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以邻为壑”效应：总出口额及其二元边际视角_李保霞.pdf

国家高端智库主办刊物2023年第2期总第422期汇率“以邻为壑”效应：总出口额及其二元边际视角内 容 提 要在各国汇率联动、进口市场竞争风险来源多样化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022011年中国海关总署的企业数据，并进一步匹配国际清算银行的有效汇率权重，将竞争国汇率和双边汇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重点探讨了竞争国汇率对中国出口额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竞争国汇率的“以邻为壑”效应显著存在，但较之于企业的平均出口额，即集约边际，这种效应主要通过对出口企业群体数目，即扩展边际的调节来实现；增强汇率波动弹性的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和出口产品类别同质化下，竞争国汇率对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更大，且该影响仅表现在对出口企业群体更大的优胜劣汰影响上。关键词竞争国汇率；双边汇率；扩展边际；集约边际中图分类号F752，F832.6DOI10.20090/ki.gjjh.202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15（2023）02-0022-13李保霞张辉金田林一、引言汇率问题是开放经济学的经典问题。然而，汇率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双边汇率方面，鲜少直接分析竞争对手所在国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竞争国货币的贬值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即所谓的“以邻为壑”效应。具体到中国，随着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成为新常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的工作重点转为引导市场主体更广泛地使用汇率避险工具应对汇率风险。然而，汇率风险不应只包含双边汇率风险，也应包含竞争对手所在国家的汇率变动风险。以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公布的192个国家和地区的美元汇率为例，20002021年，约80%的国家和地区的年度双边美元汇率波动率大于中国。中国出口美国的产李保霞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与贸易；张辉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金田林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都市圈发展、生态文明研究。通讯作者：张辉，电子信箱：。感谢 国际经济合作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本文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基金（项目编号：7100603575）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2M7102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https:/stats.bis.org/statx/toc/XR.html。汇率波动率为方差，笔者整理计算。全球治理 22品竞争力可能受到出口同样产品国家的汇率（称为竞争国汇率）的较大影响。但竞争国汇率的“以邻为壑”效应是否为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出口企业？进一步的，竞争国汇率主要影响出口企业群体的稳定性还是企业的出口强度？这些问题都有待使用现实数据进行系统检验，这也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关于已有研究，19291933年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后，各国货币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这拉开了一国汇率对他国出口产生影响的序幕。这种汇率的“以邻为壑”效应描述最早见诸Robinson（1947）。此后虽有一些研究零星地讨论了竞争国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但这几年才开始出现系统性的分析。现有研究主要从水平变化和波动的角度分析竞争国汇率对双边贸易是否存在显著影响。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大量研究探讨了中国的出口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就业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汇率领域表现为关注人民币汇率对其他国家贸易的负面溢出效应。这些研究或基于宏观数据，或以特定的第三国汇率为研究对象。与之不同的是，本文使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总署微观企业出口数据，以国际清算银行计算实际有效汇率的国家为样本计算竞争国汇率，系统探讨竞争国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以邻为壑”效应。本文进一步将贸易额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进行细分研究。集约边际一般为已出口企业、已有的出口目的国或出口产品的持续扩张。扩展边际指剩余的出口增长来源，往往指新增企业的出口、出口到新的目的地或新产品的出口。开放经济贸易边际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此后，Bernard和Jensen（2004a）首次将出口的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集约效应。Hummels和Klenow（2005）专门基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指数对出口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两篇文献是贸易边际领域的基础和经典文献。汇率影响对外贸易，进而影响贸易边际，但现有文献仅关注了双边汇率的作用，其主要研究结论有两个：第一，汇率通过影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来影响企业的出口概率，并主要通过集约边际起作用，现有研究主要使用法国、美国等成熟市场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第二，产品种类方面，Joan Robinson,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47,pp.134-156.