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亚交流区域的扩大与东方外交圈的发展_陈奉林.pdf

书书书古代欧亚交流区域的扩大与东方外交圈的发展*陈奉林摘要 古代欧亚国家间的交往活动是在不断地突破各种限制之后逐渐发展扩大起来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条件，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通过国家间的文明交往，达到发展与共生，架起彼此理解与互通之桥，是国家发展的自觉意识。古代东方国家对外交流区域的形成、发展与扩大，不仅开阔了视野，带来整体发展，也使各国获得了不竭的发展动力。国家间正常的交往活动是文明昌盛的标志，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各个文明之间需要互鉴，彼此包容，取长补短。东方国家对外交流的历史经验内容丰富，实践形式复杂多样，值得认真总结研究。关键词 欧亚区域东方外交圈文明交流Abstract: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Eurasian countries was achieved after breakingthrough various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This w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progress andit was the most fundamental practice of human beings Exchanges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promo-ted common development，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vity The formation，developmentand expansion of foreign exchange area not only broadened the horiz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al countries，they also gave sustaining impetus to their develop-ment Benign countrytocountry interaction is a symbol of social prosperity Different civilizationsneed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olerate one another The oriental countries had rich experiencein foreign exchanges，which is worthy of studyKeywords:Eurasia;Oriental Diplomatic Circle;Civilization Exchanges*本文系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趋势下的外交史研究”(项目编号:18BSS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1DOI:10.16674/35-1066/u.2022.04.005人类的交往活动是伴随着社会组织、技术进步与自身的成长不断发展扩大起来的，自觉的交往意识也在逐渐发展成熟，不断探索外面的未知世界，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民族、国家与地区间的交往，进行接触交流，形成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与彼此渗透。既有的考古研究已经表明，早在史前的石器时代，东西方就已经有了交往，至于统一的国家力量形成后东方与欧洲的交往就更多了。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随着人类智识的不断进步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个地区相互之间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刺激、相互启发，直至今日。”1 交流区域的扩大，国家间外交活动的多层次拓展，不仅标志着国家力量得到显著增强，也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提高，人类的活动能力得到多样性发展，推动了区域性的网络扩张。一、东亚与印度洋地区的关系以汉代开辟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为嚆矢，东亚与印度洋北岸诸国的海上交通逐渐发展起来。东亚对外交流的扩大对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促进了物种、技术、商品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在普遍的经常的交往中发生了变迁，在生生不已的变化中向更高一级跃进。大量的古籍材料已经表明，自唐代以来东亚与印度洋北岸地区的交流不断发展，不仅表现在文化交流方面，也表现在经济贸易方面。东亚与印度洋北岸国家的联系很早，中国史书和印度史书都有记载。史记中的“大宛传”“西南夷列传”提到的“身毒”就是今天的印度。据中国古籍记载，西汉时期印度就已经通使中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2。到唐代，印度与中国的联系增多，旧唐书卷 198 载:“贞观二十年，遣使贡方物。天授二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娄其拔罗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来朝献。八年，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3 印度通史里说，中印之间曾有过经常的海上交通，也有过政治上的接触，还有商业上的往来，虽然详情无从知道。4 印度的史书只是记述具体的事情，而对于具体的年代则较为模糊，甚至是忽略的。将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东亚与印度洋地区联系起来考察，有助于从大范围、长时段看待东方历史发展，以及在世界总坐标中的位置。从波斯湾、印度洋到东南亚贸易活动的不仅有阿拉伯人、波斯人，也有华侨华人和印度人，他们是从事东方贸易的主体，据说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早在 9 世纪中叶以前就已经颇具规模了。5 在舟车技术不甚发达的古代，2海交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1 2 3 4 5 日 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谢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年，第 8 页。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1845 页。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第 18821883 页。北魏时期的宋云曾到达过印度河上游的乌长国，受到乌长国国王的接待。史籍记载:“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命当终，愿生彼国。”参见 唐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传笺释 ，“乌长国”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85 页。印 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印度通史第 2 册，张若达、冯金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333334 页。美 珍妮特L 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95 页。对外交通相当不便，对外交流的扩大是在造船与航海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完成的，并非一蹴而就。