王本朝注意到了朝花夕拾的“杂感笔法”，认为这十篇文字，“在回忆往事之中也表达了丰富的现实感受，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批判相互交织，形成了感伤与反讽、抒情与议论相互交融的艺术特点”8。王文梳理了写作朝花夕拾的1926 年里鲁迅所遭遇的“现实的纷扰”，正是这些纷扰给了作者“重提”“旧事”的动力。这是理解朝花夕拾的正途，但犹有不足。“旧事重提”的写作动力不仅仅来自 1926 年，实际上鲁迅的思考和写作，绝大多数都是源于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感和更为切近的现实感，是在两者的交织中展开的，而最强烈的感受正来自逝去不久的 1925 年的诸多83当“旧事”成为“朝华”人、事，以及在 1926 年朝更坏处发展的诸如女师大风潮这样的事件。1925年2月初，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说：“现今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9三天后，他写下了更激烈、也更主观的感受：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10无独有偶，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在上海面向记者的一场演讲中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象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11鲁迅是否读过孙中山发表出来的演讲稿，无从查考。即使是受其影响，也可以说，他在感受上与孙中山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 19241925 年间，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了“民国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仅是主权的、政治的、文化的危机，在鲁迅看来，更是认同的危机、精神的危机，是“民国精神”的失传。面对如此乱象，鲁迅觉得最迫切的是“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然而，那时并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着手来做12。“旧事重提之一”的狗猫鼠，起首就将具体的时间指向 1925 年：“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看上去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对某一种动物的态度，但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鲁迅以此回击的是现代评论派的荒谬批评。无论是现在说出来的“仇猫的原因”，还是幼年的天性中就有的对于弱者的同情心，包括夏夜纳凉时祖母所讲述的狡猾的猫师傅和性急的虎学生的故事，都是情感教育的材料，也同时指向满嘴“公理”“正义”，实质不过是“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的统治术，而惯于并长于使用这一方法的正是有文化然而“堕落”的知识者。这是对狗猫鼠的共识。对弱者、被压迫者的同情，也正是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期，于清贫困苦中仍迻译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动力，而对口头“公理”“正义”者的挞伐，同样可以在他对“伪士”的鄙薄中看到。但结尾的一段却常常被忽略：“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这意思正与杂忆中的一段叙述完全相同。1912 年初，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在“革命政府所在地”，鲁迅见到的并非“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而是“格外文明”。在鲁迅看来，正是这“格外文明”的做派断送了革命的成果。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它同时也使鲁迅的新文学写作延宕到 1918 年，而他自己很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仇书写更要迟至野草时期和铸剑时期。呐喊自序中被鲁迅以极简略的“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一笔带过的，正是民元后的巨大空白，但这个空白中有他“亲历或旁观过”的“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鲁迅在这里没有说，辛亥革命二十年后，呐喊自序写作十年后，鲁迅对此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13在这个意义上说，1925 年的人和事，及由人、事而生的感慨和想法是“旧事重提”的直接动力，但鲁迅借助于 1925 年“重提”的“旧事”恰恰是民国的发生史，是辛亥革命的诞生史，虽然它是个人的，但这个“个人”却是深度卷入其中的一员，他既是亲历者、行动者，也是见证者，因而其所叙之事、所抒之情、所记之人都与“这个人”及与其842023 年第 1 期有关的人直接相关，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牵连着辛亥的爆发和民国的诞生。二 改题：修辞与政治实践朝花夕拾的原题是“旧事重提”，自 1926年 2 月 19 日写就狗猫鼠，并特别在日记中记了一笔，随后刊登在 3 月 10 日出版的莽原第 5 期后，至同年 11 月 18 日完成最末一篇范爱农，发表于 12 月底出版的莽原第 24 期，副题一直是连续编号的“旧事重提”。1926 年 11月 28 日，给韦素园的信中使用的仍然是“旧事重提”，但 12 月 5 日，还是在给韦素园的信中，鲁迅明确提出，“要改一个名字”。那时，他还在厦门。1927 年 1 月 16 日，鲁迅离开厦门赴广州。到广州后的鲁迅，公和私都发生了很多事。直至 1927 年4 月 9 日，在给李霁野和台静农信中，谈及书稿，也还是说“旧事重提我稿已集齐，还得看一遍，名未定，但这是容易的”14。在这之前，无论是公开发表的文字，还是日记中，使用的都是“旧事重提”15。查鲁迅 1927 年 4 月的日记，3 日“作眉间尺讫”，8 日“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浦埔政治学校讲演，夜归。”讲题“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的日记很简单：“晴，午后骤雨一陈即霁。”因为“四一二”“清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