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_孟宪实.pdf

史学月刊 年第 期关于 唐大诏令集 的史源问题孟 宪 实卜 天 舒 摘要 唐大诏令集 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 唐大诏令集 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 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关键词 唐大诏令集；实录；制集；史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唐大诏令集 是北宋学者宋绶、宋敏求父子搜集整理的一部唐代王言资料集。根据宋敏求的 序言，唐大诏令集 资料都来自宋绶的搜集，“机务之隙，因裒唐之德音号令，非常所出者，汇之”。但宋绶生前并没有整理，所谓“未次甲乙，未为标识”。分类、编目、标题并最后成书，是宋敏求完成的。唐大诏令集 共 卷，因为卷 至、卷 至 遗失，现存 卷。宋敏求序言中只有一句“非常所出者”与搜集目标有关，但没有涉及来源问题。探讨 唐大诏令集 的史源问题，有利于更准确地利用该书，对于这部文献和相关的历史课题研究，皆有益处。一相关讨论对于唐史研究者而言，唐大诏令集 作为史料的利用是很寻常的，如钱大昕用 唐大诏令集 核对两 唐书，校出许多异同，但该书的史源问题讨论并不多。宋代目录学著作，记录 唐大诏令集 多但讨论较少，如王应麟 玉海 等。讨论 唐大诏令集 具体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是重要开端。提要 从问题入手，大诏令 所收诏敕，如 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 宝历元年册尊号赦书 为什么不是最后版本？对照 旧唐书 发现许多诏敕并没有收入 诏令集，是收集不足还是已经散佚了呢？当然四库的编者还是承认其学术价值：“然唐朝实录今既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籍有是书，亦可称典故之渊海矣。”系统回应这个问题的是赵守俨先生。在 唐大诏令集 的整理前言中，他基本上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作为学术对象来阐述观点。唐大诏令集 所收制敕，为什么不是最后定本，他的解释是 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 宝历元年册尊号赦书 作者是令狐楚，唐大诏令集“很可能这两篇诏令是编者根据令狐楚的文集和其他诏令总集辑入的”，“在宋代，令狐的 梁苑文类 表奏 断金集 都还存在；和本书性质类似的如马文敏 王言会最 唐制诰集、李琪 玉堂遗范 等，亦有多种流传”。不论是个人文集还是 王言会最 等王言集，都应该是 唐大诏令集 的来源。与此同时，赵先生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基金重大项目“唐代王言制度研究”（）。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序，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页。钱大昕：诸史拾遗 卷二 唐书，钱大昕全集 第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应麟：玉海 卷六四 艺文，扬州：广陵书社 年版，第 页。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 卷五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 序，北京：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还强调“另一方面，有人因为唐朝制诏总集存留到宋代的很多，就说 唐大诏令集 全是辑这些书的材料编成，这也是相当武断的说法”。该说法很严谨，重要之因是唐代史料在宋代毕竟保存很多。黄永年先生一方面承认 四库提要 这一条颇下功夫，另一方面指出：“宋绶编集此书本仅 裒唐之德音、号令非常所出者，敏求据绶旧稿稍事增益，亦并未表白此书于唐诏令已广搜无遗，观自序文气可知。其实此书不但不是唐代诏令全集，就是所选入的诏令也多有删节。”黄先生没有涉及 唐大诏令集 的来源问题。比较而言，朱季海先生更强调各种制集对于 唐大诏令集 的史源价值：“集唐诏则 新书 著录温彦博、李义府并有 古今诏集，曰今则唐诏存焉。其专集则薛克构 圣朝诏集 以下并是也。其为 文苑英华翰林制诏 所采掇，则有 太平内制 王言会最 之属，若 玉堂遗范，又 新书所无矣凡此岂非公垂所因乎？”