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点思考_平新乔.pdf

书书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点思考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作者简介: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摘要: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文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企业家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二是以标准化入手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更全面地参与国际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方面的制定。建立中国特色标准化制度，发挥中国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制度建设，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产学研联动的国际化标准工作机制，对于一些具有灵活性的标准设立要考虑中国特色。三是统筹要素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全面提升我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决定过程中的谈判能力与地位。推进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提高中国货物贸易的国际影响力和定价权。大力培养精通国际经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业务的人才。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和金融合作协定制度建设做起，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领域建设反映中国优秀文化、包含中国经济发展理念、与人类优秀文化共融的人类经济共同体制度。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标准市场体系;企业家;制度型开放中图分类号:F123 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85(2023)03000107DOI:10 16528/j cnki 221054/f 20230300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1 这里涉及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层面上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向更高水平方向构建?二是作为前者的一个子系统、一个单元，市场体系应达到什么样的高标准?实际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就已提出，是“十四五”规划确立的重要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作出的重要创新。将这两个目标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关重要。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1 我们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不断提高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标准。因此，本文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标准化入手推进制度型开放、统筹要素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我国社会主义1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了这样的基本制度保证，各种企业形式、各类组织结构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较好的创新发展。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按照“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提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1 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利于创新的。什么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含的静态效益和动态效率的指标中，最关键的是看该体制能否持续促进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生产要素新的组合，而创新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正是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能够达到“高水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到能否保证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汪洋大海中自由驰骋这一关键点上来。企业家在功能上不等于资本所有者，因为他们不一定是资本所有者。企业家是不能承担市场风险的，市场风险和企业风险由资本来承担，或者是由私人资本承担风险，或者是由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承担风险。企业家是在资本承担风险的前提下才实现创新的，而唯有创新才是决定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命线。但在现实中，我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数也是民营资本的所有者。因此，一方面，要规制资本，引导资本，对资本设置红绿灯;另一方面，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还应看到，创新又是一个随机过程，我们虽然可以规划创新工程，但创新的成果是随机产生的，它需要一个高度宽松的制度环境。所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下，领导创新的企业家应有高度自主权和自由度。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必有之义，也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支撑。之所以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由于我们要构建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是两个“毫不动摇”。只有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才能够持续地在新的产业革命中提升竞争能力，引领经济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达到高水平，使市场体系达到高标准，而这都离不开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高水平与高标准。每一次产业革命总会在相当程度上淘汰原来的产业和产业中的企业组织，淘汰原来的经营方式。也就是说，新老产业之间的转换会带来经济框架的变化。熊彼特指出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区别:“经济增长”是指在原有的框架内经济体量的变化，而框架保持不变，所以“经济增长”是以渐变即连续的变化为特征的。经济中的一些参数如人口、某些生产要素的数量会有增减，经济对这类参数的变化也能够“适应性”地加以调整。而“经济发展”是指经济框架的变化，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变化，其特点是不连续的变化。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的突变，而且这种不连续的变化不是计划引发的，而是经济体自发的;这种变化又不可能是由原均衡点出发通过无穷多的小步逐步逼近的，而是取代原经济均衡点的新的突变。2 6264所以，对于新的生产方式和新兴产业所引导的工业革命，首先要尊重创造的自发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新的产业革命面前都有一个创造性毁灭的问题，都需要以竞争的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化。在新的产业革命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是要通过竞争不断更新、不断焕发生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民营企业要继续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创新过程中加以更新，产生更有效的政府调控方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适应不连续的生产方式的突变，就需要依靠企业家。要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产业转型，争取在新兴产业中占据一定领先位置，就应尊重市场自发性、遵循市场纪律、尊重企业家，尤其应保护民营企业家。马歇尔把企业家的职能定义为“管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定义忽略了真实商业环境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企业家是实现生产要素组合的指挥者，是决策的提出者2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和在不确定环境里驾驭企业的真正权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是不可能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就会失去盈利的一切可能。而企业家能够在风险中识别新的方向和新的市场，能够驾驭不确定性，并且让企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盈利。企业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不可遗传性。资本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的地位是可以通过财富的积累而遗留给后代的，让后人更容易拥有资本或者土地。但企业家的地位是无法遗传给其后人的，2 79即使某个企业家成功积累了大笔财富，这种财富也无法保证让其后人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例如，民营经济里的家族企业，其财富可以传代，但企业家的职能却罕有几个家族实现了传代。这就是说，一个时代的企业家群体是这个时代独享的财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引导企业家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当前，尤其应重视发挥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优势和人力优势。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引导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的过程中具有较大优势，在与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有关的国有企业中聚集了优秀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尤其是央企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较大技术优势。但是，具有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并不是做成新产业的充分条件。任何企业的决策都可分为技术层面和经营层面两方面决策:一种新技术是否可以应用，企业要从技术可行性的角度进行论证，这是技术有效性的层面;但一项新技术是否应该在项目里采用，还需要从市场经营的角度进行论证，即这项技术是否在诸多可以采用的可能性边际上应该选择在这里被采用。并且，后面层次的决策是主导前面层次的决策的。因此，即使国企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技术条件，但如果离开了市场，如果是在行政管理的封闭环境中运行，就不大容易产生做成大产业、促成新兴产业革命成功的企业家，就会影响国企在新发展阶段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了发挥国企在新兴产业中对传统产业的拉动、牵引作用，国企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而这恰恰正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所指明的方向。二、以标准化入手推进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全面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1 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扩大产品和要素的进出口，要对外国投资和市场进入进行开放，而且要参与全球贸易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制定过程，要把开放上升到制度层面。我们现有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方面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形成的。自加入 WTO 以来，我国在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方面已经与世界有了很多交流，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需进一步对外开放，与全世界贸易伙伴共同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更全面地参与国际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方面的制定。这就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认真学习和研究现有国际经济领域中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方面的制度文化，研究其中哪些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并且要相应地按这些反映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和经验的制度来改进我国具体的市场管理和市场规制制度，让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能够在更高层次上融合，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联通。二是坚持把发展理念融汇到全球经济合作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制定过程中。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 76 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郑重地向全世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3 这为我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开展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方面谈判、建立新的制度确立了基本原则。这里，主要就标准化制度的开放与建设做一些分析。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一系列制度开放过程中，标准化制度建设是最有可操作性，又是与国内3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国际两个市场建设联系最紧密的抓手。这是由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是以“高质量”“高水平”为追求目标，高质量、高水平又是以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为内涵，而升级的台阶是由一系列产品等级、技术等级、质量等级所筑就的，这个等级体系其实早已被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铸造成了标准化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市场份额迅速上升至首位，这固然会使中国标准在国际标准化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同时也会引起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中别国的标准，或者与已形成的国际化标准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在标准化制度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其背景涉及消费的国别偏好、区域偏好及文化差异、技术差距、生产技术的竞争力差异，乃至其背后的经济制度差异。这关系到国际贸易中市场份额的竞争，但又远远超越单纯数量上的市场份额的大小，而是关系到一国长远的国际竞争力与发展前途的较量。在交往过程中，人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