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大众文艺一、《诗经•周南》与“诗乐舞一体”关系考（一）“诗乐舞一体”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总体风貌“诗乐舞一体”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总体风貌，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已成为学界共识。如《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表现了诗、乐、舞一体的原始形态。《乐记》有“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之“葛天氏之乐”，以上都显现出上古先民对诗、乐、舞相结合的初始形态的探索与追求。[1]在我国诗歌发生时期诗乐舞一体同源，均为感物而兴，心物交融，人心触动，以情为体的诗乐舞随之产生，将生活中的诗、听觉上的乐、视觉里的动态舞蹈相结合，统为一体，具有歌词性、音乐性、舞蹈性三位一体的特征。《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中可以看出诗、乐、舞三者同源且具有逐次递进的关系：即先有形于言之诗，后有嗟叹不足而咏歌，最后再配以手舞足蹈以求充分达到“诗言志，歌咏言，舞动容”的艺术表达效果。[2]《毛诗传》“诵之、弦之、歌之、舞之”与之观点类似，认为诗乐舞虽为一体，却有着诵之、弦之、歌之、舞之的先后顺序。（二）《诗经•周南》是“诗乐舞一体”的虽然在我国诗歌发生时期诗、乐、舞一体，《诗经》又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否为“诗乐舞一体”却仍有争议。争议点在于《诗经》三百篇跨度时间长、范围广，而随着乐舞的失传，是否全可入乐有待商榷。即使《诗经》全可歌唱，仍然存在全部入乐与部分不入乐之的争论，即有乐器伴奏与无乐器伴奏的清唱民歌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诗经》全篇可入乐，就是一部乐书。其依据为《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礼乐由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明代刘濂认为“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唐顺之、魏源、皮锡瑞等人均赞同《诗》全入乐说。第二种观点认为《诗经》有的篇章可入乐，即需要乐器伴奏。有的不可入乐，无须伴奏、清唱即可。宋代程大昌认为《雅》《颂》入乐，《风》诗除《周南》《召南》之外均不入乐。“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朱熹、顾炎武从其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