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滨海区少数民族塔兹的生态人类学考察_阿拉腾.pdf

或作恰卡、恰喀拉等。他们自称乌底哈“udiha”、乌底克“udik”、乌底盖“udigai”等，即“森林中人”，在满语里则为窝集克“wik”等。参见穆晔骏:巴拉语 ，满语研究，1987 年第 2 期。收稿日期:20221019基金项目: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地区满族祭祀文献和口传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8BMZ045)成果作者简介:阿拉腾(1962)，男(蒙古族)，内蒙古锡林郭勒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22 年第 6 期(总第 191 期)民族学与人类学俄罗斯滨海区少数民族塔兹的生态人类学考察阿 拉 腾(黑龙江大学 满学研究院，哈尔滨 150080)摘要:俄罗斯滨海区少数民族塔兹，是在 19 至 20 世纪期间，由满汉民族与当地世居民族结合而形成的混血民族。满汉民族的移居，与当地世居民族在资源利用上形成竞争关系。竞争不仅产生替代、不稳定并存及稳定并存等几种结果，也给双方带来不同的竞争作用，该作用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消极的作用包括剥削、寄生、抗生或偏害等，积极的作用则包括共生、合作和互助等。整合各混血人群而形成的塔兹文化，既有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一面，又有满汉民族所携带的东北满汉文化的特征。关 键 词:塔兹;混血;俄罗斯滨海区中图分类号:C95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22)06-0153-04“塔兹(Tazy)”是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一个小微民族，根据 2010 年全俄人口普查数据，塔兹仅有 274 人1。而据 2002 年的统计资料，塔兹人口亦曾仅有 271 人2，由此看来，虽相隔数年，其人口没有大的变化。该民族为一混血民族，于 1920 世纪之间由滨海世居民族如乌德赫、那乃(果尔德、赫哲)、奥罗奇与满汉民族结合而成。“塔兹”现虽为该民族的自称，但该称谓是从一种泛指逐步演变为特指的。最初，所谓“塔兹”仅为一种模糊的指称，“从博恰河、萨马尔加河和由此以南，居 住 着 凯 哈(kekar)，他 们 遵 行 满 洲法”3，此所谓“法规”亦即民俗习惯。因而，所指称，仅为生活在该区域南部，且略微有别于北部同语族民族奥罗奇的族群乌德赫人。生活在锡霍特山区中部和沿海迤北，至乌斯佩尼亚角一带的世居民族，自称乌德赫。20 世纪初时，该地区南部的世居民族已与汉人没有区别，汉人遂称之为“塔兹”。以后，上述混血族群产生以后，这些人就将“塔兹”当作自称，用作正式的民族名称。因而这也说明，“塔兹”称谓在这里并不带有贬义。在塔兹的文化背景上，世居民族与满汉民族之间虽相差悬殊，但在生计活动方面二者又存在许多相通之处，这些因素促使二者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民族。对这一现象的考察，不仅能对民族形成的机制有所了解，也可指望在不同文化共存方面得到一些启发。一、滨海边疆区的华人与世居民族滨海边疆区是俄罗斯最东南的地区。在滨海区，自古以来锡霍特山脉西边就住着赫哲人，山脉东边是乌德海人，以后过来的满汉民族则遍布各地4 102103，198。乌苏里一带最早出现的满汉民族是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挖参人。起初，满汉民族仅仅夏来秋去，其后前来的在各处盖房，将其当作驿站使用。除挖参人以外，还有大量的满汉民族猎人和农民过来。再后来，每年春天都有务农、采矿及从事其他各种生计的满汉民族聚集而来5。与满汉民族的增加相反，因天花的缘故，世居民族351DOI:10.16415/ki.23-1021/c.2022.06.021人口大量减少。于是，他们或退居森林深处，或从经济上依附于满汉民族，并与之紧密结合，以至出现世居民族女性与满汉民族男性婚配的现象，最终形成混血群体，作为一个民族而独立。满汉民族移民大量出现，造成与世居民族之间竞争局面的产生。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竞争是指种群对取得有限的需求的斗争。满汉民族与世居民族间的竞争最终产生三种结果，即替代、不稳定并存及稳定并存。第一种结果替代，即在竞争中一个或更多的竞争者被其他竞争者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族群不能永久据有同一生态小生境。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此替代亦曾分为三种，即世居民族濒危灭绝、离开本地和改变其生存方式。其中，情形之一，族群濒危灭绝。