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命运到时代形貌的透视与...谁在敲门》的微观史视域解读_李朝.pdf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自问世以来即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被文学评论家称为一幅当代“乡村世界的浮世绘”、一部“乡土红楼”，且荣膺“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21）”。小说的题目于设问中略带悬疑意味，作者在被采访问及到底是“谁在敲门”时，给出的答复是“时代、命运、城市”。作者通过微观透视和映射的表现手法，由小见大、以微窥宏，以个人的人生、家庭的命运映射时代的进程、社会的嬗变，诠释了这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前缀“微观”经常被误认为是意指研究对象的微小或地方性，但其实研究“分析性的取径”才是微观史学的真正核心。微观史学以整体的一个侧面或局部为研究对象，犹如将特定时间和空间下的历史置于显微镜下，聚焦于个别性、具体性、典型性或代表性的事件、人物或群体，却可以借助微观脉络发散出宏观图景，从微观缩影映射宏观特征，从微观肌理构建宏观框架，为深入研究整体和呈现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提供支持。谁在敲门基于微观史视域或语境，以“父亲过生”“父亲生病”“父亲去世”这样的连续性事件为叙事流，通过川蜀地区的一个乡土大家族及其成员的命运映射时代的变迁，并从中透视时代变迁之于乡土中国的深刻影响。一日常生活为原型的写实主义表现日常生活是微观史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并由此形成了日常生活史。德国微观史学代表人物阿尔夫吕德克概括了日常生活史的特征。首先，日常生活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打破了只关注社会精英和宏观整体的研究传统，将“那些在历史上基本上默默无闻的人的生活和生存”纳入研究范围。其次，日常生活史将广义的历史进程设想为普通人的动态实践的产物，以重建并解释个人行为和经验与物质生活、社会制度以及事件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日常生活史通过分析现代性的趋势与走向，来省思现代时期所谓进步、“理性化”和“解放”的代价。个体命运到时代形貌的透视与映射 谁在敲门 的微观史视域解读李朝摘要：罗伟章的谁在敲门采用微观透视和映射的叙写手法，从乡土日常生活的变迁中呈现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的趋势及其影响，从符号、仪式和象征等细节中反映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个体命运的走向及社会思想与时代精神的演变，通过微宏之间互鉴相映的方式将时代、命运与城市三大维度聚合起来。虽然小说向读者展示的仅仅是时代变迁下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小横截面，但却深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道德伦理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关键词：谁在敲门；罗伟章；微观史学个体命运到时代形貌的透视与映射205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382023年第2期中国史学界将日常生活概括为“人类为维持其生存而反复出现的诸如衣食住行、生产繁衍、人际交往、信仰行为等以人为本的活动”，是一个依靠“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因素而加以维系、以过去为定向的领域”。然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现代启蒙就一直融于历史进程中，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理性和现代市场模式推动了以天然情感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发生变化。谁在敲门以详实、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细节，并藉此呈现一方乡土的社会变迁和风俗变化，以及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渗透下，一些以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为基础的“乡土本色”正在渐渐褪去，乡土社会步入了后乡土阶段。首先，小说反映了土地对人的束缚已经瓦解。在第一章中便写道，“我的家乡人”形成了“城市在上、乡村在下”的空间概念，对城市化的生活寄予了强烈的渴望。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务工或就学，乡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流失的冲击，形成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的“空巢社会”。父亲过生本应是大家族团聚的一个契机，但家人们却仍聚不齐整。