除了已存的制集外，朱先生还强调翰林院的文献资源：“公垂（宋绶）当真宗、仁宗两朝，再入翰林，亲陪宰政，朝廷典则，多以属之。此集所存，正其临文斟酌损益之资也。凡 集 中所出制诰诏令，赦敕批答，德音之属，大都承唐之旧，于宋并翰林所掌，史有明文，斯足征矣。”四库提要 以来，就追问 大唐诏令集 所收唐代诏令是否完备问题，赵守俨先生还曾力辨，而朱先生认为这些诏令文原本不过是宋绶的参考资料，自然不必追问完备与否。在北宋前期，唐代史料遗存甚众，唐代诏令文献的存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对于宋绶而言，唐代诏令文献对于自己的翰林制诏有参考价值，并非要搜集整理出一部唐代王言合集的著作。所以，宋敏求强调这些诏令的“非常所出”特征，并非所见皆收。比如 四库提要 提出的 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 为什么不是最后版本，从“非常所出”的立场来理解很简单，因为最后版本太常见，不属于“非常所出”。当然，因为友人的督促，宋敏求把 唐大诏令集 整理出来，至今反而成为收集唐代诏令最多的一部王言合集，这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并非是最初的计划。然而，正因为如此，宋绶在收集这些诏令文的时候，不在意也不标示来源，于是给我们留下了今天的问题。可以肯定，唐大诏令集 的史源是多样化的，这是本文的观点。从 四库提要 以来，一个模糊的叙述却诱发了一个固执的偏向：“然唐朝实录今既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籍有是书，亦可称典故之渊海矣”。唐大诏令集 的王言文献学价值无异议，但为什么要与唐实录无存这个事实相联系呢？这很容易令人理解为若唐实录保存至今，唐大诏令集 就不具备唐代王言典故源海的意义了。赵守俨先生多不同意 四库提要 的意见，指出 唐大诏令集“和 起居注 实录 一样，成为历代修史的人所依据的重要文件之一，也是被历史研究者相当重视的原始资料”。这是准确，但赵先生又写到：“今天我们所以要印出 唐大诏令集 这部书来，意图也就在此。尤其唐代 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早已散佚，而两 唐书 通典 唐会要 册府元龟 等所收诏令又多不完整，因此就更显得这部书可贵了。”末一句，应该就是化 四库提要 而来，结果也成了实录与王言文献关系密切的论证文字。这种偏差和倾向，存在于许多语焉不详的论述中。陈垣先生 年发表 日知录 部刺史条唐置采访使原委 一文，提到“通典 会要 旧 纪，均为第一等史源。册府元龟 唐大诏令 则本于 旧书 及 实录，通志 则本于 通典”。这是没有论证的一句陈述。虽然简单，但以陈先生的史学威望，后人因此把 实录 理解为 唐大诏令集 的史源依据，自然不能算理解有误。英国学者杜希德（）先生擅长研究唐史，是国际性的代表学者。他在 唐代官修史籍考 中，也有类似不明不白的说法：“鉴于 年之前各朝的主要实录 它们理应收录许多被国史删掉的史料 似乎至少一直存在至南宋晚期，因而所有这些集子的编纂者们皆有可能获赵守俨：唐大诏令集前言，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第页。亦见中华书局 年版，第页。以下所引 唐大诏令集，均为中华书局 年版，不赘。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版，第、页。朱季海：唐大诏令集 点校本及补编序，见李希泌主编：唐大诏令集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另收入作者 初照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赵守俨：唐大诏令集前言，第页。陈垣著，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文末记载文章最初发表在天津 益世报 人文周刊新第 期，时间是 年月 日。得这些材料”，而“这些集子”包括 通典 唐会要 册府元龟 和 唐大诏令集。实录 难道是唐朝史料大集合吗？通典 作为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开创之功甚高，而体制上与 唐会要 等史料类编完全不具可比性。关键是，为什么把 实录 看成了几乎唯一的史料来源呢？不管是认识模糊，还是表述不清，把 实录 与唐代制敕史料来源连结起来的文字，渐渐完成一种指引，引导着研究者把 唐大诏令集 的史源认定为 实录。最终，以李豪 唐大诏令集 史源考 一文为代表，认定 诏令 史源以 实录 为主。陈垣、杜希德等都言辞模糊，李豪则成了强调大诏令来自实录最突出的学者，他在文章中总结到：“排除了 诏令 采录制集、旧唐书 的可能，确证 实录 是 诏令 的主要史源，而唐人别集、官文书及 唐年补录 亦是 诏令 的重要史源。”