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与哈佛燕京学社_孙守让.pdf

097 在景致幽雅的哈佛大学笛维尼提大街上坐落着一幢典型的哈佛式建筑，建筑的前边立着两尊石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哈佛燕京学社所在地。这里的“哈佛”自然是指哈佛大学，而“燕京”则指的是中国的燕京大学。我们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有关学科已经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叫燕园，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所在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设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早已成为历史，但是设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一直还在运作，它和东亚与东南亚的5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洪业，字鹿岑，号煨莲，1893年10月27日出生于福州。1910年，他进入由美国传教士在福州主办的鹤龄英华书院读书。学习期间，他一直是该校建校之后最为出色的学生。1915年，洪业得到美国企业家汉福德克劳福德的资助，进入美国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学习。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化学和数学。在二年级的时候，他接触到了一门新的课程：基督教历史。任课老师埃里克诺斯讲课逻辑严谨，思路清晰，深深地吸引着他，他觉得历史和化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化学研究物质和物质之间的反应，而历史研究人与社会洪业与哈佛燕京学社 孙守让 寻 根 情 结 098 2023/1 青年时代的洪业之间的微妙关系，两者对他都有很强的吸引力。鉴于他对基督教历史有很大的兴趣，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学习的刘廷芳建议他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神学研究院学习。1917年，他进入这所大学学习。19211922年间，洪业曾经在美以美外国差派会担任书记职务，他的主要职责是与各地大学的中国基督教徒保持联系。正是借助这个身份，他能够经常在美国各地旅行。他每到一地，总是在逗留期间访问当地的图书馆。他非常羡慕美国的读者可以随意翻阅各种参考书，例如百科全书、各种索引、地图、统计表等。洪业还专门访问了读者文摘期刊指导的创办人，研究他们如何组织刊物的文章，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考察他们如何为中文书籍编撰目录。1922年，刘廷芳给洪业去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国，到设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任教，这所大学就是后来大名鼎鼎、饮誉世界的燕京大学，当时的校长是司徒雷登。刘廷芳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和司徒雷登有过交往，后来他们建立了紧密的私人关系，以至于成为称兄道弟的朋友。刘廷芳向洪业介绍说，司徒雷登即将前往美国，准备专门拜访洪业，聘请他做燕京大学的教员。不久，司徒雷登真的到了美国并拜访了洪业，两人一见如故。洪业欣然接受聘请，担任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学助理教授。但是他不是立即回国，而是协助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在美国各地为学校募捐。1923年8月，洪业挈妇将雏乘坐轮船返回中国。他来到燕京大学，担任历史系代理主任，教授历史和宗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在宗教学院讲授欧洲宗教史的课程。在教学和研究中，他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使中国的学问和知识组合起来，让中国学问的研究者和学生能够轻松地获取有关信息。1923年，30岁的洪业担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又称为教务长），1927年，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在洪业担任文理科科长期间，燕京大学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一跃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学。099 燕京大学的崛起，洪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个时期，正是处于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哈佛燕京学社的谈判和筹组阶段，洪业曾为学社的建立擘画甚多，在协助司徒雷登促使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合作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洪业在洪煨莲自传中说：“从燕京方面来说，此项工作得以实施，我实自始即与闻其事。”学社成立之后，洪业更与这个研究机构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终结。二1914年11月，美国的铝业大王霍尔拟定了一份遗嘱，遗嘱的具体内容是：将他巨额遗产的三分之二用于资助美国的教育机构，而三分之一用于“发展外国包括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国家的教育”。听说另外的三分之一还没有分配，哈佛筹款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和东方研究领域的几位专家迅速起草了一份非正式备忘录申请这项资金，备忘录确定的重点是东方学术研究。霍尔基金理事会收到这份备忘录后，觉得这个计划是有价值的。后来，他们又将备忘录确立的重点范围进一步具体化主要研究东方和中国的人文学科，重点是历史、考古、宗教、文学、人种学、艺术、语言学和哲学。华尔纳是哈佛大学艺术系教员，专攻东方艺术。他在1923年到1924年间曾经到过中国，为了给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率队前往敦煌，劫夺了不少中国文物。后来，他还想重返敦煌。霍尔基金理事会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资助华尔纳的第二次敦煌之行。华尔纳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到中国寻找与哈佛大学合作的伙伴，另一方面是收集更多的中国艺术品。1925年1月，华尔纳到达北京。在欢迎华尔纳的晚宴上，当时担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的洪业表示，非常欢迎前来帮助中国研究考古文物的外国朋友，但同时他也强调，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艺术品应该留在中国，我们中国的专家完全能承担这项研究工作。华尔纳没有像第一次到中国来那样收获大，因为当时北京大学派出了陈万里作为代表陪同他们西行，名义上是给予他们一些帮助，实际上是监督他们的行为。随后华尔纳向福格博物馆和霍尔基金理事会汇报，提议哈佛与北京大学成为主要合作伙伴，同时也和燕京大学合作。当时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很多地方都有针对国外教育机构的学潮发生。除了燕京大学，很多所国外设立在中国的教育机构都受到冲击。华尔纳认识到，燕京大学能够避免受到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燕京大学的主政者能够把逐渐中国化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如在学校管理和教学方面招聘著名中国学者加盟，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中 寻 根 情 结 100 2023/1 国学生入学，等等。燕京大学在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机构并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已经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1925年1月与华尔纳的会面中表示，燕大很高兴与哈佛建立学术关系，并且承诺将加速燕大的中国化进程。