离开家乡的年轻人虽然并没有过上他们所向往的生活，但这些见识了城市文明的年轻人宁愿在城里漂泊，也不愿再回乡安居乐业。其次，小说揭示了旧有的依附于土地的乡村伦理道德体系已被打破并趋于重构。再次，小说体现了现代性的技术理性在改造乡村社会中的局限。现代性的进步、“理性化”和“解放”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模式和意识形态，其作用犹如一把“双刃剑”，优劣俱见，利弊参半。在小说终章里，县里准备开展“红灯笼计划”，即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选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生八德”俱在的家庭，并把印有“八德”的红灯笼挂在该户门前，而这也是吸引游客上门消费的噱头。在此之前，乡村社会主要以“村落共同体”意识、“熟悉关系”“情感与道义联系”来维系，I1而“红灯笼计划”标志着传统乡村治理和运行模式正在被更加理性化和数字化的管理方式所替代。尽管该计划的本意是科学管理乡土和理性分配资源，然而实施过程中却忽略了对人性与人的价值的关注，不但割裂了乡土时代富有人情味的社会联系，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均衡和人际关系平衡，还激发了逐利和算计，甚至使一向坚韧豁达的大姐不堪压力，最终自杀而亡。作者通过描写乡土大家族日常生活的现状与变化，折射了现代性和城市化将人从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所伴生的诸多问题。传统价值退却后让渡出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占据，传统秩序的衰微扩宽了工具理性的支配范围，现代性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却也滋长了人性的狭隘和浅陋，对社会的公平与秩序带来了潜在的破坏与危险。小说全面透视了处于变革与转型期的乡土社会面临的严峻现实与深刻矛盾，非唯揭示出时代变迁下乡民处境与思想的局限性，同时也彰显出乡土中国所蕴藏的无穷广阔、无限能动的发展可能性。二符号、仪式与象征的运用根据微观史学观念，符号、仪式、象征等细微之处都可以发掘出历史文化主题和意义。尽管名字是最普遍和最常见的符号标识，但它却是微观史学的关键要素。名字和由名字发散开去的条条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重建彼时人们的真实生活。众多的人物形象是谁在敲门的显著特点。作者不但构建了多达160人左右的丰富的人物角色体系，还为他们一一赋名。作者犹如微观史家一般，以人物名字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家族谱系和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在大量人名之上的小说叙事网络结构高度仿真了现实社会生活，使虚拟的人物和事件更富有真实感。除了名称符号，作者还运用了数字符号来阐述小说的内涵意义。在小说开篇，就介绍了“父亲”和“大姐夫”的姓名；在小说结尾，作者还列出了彼时可以指代他们的数字符号，“我父亲除了叫许成祥，还有一个名字叫 00033428。我大姐夫除了叫李光文，还有一个名字叫7295”。1200033428是父亲的住院号，7295是姐夫在监狱的代号，这些看似可有可无的描写，背后却饱含深意。罗伟章在其散文集把时光揭开中，曾对人类社会的数字化206和理性化进行批判，认为数字既将人类引入“文明”，也“辖制”住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追求，因为自从有了数字，一切事物甚至连人类自身都被数字化了。I3那么，对数字化持消极和驳斥态度的作者为什么在此处将人物名字和其数字代码并置呢？给人物冠以名称，固然体现了小说人物的真实感；而同时赋予人物以数字代码，笔者认为，应当是暗指从生到死没有人能够躲得过现代性的安排，无法避免最终被数字化、简单化、无差别化对待的命运，所有鲜活的生命最终沦为数理统计意义上的、打上了某种特定身份标签或人为赋予了某种群体属性并据以匹配相对等的“待遇”。读者在小说中其它地方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在现代性所滋生的工具理性思维支配下，在时代进步所带来的刚性的统一秩序下，有思想、有情感的差异化个体却简化为被机械化处理成冰冷的数字而失去了其本应享有的人文关怀，其间暗含着作者对现代性的双刃剑作用的反思，也蕴藏着作者对极端工具理性的讽喻和批判。谁在敲门 中描写了仪式，也使用了象征，籍以映射外部的真实世界。通过叙写父亲过生乃至过世这样的生死大事，使父亲成为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父亲的过生和过世前后呼应，暗合了小说的主题代际的更替和时代的变迁。父亲的思想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加诸年龄、健康等因素，他不得不放弃曾经一直从事的农耕劳动，完全依靠子女的赡养生活，文化归属的迷失和身份认同的失落使之陷入“社会性死亡”的境地。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叙写父亲生病住院的第三章发出了“老了，就是死了”的感慨。I4其实，“父亲”象征了一代人，这代人囿于乡土传统思想的制约，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与时代发展潮流和主流精神意识形态相隔难以跨越的鸿沟。