参阅 Mohsen Bahmani-Oskooee,Scott W.Hegerty and Jia Xu,“Exchange-Rate Volatility and US-Hong Kong Industry Trade:Is ThereEvidence of a Third Country Effect?”Applied Economics,Vol.45,No.18,2013,pp.2629-2651；Abdorreza Soleymani,Soo Y.Chua and AbdulFatah Che Hamat,“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ASEAN-4s Trade Flows:Is There a Third Country Effect?”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Policy,Vol.14,No.1,2017,pp.91-117；王雪、胡未名、杨海生：汇率波动与我国双边出口贸易：存在第三国汇率效应吗？，金融研究 2016年第7期，第116页；曹伟、言方荣、鲍曙明：人民币汇率变动、邻国效应与双边贸易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 2016 年第9期，第5066页。孔帅、程闻硕、魏爱臣：中国和拉美在出口贸易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国际经济合作 2019年第4期，第115129页。参阅Aaditya Mattoo,Prachi Mishra and Arvind Subramanian,“Beggar-Thy-Neighbor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s:A Study of the Renminbi,”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Vol.9,No.4,2017,pp.344-366；Barry Eichengreen and Hui Tong,“Effects of Renminbi Apprecia-tion on Foreign Firms:The Role of Processing Export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16,2015,pp.146-157；Karsten Mau,“ForeignCompetition and Quality Sorting:Overlaps in US and Chinese Exports,”The World Economy,Vol.42,No.8,2019,pp.2300-2325；Benedikt Heid,Ral Mnguez andAsier Minondo,“Is Competition From China So Special?”The World Economy,Vol.44,No.1,2021,pp.64-88.Andrew B.Bernard and J.Bradford Jensen,“Entry,Expansion,and Intensity in the US Export Boom,1987-1992,”Review 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2,No.4,2004,pp.662-675.David Hummels and Peter J.Klenow,“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2005,pp.704-723.参阅 Marc J.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Vol.71,No.6,2003,pp.1695-1725；Andrew B.Bernard and J.Bradford Jensen,“Why Some Firms Export,”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6,No.2,2004,pp.561-569；Nicolas Berman,Philippe Martin and Thierry Mayer,“How Do Different Exporters React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7,No.1,2012,pp.437-492.汇率“以邻为壑”效应：总出口额及其二元边际视角 23国家高端智库主办刊物2023年第2期总第422期Chatterjee et al.（2013）、余淼杰和王雅琦（2015）、季克佳和张明志（2018）等的研究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有利于该国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已有研究均未探讨竞争国汇率如何影响贸易边际。本文通过对出口额变动来源的解构，即出口额变动是来自出口企业群体的波动还是出口强度的调整，来识别汇率“以邻为壑”效应的具体表现。在面对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黑天鹅”事件的外部冲击时，这一议题将对国家宏观调控部门稳外贸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事实支撑。本文基于中国海关总署的企业出口数据，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有效汇率数据、佩恩表（Penn WorldTable，PWT）的双边汇率和其他宏观数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WB）的关税数据、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贸易协议数据等数据库，在出口企业群体稳定性和出口强度的二元边际下，分析竞争国汇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不同汇率改革阶段、差异化进口市场和不同产品类型下进行了更丰富的讨论，从更加细分的视角研究竞争国汇率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的冲击，为相关管理部门和出口企业提供借鉴。二、典型事实（一）总出口额与汇率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表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出口，但不利于进口。而竞争国货币的贬值则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生相反的作用，即竞争国货币的贬值会抑制中国企业的出口。一国货币的贬值会增加其本国的出口，贸易转移效应下，这会挤压其他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为了对此有更直观的了解，本文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出口数据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有效汇率数据，绘制了20022011年的人民币双边汇率、竞争国汇率与中国出口总额的散点图（参见图1）。汇率数值变大表征人民币或竞争国货币升值。图1（a）中双边汇率与总出口额的关系印证了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图1（b）中，在未控 Arpita Chatterjee,Rafael Dix-Carneiro and Jade Vichyanond,“Multi-Product Firms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