由于世居民族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身体缺乏抵御天花的抗体，因而从肉体上遭到灭亡。如在靠近日本海的卡萨富诺瓦河河口附近的塔兹人，“其中大部分死于 1881 年流行的天花”4 130。1857 年时，“比金河上只有乌德赫人住在这里天花，在这里广泛蔓延。有几处乌德赫人的居住区死得一个不剩”4 586。再如，在奥霍别河，“从前这里住着乌德赫人，后来，除有一部分人迁往他处外，都死光了”4 248。天花这种病毒当然并非外来移民有意带来，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外来种群的侵入，往往都会产生某种不经意的影响。情形之二，族群离开本地。外来移民的增加，造成对本地资源攫取的竞争，于是，居民中的一部分便选择离开本地。如纳恩图河畔的乌德赫人迁到了瓦库河去，“现在整个能图河河谷全是满汉民族狩猎和捕貂的地方了。”4 204又如伊曼河畔的香石河子村，“这里有中国房子22 座，居民 196 人。在林子旷地的另一端，靠近森林的地方有乌德海人遗弃的住地，有 8 个帐篷。65 名乌德海人全部抛弃了自己的住处，迁到瓦贡别去了。”4 311其中，前者为该区域有名的珍珠产地。不过珍珠捕捞实际上并非世居民族生计活动所必需，他们只是迁移到人口压力较小的地方而已。情形之三，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移民数量的扩大，导致世居民族或者主动或者被动改变生活方式。在资源利用范围的扩大上，像鹿茸和人参采集量加大，以及谷物和蔬菜食用的增多等都是例证。如，库松河的乌德赫人自己不会种菜，往往雇满汉民族来种4 520521。生活方式的改变，其结果之一就是二者通婚机会增加，以至于阿尔谢尼耶夫预言:“南乌苏里地区，其中包括大柞树河，大部 分 世 居 民 族 居 民 将 会 变 成 这 种 混 血 塔兹”4 178。当然，生活方式的改变，其结果并非都是积极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尤其是妇女，都吸食鸦片。这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4 178，在塔兹人中，“我没有看到一家不备有鸦片烟具。特别 是 妇 女 们，更 热 衷 于 这 种 极 有 害 的 嗜好”4 226227。竞争的第二种结果为不稳定并存。其一，各个族群集中于一处，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前述本区域几个主要河流附近都是各个族群的最适生存地点。如，纳恩图的沟子村是乌苏里地区最古老的 移 民 村 庄 之 一。“远 在 维 纽 科 夫 时 期(1857)，淘金者、挖参人、猎人和捕兽者就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运货商队经纳恩图，循伏锦河，翻过锡霍特山脉直达海边”4 88。再如，比金河很久以来就是有名的好猎场和挖参的地方4 203。除淘金一项不被世居民族所关心外，其他项目均为世居民族可能扩展的对象。因而各个族群之间即使曾经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仍然集中在这几个地方。也因此，在滨海地区几乎不存在以纯汉人构成的村落。而与此相对，则有纯朝鲜人村落存在。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因而不存在与世居民族形成共生关系的基础。其二，随着族群规模的扩大，无奈扩展到勉强合适的地方。世居民族能够扩展的地方实际上不多，他们离开上述几个理想地方的结果，则是遭到彻底的灭绝。竞争的第三种结果，即由于找到同样的生存方式，具竞争关系的族群得到了永久并存。当地人主要依靠无限扩展资源利用范围的方法，曾经做到尽量避免冲突。这些方法似可具体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华人创造了更多的生存方式。“满汉民族进取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他们有的猎鹿，有的挖参，有的捕貂，有的取麝香。这里有人捞海带，那里则有人捉螃蟹或捞海参，在另一个地方又有人种罂粟割取鸦片，等等。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种新的生计:采珍珠、榨某种植物油、烧酒、挖黄芪根，简直不胜枚举。他们善于到处开辟发财致富的源泉。只要能使财源不断，他们就不怕花费力气。”6 268所列举的这些生451计活动，大多数为世居民族所不曾见过，以此，满汉民族便成功避开与世居民族之间的直接竞争。其二，导入了一种生存方式，使世居民族与华人能够同时获益。该方式即农田的利用。因为少量的农田利用并不造成环境中资源总量的显著减少，所以并不构成二者之间的对抗性竞争。如在伏锦河谷，华人“房子附近是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园。