父亲的离世象征了“乡土时代”落下帷幕，一个完全封闭守旧、依附于血缘和乡土人情的乡村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动下，乡土社会在正在逐渐变迁和转型。当“我”在高铁上得知了大姐上吊自杀的消息，正要细问，“火车呼啸着钻进洞子，信号断了”I5，整部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意犹未尽而启人深思。小说为什么以家族第二代成员大姐的死作为结局？大姐是大家族的灵魂人物，她最先富裕起来，又犹如“地母一般”，默默地呵护和帮衬着家人；同时，大姐家位于乡村和城市之间，是整个大家族的联络中心。大姐为人豁达，宽以待人；性格坚韧，连丈夫坐牢“都能挺过来”，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那顶印有“八德”的红灯笼被取掉了。I6大姐其实代表着那些既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现代文明和城市精神的洗礼，又摆不脱乡土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深深羁绊的人。在家庭最后的尊严和体面全部失去后，大姐也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意志。大姐之死在微观的家族层面，如同悼念着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观念的逝去的一首挽歌，在时代的宏观层面则象征着在时代转折期人们灵魂的无所适从，而自杀则暗喻了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之间转型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精神世界里面临荣与辱、得与失、利与衰等的矛盾、痛苦与挣扎。小说中的家族第三代深受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他们不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毫无顾忌地践行自我中心主义。他们既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也是其客体。大哥的儿子四喜去城市闯荡，追求城市的物质生活与享受，却没有被城市积极的主流价值观所同化，甚至还扭曲了城市精神，为了物质财富，连血缘亲情和道德底线都统统抛弃。他在家乡被亲人谴责、唾弃，失去了回乡的退路，在城市也不能完全立足，最终成为了“无根的”、城市的“边缘人”。与之相反，大姐的儿子李志虽然也曾迷失于物质与享乐，但在其父亲锒铛入狱后却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变得积极地面对时代与生活。笔者以为，家族第三代的消极颓废和纵欲享乐象征着在现代性带来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条件下，新生代群体性的精神信仰迷失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失落。李志的精神回归，不啻可视为一部分良知尚未泯灭的青年一代的自我救赎和灵魂反省。时代本身既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力量，又是无数个人的命运组成的交响曲。如果把时代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那么特定时代的人物的生老病死与其所处时代的全生命周期也必然息息相关。并且，人类代有更替，时代也旧去新来。正像书中所写，“一个体命运到时代形貌的透视与映射2072023年第2期代挤着一代。一代人是另一代人的收割机”I7。但是，作者对于代际更替、时代变迁并未抱着一味地悲观和惋惜，正如小说第五章第11节所写：“死亡并不丑陋。死亡也不只是悲伤。包括死者本人，也不尽是失去。”I8旧的个体衰亡，新的个体诞生；旧时代的落幕揭开的是新时代的序曲。推动人类发展、时代变迁的新陈代谢的力量正是叩响时代之门和人性之门的无形巨手。无数个体的人生问题正是社会和时代困境的缩影，个人或家庭的小历史正是国族或人类大历史的微观截面，而宏大历史视角下的时代大势或社会全貌也必然源自人类命运和人性交争的映射。名称符号、仪式活动及意象象征作为小说的重要线索，有机链接起人物活动轨迹与事件发展过程，并把作为故事背景环境的农村、乡镇、县城和省城四个层级的空间结构贯通起来，至此，动态的、线性的时间轴（时代）和立体的空间轴（乡村与城市）得以完整构建，并于二者构成的象限中演绎人物的活动与命运，反映人物思想、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变化。三由微见宏、以小见大的叙写手法微观史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特定时代和地域中具体的个体或小的社会群体如何展开生活、交往、思考与生存即“小历史”，昭示宏观层面的规律、特征即“大历史”。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代表人物卡洛金茨堡在其作品 奶酪与蛆虫：一个 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中写道：“在一个自身无足轻重，但也因此极具代表性、可以被视作宇宙缩影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