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历史与审美中的文学“...宁《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_罗莹钰.pdf

2023年第2期中国文学对“民族性”的探索在 1930、40 年代之交就曾以“民族形式”问题提出，并在当时的文艺界掀起了一场论争，直到今日仍是中国文艺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不停游弋的民族性，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出发，文学的“民族性”研究更是蕴含了复杂多义的阐释空间。现下，文学的“民族性”又展示了何种面貌？该去向何处？始终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一线的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以其专著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下文简称现场与思考）展示了其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批评观的重构意愿。在这部评论集中，石一宁虽然并未对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概念做系统性的论述，但其对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探讨论述又随处可见：“民族性并不抽象，它既存在于民族生活中，也存在于民族文化中。文学作品既是民族生活的镜像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作为一种文本，它又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否出于作家的自觉，它都必然地呈现作家的文化身份所指向的民族性。”地域、历史与审美中的文学“民族性”批评观建构论石一宁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罗莹钰摘要：“民族性”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讨论重点，诸多研究者已对“民族性”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理论推进，但随着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及文化语境的流动，这一概念具有重新阐释的必要。石一宁新著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构建了具有个人特质的文学批评观。该著从地域性分析、历史叙事反思以及“诗意”的审美取向三个维度，显示了著者重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批评体系的愿景。关键词：民族性；地域；历史；审美210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29通过该论著对文本类型选择、作家作品的侧重以及对其批评话语内涵的进一步分析，可以从其对地域、历史、审美三方面的取向中显示其对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新的构建意图。正是在文学“民族性”的批评观构建过程中，显示了石一宁用文学凝聚和团结少数民族作家，搭建“多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宏愿，这也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文学话语的遥相呼应。一民族地域的观照和突破任何一个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其身处的地域风俗、文化、信仰区分了他们的文学风格。“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和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这是很可宝贵、很可珍视的文化多样性。”在越来越趋同的文化环境中，许多少数民族仍然聚居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势必要因其地理特质沾染一定的地域文化，也因此保留了一定民族原生的生活、文化习惯，显现了与其他地域民族完全不同的精神色彩，也区分了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风格。“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状况看，有相当的民族作家都在尽力追求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真实，在他们的笔下都十分强调本民族在时间上的古老和空间上的当地。这两种性质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民族在该地域自古以来的文化独特性。”对民族文学的地域书写的关注，是现场与思考批评观的起点。石一宁试图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地域性书写中，剥离民族地域间性，从中探寻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地理区域内各种要素的总称，地域环境又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指的是天然的生态地景；而人文环境则包含着地方的文化景观。地域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能对该民族文学作品的整体风格产生影响，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往往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这是不同民族文学个性的基础来源。石一宁的地域性批评观照，首先表现在对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天然地理景观书写的关注。因为地域性的基础建立在最基础的地理景观之上，而越是聚居于封闭单一地理环境中的民族，就越容易形成鲜明独特的文化风俗。反之民族文化色彩就会较为驳杂和淡薄。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独特地理景观的描绘，常常通过区别于现代性、都市与平原生活的少数民族地域生存图景刻画，刺激和重新调动读者的审美热情，带来浪漫和诗意。这构成了地域性书写的文化功用之一。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地域人口集群中的一分子，他们的创作时常以共同的地域性特质书写受到关注，进一步形成了地域性的民族文学创作力量。现场与思考中不乏对以“文学川军”“康巴作家群”“文学桂军”“山地文学”等地域作家群的关注和支持，且作为民族文学的主编，石一宁更是在办刊过程中积极组织整合形成地域性作家专号，以扩大地域性民族文学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强调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石一宁尤为注重川渝地区的民族书写。他在民族文化与文学性中尤为推崇五位来自重庆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创作，他赞赏川渝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坚持和守护，认为这些创作者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正是因为他们在对作品人物的塑造、物件的隐喻、民族习俗的描绘上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弘扬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在本土内部少数民族的观照外，石一宁还特别关注这种反映“民族性”的地域文化书写如何能突破族群内部或者国土疆域的界限，这侧面表现了其超越地域边界的批评追求。石一宁对吉狄马加我，雪豹的诗评中就可见他对民族文化中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的思考，在这个全球性后工业化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性使命不只是局限在民族内部，文学创作应该内蕴一种使命，用以警示后人始终牢记要延续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此之外更有责任去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在对“丝路文学”的关注上更可见石一宁承担超越本土民族范畴的，具有全球性视野的文化历史推动责任。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后，“丝绸之路”再度成为全球热词，“丝路文学”也相应受到了关注。