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菲尔丁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_包亚楠.pdf

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127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创作因与社会历史的紧密连结而具有叙事结构上的史诗性与艺术手法上的讽刺性，突出地反映了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特质与创作旨归。在赓续传统的流浪汉小说及田园小说的叙事传统的同时，作家在空间叙事及叙事结构上积极开拓，提出“散文体喜剧史诗”等新的创作范式，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一、象征意味的空间叙事亨利菲尔丁的文学创作折射着18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革和道德伦理转变，现代思潮的涌动与工业化的进程使传统道德规范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所有伟大作家都将道德伦理问题引入自己的创作，使之成为英国小说的一个母题1。菲尔丁小说的道德叙事显示出与西方古典田园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其小说中的道德伦理观念历来是被嵌套在具体的空间中加以阐释，而这种道德化叙事又使具体的空间富于象征性意味。菲尔丁的小说常构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并置关系，从乡村的视角观览城市的繁华与腐朽，从城市的视角反观乡村的恬静与和谐，将道德批判与伦理观念置放于双重视角的对比互照中加以表述。如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出身乡村的约瑟夫是鲍佩爵士家的仆从，因赛马技术的高超而获取了主人家的赏识，其始终以恪尽职守的诚实态度履行自己的责任，然而鲍佩爵士却在不久后骤然离世。寡居的鲍佩夫人因约瑟夫俊朗的外表而心生爱恋，不顾身份的落差向其伸出了橄榄枝，然而约瑟夫始终忠实于自己在乡下的恋人范妮。在目睹了亚当斯牧师想要贩卖经论以偿还借贷、女仆比提被些微的钱财利诱而陷入放纵的关系、伪装慷慨实则吝啬的特拉理牧师之后，约瑟夫决定从伦敦的繁华世界中脱身，远离充满谎言与交易的名利场，返归淳朴而自然的乡村世界。虽然乡村空间在小说中始终处于“隐身”的状态，但在忠实敦厚的约瑟夫和善良勇敢的范妮身上，接受者们能够看到他们闪现的道德光芒，与城市空间中诸人的道德堕落与行为放纵形成了鲜明比照。空间化的人物具有深刻的象征性，表征着城乡空间承载的不同的道德价值观，显示着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对冲与交融。而在汤姆琼斯中，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对照空间结构更为明确，乡村田园不再成为仅存在于主人公回忆或想象中的原乡，而是与城市相对的实在地理空间。小说开篇即展现了英国萨默赛特郡的生活场景，菲尔丁将乡绅奥尔华绥先生的府邸命名为“天堂府”，并描写了其富有诗性的自然田园风光：“它有着宏伟的古典韵味，秀丽怡人的花园丛生着灌木和山毛榉，藓苔和常春藤如侬绿的织物攀附在矮墙上再望去，无尽的田野起伏错落，参差优美的形状向着远处绵延无尽。”227饱含自然之美的乡村风光象征着和谐自然的人性，菲尔丁沿袭了传统田园小说道德化乡村的传统，其笔下乡绅们的生活空间充满了现代化的印痕，但在思想结构上仍显现出受传统道德滋育的特质，体现在他们举止上的彬彬有礼和内在思想上的敦厚温和。而随着主人公汤姆的行迹迁移，伦敦的都市场景逐渐浮现，既有乡间所传闻的那样“无所不至的繁华”，同时也是“四处充斥着咒骂、酒精和滥赌等各种时髦的邪恶，是不折不扣的藏污纳垢之所。”2124受乡村田园的滋育而保持着淳朴天性的汤姆，不免也迷失在伦敦的纸醉金迷中，受贝拉斯顿夫人的欺哄而走向堕落的危崖。藏污纳垢的赌场、喧嚣奢靡的宴会、客如云集的酒馆成为城市空间的布景，菲尔丁以“黄金乡”作为伦敦的命名，象征着城市如同遍地黄金的乐土，然而实质却是充满欺骗与诱惑的道德荒原。而汤姆经历城市中诸般诱惑的考验后，终于从沉湎的生活中醒转过来，克服考验同心仪的小姐苏菲亚成婚，并共同归返萨默赛特郡，去当一对乡间眷侣。空间地理的置换象征着主人公道德伦理的复苏，使小说的城乡空间不再仅作为具体的地理标识，而更富有隐喻性的象征意义。并置的城市与乡村空间及其象征意义的建构使菲尔丁小说的空间叙事挣脱了既有的田园小说传统，而具有现代性反思的意味。