这是理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相互联结贯通的关键。东亚国家与印度洋北岸和波斯湾地区的联系十分广泛，利用海路推动和扩大了这一联系。在各国商人当中，亚洲各国人已经参与到对印度、中国的远程贸易，霍拉尼指出:“阿拉伯人继承了这个贸易传统，他们排除万难，推动了贸易的繁荣。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路是 16 世纪欧洲扩张之前人类经常使用的最长线路在这个历史时段(79 世纪)，海路两端大帝国的同时存在使波斯湾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可能。”1 从整个活动空间来看，它确实是世界上航路最长、最繁忙的海上航线，是东方商品、技术与造船能力的集中展现。往来这条航线的主要商品有丝绸、瓷器、茶叶、药材、香料、象牙、珍珠和苏木等，极大地丰富了沿线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商品交换的力量不断向城市之外扩展，甚至深入到乡镇与村庄。交往的力量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东部以及波斯湾地区联结起来，有利于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东西亚文化进入东亚，大大拓展了东亚人的活动范围，以至对后来宋元时期航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来看，西太平洋印度洋航海及贸易网络扩张对近代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追溯西方开辟的近代全球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不能不看到东方人的前期铺垫作用，甚至可以说早期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印度洋与南海地区的商业联系，在 9 世纪的阿拉伯作家的著作中已有记载，成为东方国家相互交往交流的珍贵材料。中国印度见闻录里写道:“中国人也曾航抵波斯湾。甚至在巴格达城建立之前，中国船已到达了乌波拉。”2 区域交流的扩大，有助于用全球史眼光观察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通过外交史研究构建新的东方历史。汉代开辟的到达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不仅对中国的对外交流、民族文化甚至对价值观念体系都有深刻影响。把西太平洋与印度洋联结贯通起来一直是前人的不懈努力，他们试图创造出一幅新的东方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区域限制，实现了跨区域的联系与互动。印度在沟通东西方联系上贡献殊多，从古代就通过海路成为东西贸易的中转地，发挥了巨大作用。3 在交往中，东亚人已经认识到交往的重要性，不断突破各种条件限制，越过马六甲海峡向印度洋方向发展，构建“西南大陆桥”。“西南大陆桥”的国际意义在于使中国南海北部湾地区的发展，同孟加拉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发展浪潮遥相呼应。4 从大量的古籍材料可知，无论从交通条件还是从经济贸易方面，西太平洋贸易网已经与印度洋贸易网衔接贯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域，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并不为过。这里不仅有丰富的天赋自然资源，还有便利的海上交通网络，成为东西方文明汇集之所，形成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的经济文化圈和外交圈。7 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的数百年里，大批商人陆续来到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与文化交流。旧唐书大食传载，黑衣大食“至德初，遣使朝贡。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5。在广州、扬州和泉州一些城市有波斯胡店，经营麝香、3古代欧亚交流区域的扩大与东方外交圈的发展1 2 3 4 5 美 珍妮特L 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第 194 页。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 ，“法译本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5 页。日 三上次男:陶磁道:東西文明接点，岩波书店，1969 年，第 193 页。黄枝连:东亚发展的典范转移，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第 315 页。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 683684 页。沉香、胡椒等商品，据说扬州的外国人货物市场已极繁昌，这些商品是否购自波斯胡店，亦未可知。1 中国、阿拉伯帝国等国造船技术不仅高超，而且在吨位与远航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面。8世纪末，逗留广州的来自西亚地区的人就有数十万之多。2 宋人王谠对当时的造船情况是这样介绍的，他说:“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狮子国船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百货。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之喧阗。”3 他这样说并非夸张，当时东方国家已经能够建造出如此巨大的船舶。只有造船技术进步，载重量增大才能行稳致远，大型船舶虽然也以自然力作为航行动力，但是从运输能力而言却是大大提高了，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加快。早在 8 世纪时，阿拉伯和波斯船只就已经行驶在从波斯湾到印度洋与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在印太贸易网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是形成了许多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城市的出现是市场形成与文明交流连续发展的产物，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也使文明的成果不断向外扩展。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宁波，东南亚的马六甲、会安、北大年、阿瑜陀耶和望加锡，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卡利卡特、柯钦等，波斯湾沿岸的忽鲁谟斯已经成为著名的商港。这些城市都在从事东西贸易中繁荣起来。国家间的交往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双边或多边活动，一开始就以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为载体，那些较早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也就是后来的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或者说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任何一个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都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它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或受益于重要的交通线。前近代时期海上外交范围扩展，给东方城市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阿拔斯帝国(7501258)首都巴格达成为横跨欧亚大陆商业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