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先秦水井研究_叶梓童.pdf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0前言水是维系人类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最为基本的自然物资。对水资源的认识、开发与使用，贯彻了人类文明的始终。先秦古书管子水地中便提出了“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对水的重要意义就有着清晰的认识。作为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地理单元的关中，其对水资源的发现与利用，能够代表古代中国在水资源认识、开发与使用上的水平与能力。中国古代的“关中”，主要指渭河平原及周边地区。史记项羽本纪“关中阻山河四塞”，裴骃集解引徐广云“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关中地区处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水资源的开发与使用尤为重要，距今600067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聚落遗址就位于今西安东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中国古人就懂得临水而居、择水而憩。在自然形成的地表径流以外，关中地区还发掘、发现有大量先秦-秦汉时期的水井遗址。相比与自然河流，水井代表了古人对水资源的主动性开发与利用。因此，本文通过对关中地区先秦水井的梳理，探讨其时代特点与建造技术，并结合自然、人文地理情况，对关中地区先秦水井开展深入的研究。1关中地区先秦水井的研究综述关于中国古代水井的最早记载，可见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后世玉篇对此解释为“穿地取水，伯益造之”，明确了此为水井。考古发现也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汤阴白营早期龙山文化中的水井，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水井”。关中地区水井发现较晚，最早仅为西周时期，证明在关中地区，早期用水还是以地表径流为主，至西周始现了水井。目前，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古代水井遗迹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徐中舒古井杂谈较早关注到古代水井问题。黄渭金在刍议水井的起源中探讨了水井的产生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王仰之中国古代的水井从考古材料角度确认中国是最早使用水井的国家。方酉生在我国水井起源的探讨中梳理了秦汉以前水井的考古发现，在古代水井的产生研究方面取得了有益认识，认为“在长江流域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在黄河流域稍晚，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刘诗中中国古代水井形制初探着眼于中国古代水井形制发展演变的探讨。张子明秦汉以前水井的考古发现和造井技术爬梳了出土的先秦水井资料，并对古代中国水井的建造技术进行了分析。日本学者堀大介在中国井的出现及其发展中梳理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水井，并对各阶段特点进行了总结。【作者简介】叶梓童，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先秦考古。关中地区先秦水井研究摘要：水井是人类对水资源的主动性发现与利用，在人类水资源利用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文章爬梳了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的水井遗存，研究了先秦水井的建造技术，并综合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及历史地理等因素，对古代中国水井的考古意义与文化涵义进行了有益探讨。关键词：关中；先秦；水井；水资源利用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3.05.023叶梓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098Vol.248【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这些研究虽不同程度涉及了关中地区先秦时期的水井，但未见对关中先秦水井的专门研究，也未能与城市建设史、历史地理学相结合，更缺乏对关中地区先秦时期水井产生、发展的综合分析。