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合赈的首次尝试_188...华北赈灾委员会的探索与困境_陈静.pdf

华洋合赈的首次尝试：年华北赈灾委员会的探索与困境陈 静摘 要 年，应中国官方对西方在沪人士发出的为苏皖灾区进行筹款的请求，华北赈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从而以组织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华洋合作赈灾。尽管在资金筹集、赈灾区域的选择和赈灾模式的探求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但华北赈灾委员会却始终面临被限制、被质疑和不被认可的困境。除在组织层面的合作探求与挫败，华北赈灾委员会在放赈阶段并未形成真正的华洋合作态势，甚至呈现出华洋并行的“不合作关系”。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华洋首次合作赈灾呈现惨淡经营之态。关键词 华北赈灾委员会；洋赈；官赈；义赈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陈静，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官赈、义赈、洋赈的共同参与是近代中国救济史的重要特性。丁戊奇荒时期，西方在华人士向所属国政府和民众筹集资金并向中国灾民提供救助的洋赈，和以江南士绅为主体面向民众筹集赈灾款并跨越赈灾者和募捐者所在区域实施赈灾的义赈得以出现，成为官赈之外的两支重要赈灾力量。对于华洋合作赈灾出现的时间，学界尚并无定论。黄文德认为，年代末期，中国出现了非对等合作的“华洋义赈”；蔡勤禹认为，丁戊奇荒已为华洋合作赈灾提供了契机。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在丁戊奇荒时期曾尝试谋求与官赈和义赈的合作，但均未成功。朱浒明确指出该时期不仅不存在华洋的赈灾合作，甚至出现了义赈在赈灾区域选择中跟踪洋赈以实现与洋赈争夺受灾民众和抚育灾孩的“跟踪赈济”模式。那么，华洋合作赈灾的实现究竟出现在何时？对此，朱浒认为义赈和洋赈之间初具平等合作意义的尝试时间应该出现在 年，以华北赈灾委员会（，简称“华北赈灾会”）的成立为标志。就笔者所见，与其说华北赈灾会是义赈与洋赈的首次合作，不若说是官赈和洋赈以该组织为纽带第一次实现华洋联合赈灾。目前，学界对于该组织的研究尚不深入，笔者希冀在梳理华北赈灾会赈灾进程的基础上，尝试探求华北赈灾会的组织运作以及官赈、义赈和洋赈以该组织为纽带在赈灾过程中呈现的复杂面相。一 华洋赈灾组织性合作的实现：华北赈灾会的成立与筹款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年 月 日），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上奏苏皖被灾拨款赈济黄文德：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华洋义赈会之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版，第 页。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 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陈静：被排斥的外来者：青州赈灾中的英国浸礼会与江南士绅，江苏社会科学 年第 期。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疏，上报江苏和安徽两省遭遇的灾荒状况。一是光绪十三年（）黄河在河南郑州决口，洪水进入苏皖两省。二是光绪十四年（）夏秋之间，苏皖两省不同地域遭遇旱灾和水灾，其中“被水之区以皖之凤、颍、泗为最重；其滨临淮河各属，情形略同被旱之区，以苏之扬、镇、徐、宁，皖之庐州、滁州所属为最重”。是年，安徽 州县“被旱成灾”，江苏灾民达到“六十三万余口之多。”为应对灾荒，曾国荃开展官赈的同时，积极倡议民间力量的参与，“会同抚臣督率司道府县，劝谕绅商士民人等，分别捐助”。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年 月 日），曾国荃以两江总督名义发布为苏皖两省筹款的劝捐公告，其中并未表达任何向西方社会筹款的意向。不过曾国荃并未放弃利用西方力量进行苏皖赈灾的尝试。在曾国荃的授意下，上海道台龚照瑗积极与当时上海颇具盛名的英国大律师担文（）沟通，希望担文能够出面向西方社会筹集捐款以救助苏皖两省的灾荒。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年 月 日），上海道台龚照瑗、候选道任锡汾、候补道聂缉三人向担文发出一份函件，并代表曾国荃正式向其提出为苏皖筹款的请求，担文表示接受并且提议可以组织一个中西方人士共同参与的救济委员会。