古代丝绸之路国境内部分聚居了众多少数民族，具有地缘文化上的地域、历史与审美中的文学“民族性”批评观建构2112023年第2期“民族性”，此外还曾与外域民族经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石一宁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会“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石一宁为“丝路文学”做出了明确的定义：“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这一概念界定看似消磨了“丝路文学”的地域性特质，让地域为题材让路，但他进一步补充：“丝路文学交流不仅是丝路题材文学的交流，也泛指丝绸之路地域的文学的交流，是从文学的维度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辐射和延伸，并为文学创作树起新的标高。”让这一概念本源再度回到民族性的地域框架中来。为何石一宁如此重视“丝路文学”这一地域性文学发展方向？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自古代开始架起的与世界其他民族经济文化沟通交流，如今对丝路文化和丝路文学的重提和发展，标示着丝路地域语境中少数民族当下文学书写的追求：“以充满个性化和民族性的思考和写作，关切全人类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展开与世界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古代时通过地域的突破和探索去进行，今日，我们仍能沿着这条古路的精神印记，阐扬中华民族的当代精神，并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在文学和文化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建立与世界文化的新的精神联系。总的来说，现场与思考对民族文学地域性的强调，即是指，在尽可能阐扬本民族地域文化和地域色彩的基础上，突出体现各民族的“民族性”，“对一方土地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能状其貌，又能传其神，并让读者从中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振奋于民族前进的步履，即为文章的功德，亦是文章的魅力”。在此基础上，保持开放的地域文化心态，积极向其他地域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促成新的地域民族性特质的生成，更是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地域文化书写的增长。让“地域”这一看似固定的现实存在，通过文学书写的关注和阐扬，进一步刺激各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迸发新的活力，使得通过“地域性”的观照促进“民族性”的动态发展，以保持地域文化的活力和地域文学色彩的生命长度。在这个意义上，石一宁文学批评观对文学地域中“民族性”的审视和追求，超越了学界过去对“地域性”的审视广度。二民族历史的真实及其文学超越对民族地域文化叙述的积淀，往往会促进该地域历史叙事的天然生成，这同样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化和全球化日益成为主流的今天，少数民族过去聚居的封闭地域日渐被打开，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生活方式、习俗信仰、精神思维的渐渐消弭，无根的迷茫让他们不得不回到过去的历史中重寻失落的族群记忆，对本族历史进行文化“寻根”，通过文学“重述历史”，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股主潮，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刘大先认为，重述历史是“争夺发言权和话语权的一种尝试”，它通过地方性、族群性话语对国家话语进行了补充，“但往往也存在着陷入到孤立与封闭之中的问题”。李长中则认为“重述历史”一方面是“在对民族历史的反复追寻与书写过程中，确立当前的精神原则和民族立场”；另一方面，重述可能会“逐渐演化成一种对抗性的书写姿态，成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政治，甚至出现以怀旧性心态虚构和幻化本民族传奇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现象”。I1可以发现，“重述历史”无疑是从多民族的角度保护和阐扬了其自身的“民族性”，但这种创作趋势很可能会导致民族叙事的自我封闭。过去的历史已化为尘烟，始终沉湎往日雄奇，难免会让民族文化有走向衰微的风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某种文明处在黄昏阶段时，虽然面临着解体，但这种解体并非是消亡，而是存在着再生的可能性，也即文明的生机”I2。这引出了少数民族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少数民族应该保持何种心态和何种方式去书写历史，观照“黄昏”，才能让其民族性在历史追忆中重燃“生机”？现场与思考 第二辑精心选取了多个涉及“重述历史”的小说文本，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理论查探和方法构想。思虑深广的地域史叙述中，石一宁以川籍作家阿来的 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为例，指出少数民族作者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担任着历史学家的角色，“历史212叙述需要历史主义的态度，也需要一种超越历史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立场”。I3因此需要作家拥有相当的“历史理性”，就是尽可能忠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全面地展现它。“现实题材的作品应有历史感，历史题材的作品应有现实感。只有对现实与历史都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一个作家的创作才有可能是成熟的、根基厚实的。”I4因此阿来在创作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时返回康巴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史学精神”十分重要，正是这种精神让瞻对那片土地上两百年间的地域历史过往得以被全面地、深刻地展现。此外，还应不仅限于“历史”而要试图去超越它，在历史的基础上保持文学性，提供“生动的人物形象、符合情理和逻辑的历史想象以及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的民族风情描写”，只有“作家视点的放平，对历史和人去神秘化和去等级化的解构，视野里必然会出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事理”。I5有时候历史不仅仅停留在外部的描绘，而同样应该深入内部，以“心史”的角度打开民族历史的真实。石一宁尤为欣赏四川作家在书写民族历史上的天分，他在评价四川羌族诗人羊子的长篇史诗汶川羌时，就认为羊子用主观的、内在的抒情史诗写法，真正深入到了羌族的心灵深处，全诗用虚化的象征手法和民族历史生活的元素，呈现羌族人心灵的历史遭遇和感受，从民族心史的角度表现了民族的历史命运，这种直击民族心灵内部的历史叙事对创作者来说，同样重要。在此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基本达到了文史平衡，但我们仍然需要去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如何通过历史叙事保持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石一宁认为这构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分享。因为有时候“习俗往往只是一种对传统不加思考和扬弃的照单全收”，这将会导致个人和民族“在一种天然的死亡里消灭”，因此文学要在历史中反思，继而去反思文化、反思人性，以生成“新的原则”和“新的民族精神”。I6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叙事不仅仅只停留在反思这种内部情绪之上，而应该真正地去打开格局和心胸，积极“分享”，所谓分享即为始终对本民族的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不可敝帚自珍而失去与其他族群分享民族文化沟通的机会，“分享也许最终会成为绝响，也许会变成价值乌托邦，但是对分享的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式；而描写这种向往和追求，也是某些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之所以卓越的内在要素”。I7可以看出，石一宁对文学历史的批评立场怀持着严谨但不失胸襟的文化开放主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丝路文学”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鼓与呼了。丝绸之路原本就是一条承载了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