本文对关中地区先秦时期水井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形制和建造技术，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演化的因素和影响。2水井类遗存的发现水井是主要用于开采地下水的设施，以竖向为主，有生活取水、灌溉等多种功能。水井的出现使人类扩大了对水资源的利用范围，不仅能避免干旱的威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生活用水的相对洁净，因此对于文明发展有重大意义。关中地区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各式水井，其中先秦时期的典型发现包括周原、张家坡、客省庄、秦咸阳城等遗址。周原遗址水井J1呈椭圆形，东西长2.5米、南北宽2米，壁面较为光滑；其在深5米处打破了第一层的姜石面，形状由椭圆形变为长方形，四角圆弧；在5米以下时，形状基本保持长方形；至21米深时，井壁突然外扩，井底范围变大，剖面呈袋状，可能为坍塌所致。水井中出土大量陶片，此外还发现双耳罐、缸等具有周文化特色的生活用器，以及部分骨器、石器和木炭。张家坡西周时期遗址中出土了8座水井，均未发掘到底。其通常位于房址附近，平面形状包括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其中长方形水井5座，井口长1.62.4米、宽0.71.05米；椭圆形3座，长径1.952.1米、短径1.31.4米。井的口部都很规整，四壁近于垂直，壁面较为整齐光滑。井壁上有对称的脚窝，间距不等，在0.20.5米，靠近井口处的壁面上往往留有汲水器皿或绳索的摩擦痕迹。长安客省庄遗址发现了26座战国时期水井遗迹。均为长方形，长度多为1.61.8米，2米以上的只有9座，宽度均在1米左右；多数水井由于下挖到地下水层位而未到底。通过对发掘较深的几座水井进行观察，发现其井壁逐渐内收，底部比口部小很多，如H34井口的长度为1.7米和0.8米，但至10米深时，则缩小为1.26米和0.46米。所有水井在长边的两壁上都有对称的脚窝，上下脚窝之间的距离在0.5米左右。凤翔南古城村遗址发现水井1座。长方形、上下垂直，长1.12米、宽0.5米，深达10多米。井壁上有脚窝痕迹，井底有沙子和淤泥。井内填土中出土有板瓦、筒瓦、半规瓦及石犁、磨石、卜骨，还有铜锛和铜钩。从出土遗物和所处地层，确定时代为战国。自195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秦咸阳城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发掘，其中发现了许多水井遗迹，主要分布于长兴村、滩毛村、店上村、长陵车站等地区的渭北河岸断崖上，多数遗存常年受渭河冲刷，破坏较严重。考古工作者选取了其中保存较好的四个水井进行了发掘，分别位于店上村南200余米处、滩毛村南400米、西南400余米处和长兴村东南200米处。井口分两种，一种为方形，用残长19米、宽14.5米、厚6厘米的素面小砖砌成；第二种为圆形，用碎瓦片和陶片砌成；其深度分别为3.18米、3.2米、3.36米和3.9米。其内部分别由五、七或九个不等的圆形灰陶井圈叠置而成，井圈直径6590厘米、高3034厘米、厚34厘米不等，外饰粗绳纹，内为麻点纹；井底布满细沙，据此推断井圈的作用是防止流沙淤塞。以滩毛村南400米处的水井为例：第一层为耕土，色灰黄，质疏松，厚0.150.25米，出土近代瓦片；第二层为黄土，质较硬，深0.30.95米、厚0.150.25米，出土战国时期的盆、罐、鬲、釜等器物残片和瓦片，亦出土少量近代瓦片；第三层为小卵石层；第四层为灰土，出土大量战国时期的盆、鬲、釜等器物残片。秦芷阳制陶作坊遗址也曾发现水井1座，井为圆形，井径0.8米，井径以内为土壁，无井圈或砌砖的迹象。秦丽邑故址也曾发现水井1座。该井南距秦始皇陵园约4500米，东南距现在被初步认为是秦丽邑故址的刘家寨遗址约1500米。井口圆形，直径约1米，有红砖加固，5米下即见储水。井壁竖直、光滑，东西两侧有对称脚窝。经考古人员发掘，井中陆续出土了大量废弃的石质甲片粗坯、半成品、废片、小石渣和石质磨具，另有一些残断扁铜条、残锈铁块、残瓦碎片及极少量陶器残片、动物骨骼残块、蚌壳等，均系秦代遗物。咸阳长陵车站一带曾发现水井81座，水井大都用陶圈安装，圈径一般在70厘米左右，每节高约35厘米。井深1.733.12米不等，口径在0.681.26米。多数井都是用单层陶井圈垒砌而成，也有上部用瓦片、0992023.3（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下装陶圈和通体用瓦片、砖块箍成的，但为数甚少。井底大部有沙粒滤水层，个别井底遗存陶罐或陶盆等汲水器。3关中地区先秦时期水井的建造技术关中地区先秦水井主要为两周时期遗存。考古证据表明，该地区最常见的水井类型为土井，形制多为方形和圆形。通过对井壁的观察发现，先秦时期水井的井壁总体上向更加垂直、浑圆发展，整齐光滑，较为规整，该形制可能是通过一些新的测量仪器如木槌球、木砧标墩等来实现的，也从侧面展现出当时造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水井内多有脚窝痕迹，推测其可能是配合木梯、绳吊或软梯等工具使用，便于人们在井中上下自如。