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年 月 日），在龚照瑗向担文提出请求后的第六天，担文在其律师公馆召集中外人士成立华北赈灾会。董事名单如表 所示：表 华北赈灾会董事名单洋董华董姓名身份职务姓名身份职务担文大律师主席任锡汾曾国荃幕僚华董秘书义礼尔（）江海关副税司洋董秘书聂缉上海制造总局总办华董弼熙伯（）英商有利银行主洋董何丹书瑞生洋行买办华董裴式模（）江海关正税司洋董杨经德旗昌洋行买办华董吴德（）英工商部首董仁记行主洋董唐廷桂怡和洋行买办华董富楼梦（）法国银行主洋董叶成忠五金大王华董华蹄马（）美商丰泰行主洋董徐子静龚照瑗幕僚华董海司（）德商瑞生行主洋董罗贞意担文秘书华董 资料来源：，（）：，：，；“，”，；中西官商筹振赈记，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委员会董事名单包括 名洋董和 名华董，是为“华洋各半”。但是，随着委员会工作的推进，上海汇丰银行经理嘉谟伦（）、怡和洋行经理约翰麦格雷戈（）、英国伦敦会牧师慕维廉（）加入华北赈灾会，洋董人数达到 人，打破了“华洋各半”的组织原则，占据了人数优势。从身份来说，位洋董包括 位律师、位江海关人员，位洋行行主和银行经理，皆无官方身份，无各国驻上海领事位列其中。如此，华北赈灾会是否与西方各国政府没有任何关联？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华北赈灾会运行期间，英国驻苏皖、山东、牛庄的领事成为华洋合赈的首次尝试：年华北赈灾委员会的探索与困境曾国荃：苏皖被灾拨款赈济疏（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梁小进整理曾国荃全集第 册，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曾国荃：苏皖被灾拨款赈济疏（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荃全集第 册，第 页。，（）：，：，“，”，；，（）：，“，”，“，”，；，（）：，。向华北赈灾会提供其驻地灾情状况的汇报者、灾区与华北赈灾会的联络者，甚至担任华北赈灾会救助灾区赈灾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英国领事在华北赈灾会的实际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就国籍而言，除 位洋董来自美、法、德三国外，其余 位洋董皆来自英国。正是由于华北赈灾会中英国董事占据绝大多数以及英国驻华领事的参与，使得英国成为华北赈灾会的重要资金募集对象。位华董同样没有官方身份。华北赈灾会重要发起者曾国荃和龚照瑗皆未在列，而是选择由其幕僚任锡汾和徐子静出任。同时，华董中还包括时任上海制造总局总办的聂缉 他也是曾国荃的侄女婿。所以，尽管华董并无官方身份，却并不意味着华北赈灾会的工作不受中国官方影响，至少曾国荃和龚照瑗可以通过其幕僚和聂缉获得华北赈灾会的详细信息，并通过授意其人来影响华北赈灾会的各项决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朱浒将义赈人士担任华董作为华北赈灾会首次实现洋赈和义赈合作的重要证据，但是同时指出叶成忠、唐廷桂和任锡汾都不是当时义赈群体的代表人物，当时更具影响力的义赈人士谢家福、施善昌、李朝觐等人均未在列，所以认为华北赈灾会与义赈的合作是有限的。笔者认为，除上所述外，华北赈灾会并未特意指明三人的义赈人士身份，而三人也并未在任何义赈公所为华北赈灾会筹集赈灾款，更没有组织义赈人士参与华北赈灾会的赈灾。更为甚者，任锡汾在华北赈灾会的认定身份为曾国荃的幕僚，而非义赈人士。所以，义赈在华北赈灾会中的存在和参与程度都很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北赈灾会更多的是官赈和洋赈的合作。华北赈灾会的华洋合作首先表现在赈灾款筹集的合作。在华北赈灾会成立大会上，受邀出席的上海道台龚照瑗捐献 两以表达其对华北赈灾会的支持与诚意。位华董共捐助 两和 元（墨西哥英元，下同）；位洋董共捐助 两和 元。华董比洋董表现出更大的慷慨与诚意。不过，华北赈灾会的主要募捐任务尚需洋董承担，故各位董事公议“现在签定之银及各西董传电回国，广为劝募”。所以，华北赈灾会的第一次会议，解决了如何进行筹款的问题。在洋董的积极推动下，募捐资金源源不断地汇入华北赈灾会，资金主要来源是欧洲、美国和英国殖民地。如表 所示：表 华北赈灾会资金来源统计捐款来源捐款金额 两捐款金额 元华北赈灾委员会中董 华北赈灾委员会西董 英国伦敦市长基金会 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政府、马来西霹雳州政府、马来西亚雪莱莪州政府、私人捐款）美国纽约 旧金山 德国汉堡 澳大利亚墨尔本 阿德莱德 香港政府 私人 史林见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第 页。