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映照下高师院校的价值坚守_崔英锦.pdf

年第 期总第 期黑龙江高教研究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人类学视域下东北地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与传统文化交融研究”（编号：）；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师范背景下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编号：）。作者简介：崔英锦，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人类学；徐 亮（通讯作者），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映照下高师院校的价值坚守崔英锦，徐亮（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摘要：回归文化理性重新审视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文化理性具体表现为彰显志业精神的制度理性、传承师道文化的主体理性、担当育师使命的价值理性与立足高质量培养的发展理性。然而高师院校在教师教育实践中出现了文化理性缺位的现象：人文精神的遮蔽造成制度理性的迷失；文化意识的游离诱发主体理性的消解；唯工具论的膨胀引发价值理性的剥落；教育理念的动摇导致发展理性的震荡。明乎此，高师院校回归文化理性需陶筑精神家园，觉知制度理性；善待师道传统，重建主体理性；注重生命意义，塑造价值理性；固着自身理念，铸牢发展理性。关键词：文化理性；大国良师；高师院校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育人先育己，育才先育师。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等本质属性要求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明确提出完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造就新时代大国良师。教师教育是从源头培养大国良师的根本保障，是教育事业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指出，“从源头培养造就更多大国良师”，高师院校作为培养教师的主力军，具有主渠道的战略性地位。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语境下，高师院校应把握新时代教师教育的历史使命，为各级各类学校输送更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国良师，而中华文化久经岁月淬炼形成的文化理性则是高师院校培养德行并重、修身育人大国良师的“文化密码”。一、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文化理性之思厚育大国良师呼唤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赋予高师院校的历史使命。对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不仅是文化育人的本质规定，也是教师教育创造性发展的理性自觉。文化理性源于美国学者萨林斯有关实践理性功利论的思考，他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由文化秩序所决定的”，建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的文化秩序，即文化理性。文化理性是“人置身于一定的文化体系中，依据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维、获取知识”的基础上开展实践活动的行为方式。基于此，高师院校的文化理性反映出培养大国良师的文化态度与行为，指涉高师院校在长期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凝练而成的本质性品格，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彰显志业精神的制度理性制度理性通过制度建构和规范高师院校的育师行为。高师院校的教师教育制度与理念统一于学校的制度理性中，是文化理性精神在教师教育制度制定与实践过程中的显现，体现文化理性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的实质是作为一名大国良师应具备的志业精神，内含于高师院校的制度理性，外化为校训、校风、章程等规则体系之中。教师的志业精神突出教师职业的神圣性，表达教师崇尚真理、不竭奋斗的精神品格与甘于奉献、教育至上的思想境界，赋予高师院校对师范生成为大国良师的殷切期望。“高师院校的制度理性是各项规章制度的理性化程度”，制度理性的规约性督促师范生积极学习吸收各类教育教学知识，锻炼教育技能，提升教育素养，追寻职业理想和信念，在职前教育实践中享受教师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升华人生价值，践行志业精神。质言之，高师院校的制度理性不仅是一种文化沉淀，彰显志业精神，而且承载着高师院校的文化理性，并借由文化理性的指引，DOI:10.19903/23-1074/g.2023.04.010促使高师院校的教师教育制度不断走向合理，建立和营造有利于师范生生命成长、树立教育信仰的组织环境。传承师道文化的主体理性高师院校特有的师范文化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华师道文化的养分，形成对他者文化不断反思、借鉴、超越、创新的主体理性。中华师道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教师教育精神与文化韵味，“强调培育师范生的素质与为师之法，尤其注重师范生品格和价值观的塑造”。对师道文化的传承与理解，将有力而鲜活地推动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事业不断前行，成为高师院校明晰教师教育存在的必然要求，也是其扎根中华师道文化培养师范生的必由之路。面对新时代多元教师教育文化的挑战，传承师道文化的主体理性是高师院校坚守中国立场、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的逻辑起点。