各种作物应有尽有:小麦、玉米、谷子、燕麦、罂粟、大豆、烟草，以及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作物。离房子较近的地方种着菜豆、土豆、萝卜、南瓜、西瓜、白菜、生菜、芜菁、黄瓜、西红柿、各种葱和青豌豆”4 9192。虽然满汉民族的主要生计仍然集中在获取用来交换的狩猎产品上，其农业和园艺的存在意义仅在其维持基本生存上，但这种半农半猎的生计活动方式却被那乃(果尔德)人借鉴后，为其提供了更多的生存途径。20 世纪初，果尔德人分布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沿岸狭长地带。当生活条件优良时，他们通常维持定居生活，而当猎物减少而渔获不理想时，便又进入移动状态。他们猎取黑貂、狐狸、狸猫以及鹿类等，其中鹿茸可以大量出口中国;除燕麦及荞麦以外，其农业虽不发达，但他们能够种植卷心菜、豆类、玉米、黄瓜等各种蔬菜6 3133。这种具有复合性质的生计活动方式，使各个人群的环境利用能力得到扩展，并使环境中可利用资源的总量相对增加。二、移民与世居民族的关系移民与世居民族之间围绕资源的利用所展开的竞争，给双方带来不同的竞争作用，其中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首先是消极的相互作用。他们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这些被同化了的世居民族的特点是贫困和肮脏:他们缺衣少食，屋里破破烂烂”，而塔兹人贫穷。如，伏锦河谷一家世居民族的房子属于一个移民财东，这一带的世居民族都要从他那里赊购鸦片、酒精、粮食和布匹。为了抵债，他们须将所有的猎获物，包括貂皮、鹿茸、人参等统统交给财 东。因 此，塔 兹 们 负 债 累 累，永 远 还 不清4 102103。显然，鸦片、酒精、粮食和布匹被当作“诱饵”，成为连接二者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关键因素，使需要投入高能量才能获得的貂皮、鹿茸、人参从世居民族流动到满汉民族一端。因而二者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寄生的关系。所谓寄生，是在一个族群“窃取”另一族群能源和物质的条件下两个族群的并存。除剥削和寄生的关系之外，二者也曾形成一种抗生的关系。所谓抗生，是一种能够对某特定族群造成确切损害，而对其他族群无益或无害的相互作用。如“法庭判决，活埋了一名汉人和一名年轻的塔兹。这两个人是因为向债主报仇，打死了债主，才受到如此残酷的刑罚的”4 200。打死债主，无疑就构成了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损害关系，即造成偏害作用。不过，这种偏害作用并未被允许无限扩大，而是通过内部机制予以制止。这一点可从塔季别河的例子中看到4 263，这些人负责维护既有的秩序，保证能量流通渠道的畅通，虽然从道德上看其中存在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其次，为积极的相互作用。在业已形成的移民与世居民族之间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交流融合，就形成二者之间积极的关系。这种积极的相互作用当可进一步划分为共生、合作和互助等几个不同层次的作用。其一为共生。共生是一种对竞争一方有益而对另一方既无益又无害的关系。如在大克马，居民杂居，有中国人，也有塔兹。中国人有 23 家，塔兹有 11 家，而这里的塔兹“受中国人的影响小一些。他们住的是房子，会做船，会做滑雪板，夏天种地，冬天捕貂”4 447。世居民族的影响力似乎稍微大一些，且没有形成上述那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再比如，要子河一带居民很杂，有中国人，也有塔兹人。移民的房子主要集中在河的左岸，世居民族住在高处，在傍山的谷地上4 398。二者之间亦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围绕同样的资源，各自占据合适的生态位。其二为合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相关族群都曾得到利益。滨海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涉及所需物品的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对满汉民族，551类似情形也曾发生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驯鹿鄂温克当中，他们与俄国农民之间建立起所谓“安达”的关系，猎民将全部狩猎所获交给俄国农民，换取一年里铅条、谷物、砂糖、烧酒等生活所需。所谓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中，种群在时间空间上所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