“，”，中西官商筹振赈记，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续表）捐款来源捐款金额 两捐款金额 元国内捐款福州 厦门 广州 汉口日本横滨 印度马德拉斯 总和 注：加上利息等款项，共计 两，元。资料来源：，（）：，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年 月 日），华北赈灾会对外宣布共收到赈灾款 两和 元，结束所有工作，由新成立的委员会负责分配华北赈灾会的余额、收取和转交仍可能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至此，华北赈灾会共存在了 个半月。在此期间，由于洋董的积极募捐，华北赈灾会获得了可观的赈灾款从而为赈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英国及其殖民地在捐赠名单中占据重要地位。英国伦敦市长基金会（，）捐赠 英镑，即 两；英国海峡殖民地共捐赠 两；香港政府捐赠 两，私人捐款 两，共 两；印度捐赠 两。英国及其殖民地共捐款 两，成为华北赈灾会最大的捐助者。而且，其捐款中政府捐款占绝大部分，从而为赈灾款打上了官方烙印，继而使得华北赈灾会在赈灾款的流向和使用中不得不更多地顾及英国政府的反应。二 被质疑的募捐者：华北赈灾会赈灾区域的选择与误判除赈灾款筹集的合作，华北赈灾会的华洋合作还表现在赈灾区域的共同选择。对于赈灾款如何进行分派，华北赈灾会的成立大会即第一次会议并无定论，只是商定放赈办法由华北赈灾会各位董事“公同酌夺”。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年 月 日），华北赈灾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在两次会议中间，华北赈灾会相继收到山东传教士和英国驻牛庄领事援助山东和东北灾民的请求。于是，华北赈灾会的第二次会议决议将山东和东北纳入赈灾范围，同时强调赈灾资金仍将主要用于苏皖地区。可以肯定的是，山东和东北的求助对象为华北赈灾会的洋董，而华北赈灾会扩大赈灾范围的决定应该出于洋董的提议。不过，华北赈灾会仍旧将苏皖作为主要赈灾区域，也说明华董对苏皖赈灾的坚持。所以，华北赈灾会赈灾区域的选择，是洋董和华董共同商议和彼此妥协的结果。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年 月 日），华北赈灾会公布了第一批捐款名单，此次完全为个人捐款，以 两或 元不等，共计 两和 元。为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华北赈灾会加大对中国灾荒的宣传工作。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 月 日），华北赈灾会召开会议并邀请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担任华北赈灾会唯一的传教士身份的董事。丁戊奇荒期间，慕维廉曾组织成立赈灾委员会为灾民提供西方援助，此后，他始终关注中国的救灾事业。华北赈灾会成立之前，慕维廉已经在为河南、苏皖、山东、东北等华洋合赈的首次尝试：年华北赈灾委员会的探索与困境，中西官商筹振赈记，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地募捐赈灾款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华北赈灾会邀请慕维廉加入，主要希望借助他的在华赈灾形象提升知名度与认可度，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此次会议后，华北赈灾会将慕维廉对中国灾荒的报告公之于众，称“目前的情况已经比十年前被称为大饥荒的灾荒（即指丁戊奇荒，笔者注）更严重、更广泛”，希望借助慕维廉的判断来向外界宣告此次灾荒的严重程度。应该说，此举获得了相对良好的效果。在华北赈灾会公布的第二批捐款名单中，包括了英国伦敦市长基金会捐赠的 英镑（两）。这是英国伦敦市长基金会向华北赈灾会提供的第一笔赈灾款，足以证明英国方面对其的信任和支持。但是，随着英国驻苏皖领事对两地灾荒状况报告的公开，华北赈灾会开始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华北赈灾会成立后，即与英国驻安徽和江苏两省领事联系，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两省的灾荒信息与救灾方案。但是，两人的回复却与华北赈灾会先前掌握的信息大为不同。英国驻安徽芜湖代理领事库特哈德（）指出，“芜湖周边，包括长江两岸七十英里范围内没有出现灾荒，甚至有大量的粮食出口”。英国驻镇江领事满思礼（）指出江苏部分地区出现灾荒，但并未波及镇江。很显然，两人对苏皖两省灾情的判断与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劝捐书存在极大的出入，随之外界对中国官方夸大苏皖灾荒的严重程度和华北赈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