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_陈亮.pdf

现代大学教育2023 年第 2 期管理经略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研究阐释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讲话精神专项项目“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要义证成与落实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2zdpy001;陕西教师发展研究计划项目“陕西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2JSZ011。收稿日期:2022 11 14作者简介:陈亮(1987)，男，辽宁鞍山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教授，从事学科治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商一杰(1999)，女，河北石家庄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西安，710062。栾培中(1993)，男，甘肃兰州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与政策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政策研究;长春，130024。Email:Cl0801 。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陈亮商一杰栾培中摘要:大学评价是大学发展的风向标。近年来，受实证主义、计算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等思潮影响，追求可控性和精准量化的理念已渗透进大学组织的生命体中。可视化指标是大学内在质量的外在表征，数据化指标是提升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习惯性的量化评价催生难以变革的指标文化。大学评价已陷入指标陷阱。指标陷阱将大学高质量发展窄化为“物的再生产”，以排名指向的零和竞争取代合作意识，统一的指标体系导致大学同质化发展。根源在于，大学对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把握不准，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完善，社会泛在的教育认知误导使然。构想高等教育评价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尚需大学内外部主体协同解构指标陷阱，实现“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有机融合，以发展性评价消解结果性评价的马太效应，以此发挥评价赋能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切实价值。关键词:大学评价;量化指标;指标陷阱;过程性评价;增值性评价;人的再生产;物的再生产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1610(2023)02 0084 09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大学评价是以大学教育目的和组织目标为核心，主张目标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融合共生的立体化教育质量评价模式，是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扭转功利化的大学评价导向，克服“五唯”顽疾，近年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等一系列关于大学评价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从改革教育评价工作、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用人评价五个方面全面描绘了新时代大学评价体系的改革蓝图，力求推动中国大学的勃兴。然而，受实证主义、计算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思潮影响，大学评价逐步陷入以数据化、精确化、可排名化的指标体系怪圈，例如，由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学科评估、教学评估、专业评估以及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主导的诸多大学排行榜均以各类数据统计为评价基础，评价结果裹挟大学发展资源的分配。这些数据化的评价模式往往忽视了大学教育的复杂性和多态性，大学教育被一组组冰冷的量化指标简单诠释，在给大学内部增加了过重指标负担的同时，推动了大学之间过度的标准化竞争，使大学评价逐步陷入指标陷阱，严重阻碍了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1。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在阐明当前大学评价陷入指标陷阱的显在样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大学评价陷入指标陷阱的根本原因，针对影响中国大学评价体系高质量建设的现实困境，提出规避指标陷阱风险的逻辑向路，力求为推动大学评价改革、健全大学评价体系提供些许理论借鉴。一、大学评价中指标陷阱的缘起指标陷阱是指当今社会中存在的过度量化和指4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标固恋等现象的集合。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指标陷阱逐渐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现代大学已走出象牙塔，指标陷阱也逐步嵌入高等教育系统之中，成为高等教育领域须深入探讨的公共议题。(一)指标陷阱的起源指标陷阱最初源于19 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受社会信任危机和问责制的影响，英国教育监督委员会(British Education Oversight Council)议员罗威(obert Lowe)首次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资助额度应依据透明度高、可靠性强的教育结果进行支付。教育结果即检验各学校每位学生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若出现考核不通过或缺考的学生，按人数比例扣除资金资助额度。一方面，罗威的公共教育绩效考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让教育资源配置与学生在学校获取的基础技能水平挂钩，让教育符合市场导向原则。另一方面，这一机制促使大多数学校采取填鸭式的基础技能训练方法，向学生机械性地灌输知识，忽视了学生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创造性能力的培养。20 世纪初期，美国“工 业 效 率 运 动”的 奠 基 人 泰 勒(FrederickW.Taylor)创造了科学管理理念，将工厂工人的单位时间生产任务量进行指标化，按照完成指标任务的速度计算工人工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念深深影响了同一时期美国的“学校效率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学校被要求依据其容易看到和测量的教育结果来判断学校对社会的贡献。这种管理的绩效主义也影响到高等教育，各国政府和科研管理人员几乎都倾向于运用定量指标来评价一切，包括对普通教师、教授、科研人员、课程和大学的评价。2 而具体实施则由各国通过建立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教育质量保证机构或第三方主办的教育评估机构负责。这些评估大多是围绕表格和文件的程序性评估，实质性评估较少，导致大学行政人员数量激增，教师教学科研任务之外的行政任务加重，客观上逐渐指向一种以量化指标诠释教育质量的怪圈。