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反映的不仅是社会转型期人的现实生活与思想领域产生的种种嬗变，更意图通过空间象征体系实现现代社会道德伦理的建构，以乡村空间所承载的田收稿日期：2022-12-10作者简介：包亚楠(1987)，女(蒙古族)，吉林白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黑河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HE UNIVERSITYdoi：10.3969/j.issn.1674-9499.2023.02.036亨利菲尔丁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包亚楠(大连财经学院 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摘 要：亨利菲尔丁作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其小说流露出强烈的道德伦理意识，映射着英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沿革与精神嬗变。菲尔丁小说空间叙事手法精到、叙事结构宏大而严谨，讽刺艺术合理、恰当，构建出小说叙事艺术的成就。关键词：亨利菲尔丁；文学伦理；叙事结构；讽刺艺术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23)02-0127-03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128文学研究园诗性和自然人性抵御资产阶级文明及其携带的唯利至上、享乐主义的侵扰。二、宏大严谨的叙事结构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使菲尔丁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宏大而严谨的底色，其小说既赓续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叙事传统，即以个体的生命轨迹及其所处的不同环境为经纬织构小说的情节，又具有古希腊荷马史诗般的史诗性风格，反映了广阔的社会横断面与漫长的社会纵向变革史。宏大而严谨的叙事结构使菲尔丁的小说如同18世纪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全面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透辟地展示了不同阶级人物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结构3。菲尔丁着意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结构编织巨大的篇幅容量，以主人公的“移步换景”为情节发展的线性轨迹，从而以主人公的视角观照社会的整体风貌，形成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观察。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是菲尔丁对史诗性叙事结构的初次尝试，小说以四卷共六十四回的篇幅，讲述了约瑟夫安德鲁斯由乡村步入大都市伦敦，不断地抵抗来自城市的诱惑，踏上寻找女友范妮的漫漫长旅，经过惊心动魄的抢劫风波并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历经多舛的过程终于顺利寻回范妮并与之缔结美满婚姻的经历。随着约瑟夫行踪轨迹的移置，乡绅的边郊宅邸、贵族的高门贵廷、寒微的贫民旅舍，不同阶级的生活场景跃然在文本之上，影射出英国社会的全貌，使小说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像。阿米莉亚以十二卷共一百一十五章的篇幅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罕有的鸿篇巨制，小说以布思夫妇的经历为主线，将观照的视野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菲尔丁以严谨的构思缓缓铺展布局，开篇即叙写了布思先生蒙冤被捕的经过，小说的场景从等级森严的监狱到五方杂处的底层生活，再到奢靡腐朽的贵族生活，以史诗性的叙事结构承载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在宏大的框架中不乏生动的细节描绘。菲尔丁对宏大叙事结构的驾驭十分纯熟，尽管人物繁多、关系驳杂、场景丰富，但作家紧紧地把握住了布思夫妇的故事主线，使长篇巨制庞杂而不凌乱、形式散漫而主旨明确，显示了作家禀赋出众的叙事才能。同时，在具有史诗性的整体结构之外，亨利菲尔丁还有意植入了许多插入式的情节，使这些如同“主干上蔓生的旁枝别杈，结出同样丰硕却滋味不同的累累果实。”4这些插入式的情节虽看似同主线故事之间并无关联，仅是使小说免于产生过多道德说教意味的“调剂品”，然而这些生动的个例却使小说的结构更为丰富与复杂，使以主人公的行踪轨迹为主干的单调线性结构变为繁复的嵌套式结构。而叙事结构的复杂性不仅具有形式层面的美学价值，更成为菲尔丁实现道德引导功能的重要手段。汤姆琼斯中，女主人公苏菲亚因种种挫折而无法实现和汤姆琼斯之间的结合时，其难免因情感的困顿而陷入理性缺失的境地，当苏菲亚决定为寻找远去的汤姆琼斯而不顾淑女身份独自离家出走时，菲尔丁适时地插入了菲茨帕特里夫人的故事，在主线故事之中嵌套了相应的辅线故事以实现情节的有效转折。