唐大诏令集 是一部唐代王言合集，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它的史源呢？二丰富的唐代王言史料经过五代，唐代史料到北宋还有大量保留，宋人虽然抱恨遗失严重，但在今人眼中，其丰富程度简直是难以置信。宋仁宗至和二年（年）十月庚戌，翰林学士、刊修 唐书 欧阳修上书言道：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所修 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 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正在编纂 新唐书 的欧阳修，自然是感觉唐史资料太少，所以请求使用西京（洛阳）还保存的唐代文献，“从之”是皇帝的批准。上书所言唐朝各代 实录 不完整，武宗以下阙如。所谓阙如，不是散失，而是唐朝根本就没有编写，而所有编写完成的 实录 无一不在。实录不是史料渊薮，但作为唐朝政府编纂的重要史学著作，在保证有唐一代史事完整、体系周全方面具有代表性。正是因为唐代史料到北宋时期有大量保存，所以唐武宗之后的实录才有条件继续编写补齐。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庆历五年（年）九月记载：“复校书郎宋敏求为馆阁校勘，王尧臣等上其所缉唐武宗以来至哀帝事，为 续唐录 一百卷故也。”按照 直斋书录解题 的记录，续唐录 是 宣宗实录三十卷、懿宗实录 二十五卷、僖宗实录 三十卷、昭宗实录 三十卷、哀宗实录 八卷。直斋书录解题 解释道：“案 两朝史志 初为一百卷，其后增益为一百四十八卷。”杜希德认为宋敏求的 续唐录，“充其量他也只能根据第二手资料撰成残缺不全的记录”。根据欧阳修上书可知，北宋的西京还保存不少唐朝奏牍、案簿，这都可以成为修书的资料依据，称之为二手资料并不正确。宋仁宗嘉祐五年（年）新唐书 完成，曾公亮 进唐书表 中，把 新唐书 与 旧唐书 进行比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黄永年先生 唐史史料学 之 唐会要 条，只是简单地指出“所取材也多据唐令、诏敕奏议和其他纪事”（第 页）。册府元龟 条指出：“修此书时，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尚在，故这部分除本 旧唐书 旧五代史 外，并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史料，这些绝不是目所常见”（第 页）。这是在批评 枫窗小犊 的意见。把 实录 当作史料之一是不错的，但视 实录 为唯一来源，令人太费解。李豪：唐大诏令集 史源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 第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唐雯作 顺宗实录 详本再审视 兼论唐实录的辑佚，利用 册府元龟 补 顺宗实录，以探索 顺宗实录 详本的样态，是一次可贵的尝试。文中没有使用 唐大诏令集 的资料补充 顺宗实录，也基本不涉及实录是否是 唐大诏令集 来源问题，但有一段文字主张打捞更多的唐实录文字时指出“最值得我们撒网的所在便是北宋前期抄纂前代典籍编成的 册府元龟 唐会要 唐大诏令集 等文献”。这应该是承认 唐大诏令集 中有来自 唐实录 内容的含义（参见叶炜主编：唐研究 第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八一，仁宗至和二年，北京：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五七，仁宗庆历五年九月癸巳，第 页。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 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五朝实录合称 续唐录，有不断增修的过程。根据 春明退朝录 卷下“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 唐书”。宋敏求撰，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 下，北京：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较，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此言几乎成了公案。赵翼 廿二史劄记 有“新书增旧书处”条，强调两 唐书 修撰环境的差异，其文如下：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