(二)指标陷阱的产生缘由首先，可视化指标是大学内在质量的外溢表征。进入 21 世纪，随着各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依据可视的教育结果配比教育资源的方式来减轻教育支出负担。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教学科研成果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也蕴含着质量上的某种优势，这是可视化指标在大学评价中合法性的重要认知基础。其次，数据化指标是提升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推进，大学的层次和类别呈现出横向的多样化发展，而教育行政管理的纵向体系却变化不大，呈现出倒 T 字型的管理统治逻辑。在数据化管理评价方式的主导下，评价过程往往过滤了大学的层次、类型甚至地区的差异性，使得教育经费和教育机会配置呈现出较高的效率。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初期，数据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推动大学的学科专业竞争，为高质量发展做好量的积累。最后，习惯性的量化评价形成固化保守的指标文化。前述的认知基础和管理手段一内一外相契合，逐步生成今天大学评价的现实土壤。尽管中国大学在“双一流”建设的驱动下，以及破“五唯”评价改革的导向下，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过度的量化评价带来的教育质量问题，但现行的改进措施仍未将相关问题彻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已突出表现在创造性人才和变革性知识的匮乏，形成高校教育产出与国家社会需求的结构性错位。为实质性地推动大学教育实现由数量到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愿景，必须从评价土壤开始寻根。长期以来，受量化评价思维、评价管理体系、评价结果利益关系以及社会泛在认知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大学评价中生成了难以撼动的指标文化。评价制度的制定者、大学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被评价对象等利益主体牵连起一个整体性的大学质量危机。如果评价的土壤(认知、管理体系)不改变，凭借单个主体的力量试图走出困境并不现实。因此，致使大学在批判指标竞赛的同时，却对大学(学科)排名，论文发表量、分区、影响因子、引用次数等紧盯不放。因为这一系列学术指标不仅关涉大学的知名度和资源获取，还关乎每一位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项目评审、工资收入，从而催生以量化指标为核心利益的异象学术生态的产生。致使经过多年的改革，大学评价依旧沿用以“五唯”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指挥棒作用功利化。评价者制定指标的动因往往是良善的，期待能够利用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评价改革的愿景是美好的，但是，要改革一种文化生态、跳出指标陷阱，办法尚显不足。5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二、大学评价中指标陷阱的显在样态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量化倾向的社会，由科学化、数据化、精确化的指标主义主导的社会决策，往往容易扭曲它意图管控的社会过程。倘若大学深陷指标陷阱则更难冲破科学管理和精确测量的发展困境。大学评价在指标霸权的影响下，逐渐被大量的量化指标所支配，陷入指标陷阱，并在大学评价过程中呈现出诸如量化囹圄、零和竞争、结构失衡等鲜明的显在样态。(一)量化囹圄:将大学高质量发展窄化为“物的再生产”指标陷阱带来的量化囹圄窄化了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致使大学将可视化、显性的任务作为其核心和重点，甚至滋生了大学组织整体的“物化”价值观，阻碍了大学精神的理性与卓越本质。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德(Douglas W.Hubbard)认为:“凡事皆可量化。对那些看似不可量化的东西，人们总能找到相对简单的量化方法。”3 诸多学者认为构建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囿于人的理性和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在无法形成对于判断效力的可靠权衡的情况下，量化指标为世界提供了更为科学、客观的信息。在印刷技术时代，知识的迭代和信息流动相对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而言，这种追求确定性和精准管控的量化手段是推动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有效方式。但是，随着技术环境的变革，社会对知识的量的需求转变为对质的期待，这是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解读。因此，现代性社会最大的特质是不确定性，妄想始终以确定的指标去管控变化的对象，最终将会走向一个功利的物化社会。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眷注于大学教育对“物的再生产”的价值，还关注大学教育对“人的再生产”的重要意义;不止聚焦于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还需关涉大学教育价值观的重塑、大学教育发展范式的变革以及大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采取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单一评价方式难以全景式地展现真正的高质量，最终导致大学高质量发展被窄化为“物的再生产”。一方面，大学人才培养的复杂任务被主观简化为竞争工具。教育是面向理想的事业，高等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理想的人。4 大学人才培养关涉教学管理、学术声誉、专业设置、课程模式以及创新文化、校园文化等多维度共同作用。但是，人的学习和成长是终身的，大学的育人成效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大学为了提升生源质量、应对资源竞争，往往不得不将育人的复杂内容简化为就业率、竞赛获奖等等。同时牵连出学科和专业质量的评价也简化为论文数量和立项数量。学者对软科排名的研究发现，所谓学科和大学排名，本质上是学术排名，不能作为组织整体实力的象征。评价者人为清除某些难以量化的内容，仅把可量化之物简化为指标体系的全部。正如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5 另一方面，大学学术生产转化沦为技术主义的操控。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确是国家、社会和市场对大学社会服务和生产力的重要期待，但技术和科技知识的生产创造并不是美好生活这一高质量社会需求的全部。技术与生活的和谐发展与良善关系，虚拟人与生物人的冲突与矛盾等等，都需要强大的社会创新人才推动。而量化手段和指标文化直接导致大学的功利学术，那些不能即刻见效的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不被学者重视，见效慢且难以量化的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成果转化不被重视，导致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性学术成果稀缺。可见，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主要体现于学以成人、服务社会发展，即发挥大学的育人功能、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面向重大现实需要，解决好、回应好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评价改革则要真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