华尔纳强调，正是燕大最近的成功，让他改变了印象，并且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本部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哈佛大学成立，第一次会议选举9名代表组成决策委员会，这9位代表分别代表哈佛大学托事部、燕京大学托事部和霍尔遗产执行团。学社负责日常工作的是主任，由法籍俄罗斯出生的著名东方学学者叶理绥担任。1928年2月10日，设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也宣告组建完毕，它是学社东方活动的中心。其实际负责工作的是行政管理委员会或称为北平办事处，内设执行干事一人。按照规定，应该由美国人担任，担任第一任执行干事的是美国人博晨光。虽然学社的行政中心设在哈佛大学，但是主要的研究活动则在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因此而一举成为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三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学社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到剑桥的哈佛担任咨询工作，当时司徒雷登指派洪业和美国人博晨光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赴美国。洪业到达哈佛，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师。在一次历史系的午餐会上，洪业与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托管人罗伯特布莱克相识。他向罗伯特布莱克提出请求，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能够拨出专门款项编纂“引得丛刊”，为中国古代的主要文化典籍编辑索引。洪业认为，一个国家文化是否繁荣，以其出版物多寡为标准，而这些出版物是否有益于学术研究，则应看是否有“引得”。我国古籍浩如烟海，而在学术研究中类似“引得”之类的工具书数量既少，又往往不方便查找。当时罗伯特布莱克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答应了洪业的要求。哈佛燕京学社行政委员会利用学社的资金资助，于1929年9月建立了国学研究所，专门从事国学的教育与研究。国学研究所所长由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担任，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有郭绍虞、冯友兰、顾颉刚、容庚等著名学者。1930年，洪业携家带口返回燕京大学校园。他当时力主解散国学研究所，因为他一向反对“国学”这种说法，他认为前人的学问应该分为语文、数学、科学、人文四类。在人文学科中，文学分为一类，考古、历史、艺术等门类应该与西方的相关科目相衔接。1931年下半年，陈垣辞去了国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国学研究所停止运作。1930年秋，101 在洪业的一手操办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引得处处长便是洪业。洪业请来他的学生聂崇岐做编辑。参与编纂的还有年轻学者王锺翰、容媛等人。“引得”乃是从英文“index”（指点）一词音译过来的，同时又有“索引”的意思。洪业在引得说一文中说：“引得是一种学术的工具。学者用之，可于最短时间寻找书籍内部之某词或某文。”洪业使用的这个词，真可谓音译和意译的巧妙结合。他借鉴前人的检字方法，在聂崇岐、李书春、田继综诸人的帮助下创立了一种新的检字方法“中国字庋撷法”，“庋撷”两个字是“放进、抽出”的意思，洪业借用来说明“编入”和“检出”。同时“庋撷”两字分别可以拆分为“点、横、撇”等十种笔画，这些部件构成了几千个汉字。因此，这些笔画可以作为确定检字号码的依据。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于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由于它比四角号码查字法稍微复杂一些，而且只是在燕京哈佛“引得丛刊”中使用，因而不被大众所熟知。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为“十三经”中的十二经，“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以及诸子中的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做了引得。此外他们还为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做了引得。从1930年引得编纂处成立到1950年冬止，在洪业领导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的“引得丛刊”有64种81册之多。每种书都有一篇“序”，序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原书的编撰始末和版本源流。其中洪业作序最多，一共十余篇，这些序，短的有数千字，长的有数万乃至十万字以上。其代表作有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等。他的礼记引得序赢得法兰西文学院的肯定，获得1937年度的儒莲奖。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和1960年，中华书局重印了部分“引得丛刊”。直到今天，这套书还是古代文献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引得编纂处出版的纯粹的文学作品是杜诗引得，这与洪业的个人兴趣 洪业（右二）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左二）等合影 寻 根 情 结 102 2023/1 爱好有关。少年时代，他父亲就告诫他说：“不但杜甫如何作诗是可学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以后洪业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同时在杜甫的身上他也看到自己父亲命运偃蹇的影子，因此对杜诗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与同情。杜诗引得的编纂成功，为日后他写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本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还未成立之前，依靠哈佛拨来的款项，洪业和同人一起编辑出版了燕京学报，1928年后燕京学报的编辑和出版都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这份刊物主要发表燕大文史哲三系师生的研究论文，与当时北大的国学季刊、清华的清华学报鼎足而立，影响很大。哈佛燕京学社还资助燕京大学出版了由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负责编辑出版的史学年报与文学年报等刊物。四哈佛燕京学社是中美大学合作的典范，一方面哈佛提供了比较充裕的资金，使燕京大学等学校扩大了研究范围，提升了研究水平；另一方面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也从中受益良多，双方是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在哈佛燕京学社内部，哈佛和燕京两大合作的主体应该是平等的关系，这是洪业一直坚持的观点。当然哈佛大学还是比较尊重燕京大学的。每年在制订学社年度预算的时候，哈佛大学都要邀请司徒雷登共同研究和商谈；燕京大学在制订学社的各种规划的时候也征求哈佛大学的意见。由于学社研究工作的重心在燕京，在资金的分配方面他们总是向燕京大学倾斜。洪业认为，哈佛燕京学社设在北平的机构过于庞杂，叠床架屋。1929年4月，他和博晨光一起向学社提出精简机构的建议，建议设立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另外再设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他们的这项建议获得学社的首肯和采纳。设在哈佛大学的学社董事会定期派遣有关人员来中国巡视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各个学校的工作和研究情况，洪业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董事会经常来华巡视，在人力物力方面有较大的浪费，这项工作不如委托给燕京方面。这项提议得到了两校的同意。此举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同时也减少了工作环节，便于各个方面 1930年洪业(左一)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