菲茨帕特里夫人向苏菲亚讲述了自己年轻时被外表光鲜而败絮其中的菲茨帕特里先生迷惑，在虚荣心和爱情之火的驱使下不顾身份的差异与之结合，最终发现丈夫温柔多情的面庞下隐藏的阴沉乖僻的本相，为了维持婚姻的体面只能默默吞咽自己的私产被其挥霍一空的事实。菲茨帕特里夫人的故事无疑为苏菲亚提供了示警，她重新以审慎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最终重拾自爱的美德，免于深陷道德瑕疵的境地。嵌套式的叙事结构不仅构成了情节上的迂回，使主人公免于遭受悲剧命运的摧折，巧妙地将道德教化寓于次要人物的个体经验中，而且也再度强调了道德力量对个体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不以道德和理性为尺度衡量自我与他者必将酿就苦果的内在旨归。嵌套式的叙事结构使小说的叙事因不断产生的“小插曲”而有了节奏上的抑扬顿挫，极大地舒缓了接受者因过长的篇幅而产生的心理疲惫，使小说具有了散文式的“形散而神聚”的特点，因而被冠以“散文体喜剧史诗”的命名。菲尔丁在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为后世提供了有效的创作经验，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经典性的创作范式。三、幽默调侃的讽刺艺术亨利菲尔丁的现实主义叙事和道德伦理内核使其小说不免带有繁缛的说教意味，因而在小说语言的表述上，菲尔丁着意以幽默和调侃的语言来传达讽刺性的内容，从而使小说增添趣味性，为读者的阅读带来些许调剂。菲尔丁擅于在叙事中以插入议论的方式来制造讽刺性的叙事效果，如汤姆琼斯中罔顾女儿的意愿而擅自决定其婚姻的乡绅韦斯顿先生，菲尔丁以讽刺而带有幽默特质的言语为其造型塑像，生动地勾勒出他冷硬淡漠的形象特征：“他的女儿低声悲泣，可韦斯顿先生就如同一座大理石像那样无动于衷，或者说就像一个积年的狱吏看到一个全然的好人因无端的污蔑而即将被送上绞架那样冷漠。这比喻实在是很恰当，因为这可怜的姑娘即将因为父亲的专横而断送掉自己婚姻的幸福。”2276恰切的比喻使韦斯顿先生冷硬的心肠袒露无余，同时也兼及了对当时英国社会司法不公的现象的批判，达成了人物讽刺与社会讽刺的双重讽刺效果。而莎梅拉中，菲尔丁则对约翰逊的小说帕梅拉中的主人公进行了有意味的戏仿，莎梅拉如同一个被剥离了全部善良特质的帕梅拉，充满反讽性的形象特质。她公然地宣称自己本来是想以美貌赚些小钱，可现在却可以借自己的“美德”发一笔大财。在不同人物形象的对比互照间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以“美德”标榜自我，实则企图披着“美德”的外衣赚取利益的虚伪行径，显露出浓厚的社会反思意识。这种通过戏仿来达成讽刺目的的叙事方法与原作达成了巧妙的平衡，从反向阐释的角度实现了文本的再创作。同时，菲尔丁的讽刺艺术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他以幽默的艺术点化讽刺性言语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其讽刺现实生活的价值意义。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中，菲尔丁着意为强盗头子江奈生魏尔德披挂上了“伟人”的名号，人物现实身份与被冠以的称号之间的强烈反差流露出浓厚的讽2023年第02期（2023年02月）No.02 2023129文学研究刺意味。魏尔德带领手下的匪众所做出的强取豪夺的行径，所表现出来的贪婪自私、虚伪狡诈的特征无不暗示着当时英国执政党组建的华尔普尔政府的本质。魏尔德的经历具有浓厚的矛盾讽刺性，他出身煊赫，幼时曾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却自甘堕落为强盗也不肯参与政治，菲尔丁借魏尔德之口尽情地倾吐胸臆：“我拥有与他们不相上下的才干与手腕，可有的做了首相与议员，有的却做着教人不齿的强盗与匪徒，其实我们的行径有什么不同呢？不过是阶级和权力为他们的龌龊遮掩，同时又使他们的本领增色罢了。”5直露地讽刺并揭破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华尔普尔政府将英国社会变成一架掠夺人民财富的机器，然而对外却披挂着民主与公正的外衣，将内在的腐朽掩盖在层层华袍之下的虚伪行径。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英国文学中粗鲁直率、蛮横愚蠢的强盗形象不同，“伟人”魏尔德精于摆弄权术，常常通过言语挑唆或者装聋作哑的方式平衡手下错综复杂的势力 6。在被投入监狱后，他火速地组建了反对囚犯首领罗杰的组派，并有效地以发表演说并允诺多少好处的方式争取到了众多囚犯的支持，以规避现实冲突的方式取得了整座监狱的领导权。然而赢取了权力之后，魏尔德却改换头面以同罗杰别无二致的方式盘剥手下的诸人。其中，魏尔德纠集党羽并通过在监狱发表演说的方式获取权力，无疑隐晦地影射了英国议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