先秦时期水井的数量和深度相比新石器时代都有所增加，如上文提及的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中，在很小的范围内就发现了8座水井，有的深达9米，形成了较为密集的井群。水井规模的增大可能意味着对用水需求的增大，除提供饮用水之外，还可能用于灌溉。此外，水井多分布于居址和窑址附近，也反映出其与日常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这与池塘类遗迹在最初设计时的需求是相同的。从战国时期开始，水井的修建技术出现了明显进步，如秦咸阳城遗址发现的水井，形制结构比西周时期水井更加复杂。陶制井圈的使用，有利于井壁的加固，还可以把原先井壁土层中流出的泥水沉降至井底，再次过滤后涌出，使水的过滤层变多，提升水质。中国古代传世文献能够追溯到的最早水井记载，也正是两周时期。先秦古籍周易中便有“井”卦，其卦辞爻辞及后续彖传、后世注疏正义，是最早也是较系统的先秦两周时期水井资料。将之与考古发现进行对比，能够得出较多有益的认识。“井”卦为“巽下坎上”，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正义曰：“此卦坎为水在上，巽为木在下，又巽为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井之象也。”认为木卦在下、水卦在上，是井中提水之形象，认为井中提水的是木制容器。木器不易保存，但因陶器质地较脆，不耐磕碰，很有可能早期的井中取水容器多以木器为主，杂用陶器。正义又曰“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表明取水所用也可以是陶瓶，与古井内出土陶片、双耳罐等器物可以对应。井卦卦辞曰：“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爻辞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井谷射鲋，瓮敝漏。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井甃，无咎。井冽，寒泉食。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井卦卦辞爻辞中的内容能与考古发现相对应。从建造技术上看，先秦两周时期已经有了造井、修井的技术，出土的土制或陶制井圈可以与“井甃”（以砖修井）相对应。考古发现两周水井的深度逐渐增加，这也与文献中“汔至亦未繘井”（井水快要干涸的时候，不能再用绳子汲取井水），需要使用井绳来汲水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井内淤积满了淤泥，这口井已经不能再被使用）、“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枯井被掏干净淤泥、修复后又能使用，但没有取水的人来，让我心里伤感）等语句，也可以与考古发现的“还可以把原先井壁土层中流出的泥水沉降至井底、再次过滤后涌出，使水的过滤层变多，提升水质”相对应。说明当时人们不仅认识到淤泥沉降，可以用作过滤，还掌握了着枯井修复的技术。4余论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与对建造技术的初步研究，可以基本理清关中地区先秦水井的情况。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关中先秦水井数量较为有限、时代跨度不大、地点相对集中，这应该与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情况息息相关。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自古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司马相如上林赋载：“（长安）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但是，“八水绕长安”并不能摆脱地表水资源分配不均、取用不近的问题，因此水井陆续出现在关中大地。先周、西周时期，水井在关中地区数量较少，出土地点以周原、丰镐等大遗址为主。在这一时期及之前，大部分聚落规模较小，多依托河流设立。由于聚落与河流之间的距离较近，人工运输能满足日常用水100Vol.248【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需要，遗址内多见陶制汲水器如小口尖底瓶、储水器如罐等。先周、西周时期，大型中心聚落如周原、丰镐等出现，中心聚落内有了较多人口，日常用水难于依靠河流满足；且中心聚落规模较大，日常用水无法单靠人工运输，因此有了开凿少量水井的需要。及至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盥洗、沐浴等用水量较大的活动成为日常礼制的内容，贵族的用水量远超以往。如考古所见西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