高师院校在教师教育专业建设与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教师教育文化的影响，借鉴国外有关教师教育的诸多经验，而厚育“大国良师”要求高师院校延续鲜明的中国师道文化的主体理性，启迪师范生的“尊师之道”“求师之道”“为师之道”。只有以传统师道文化为主体，理解、传承师道文化，兼收并蓄外来教师教育文化，高师院校才能为厚育大国良师的文化理性张目。担当育师使命的价值理性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价值取向反映出文化选择过程中担当育师使命的价值理性，实现育师使命是高师院校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特定行为 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 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信仰”。高师院校的价值理性是对厚育大国良师本身所代表的价值的体认和追崇，规定教师教育的本真价值。可见，担当育师使命的价值理性在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文化理性中具有主导作用，“形塑高师院校文化理性的育师精神，变革高师院校文化理性的育师范式”，回应“为什么以及为谁培养教师”、解答师范生普遍关切的人生价值与伦理困惑等时代命题。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价值理性并非追寻一种形而上的思想建构，而是呼吁师范生拆除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藩篱，走进学校教育，贴近教育生活。高师院校的文化理性对这一“价值理性的建立与维护，在个体上体现为师范生理想人格的挺立与高尚教育情操的涵养，在社会整体上表现为重拾师道尊严与弘扬师道精神”，最终感召师范生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立足高质量培养的发展理性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奠定高师院校立足高质量培养的发展理性基调。发展理性贯穿于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全过程，具有实践性、多元性、历史性、创造性等特征。立足高质量培养的发展理性蕴含两层寓意：一方面，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没有终点，其根源在于大国良师的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而非单纯的高速度或高效率，更加注重质的有效有序提升，从而培养出高质量的大国良师，能够处理好自我发展与教育实践、生命成长与校园文化、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大国良师的内涵愈丰富，对高师院校师范生培养质量的要求则愈高。这一逻辑关系促使立足高质量培养的发展理性，催生出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的价值理想，将师范生个体发展与高师院校发展并联接通，形成共同愿景，并实现个人愿景与集体愿景的契合与达成，树立高师院校文化理性的发展观，这既是对文化理性的延伸与体现，又是对文化理性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在错综复杂的教育形势中，高师院校需保持文化理性，持续增强厚育大国良师的文化自觉。高师院校教师教育领域里各种问题的产生，始终离不开对高师院校制度合理性的追问。制度理性不仅是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的主要载体，也是传承师道文化主体理性的根本保障。主体理性只有依靠制度理性的庇护，才能冲破重重文化的阻隔，成为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的基石，赋予制度理性以深厚的人文底蕴；而价值理性只有在主体理性的前提下，才能明确师范生培养目的之所在。价值理性也会反作用于主体理性，强化师范生对师道文化的认同，是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的内在要求。同时，价值理性指引发展理性的前进方向，发展理性则是对价值理性的升华，是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的落脚点与归宿。制度理性、主体理性、价值理性与发展理性共同建构从文化理性视角审思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理论框架，四重理性的深化与协调，指明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新路向，为促进现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积蓄文化力量。二、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文化理性缺位高师院校已逐渐实现从纯粹关注师范性到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的价值转向，科学理性、实践理性、理论理性的色彩愈发浓厚，引发高师院校文化理性精神的日渐式微，甚至处于委顿状态，这必然不是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理想状态。对于高师院校而言，文化理性精神的失落，致其极易丧失所持守的最原初的教育良知与信念，厚育大国良师将会面临更多的现实阻遏。因此，从文化理性的角度出发，省思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遭遇的困境与难题，总结既有经验，究其根源，不失为可行之逻辑理路。人文精神的遮蔽造成制度理性的迷失人文精神指向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在历史进程中衍厚育大国良师：文化理性映照下高师院校的价值坚守化为不同意义层面的制度理性”，建立起高师院校对制度理性的信赖。部分高师院校在厚育大国良师的过程中偏向教育实践能力的提升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对师范生生命成长与内在需要的人文关怀。失去人文精神的观照，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制度理性容易陷入迷失的窘境。首先，对象化的操作带来制度的过度倚重。受客观功利主义的影响，师范生有时甚至被看作生产线上的速成产品，按照既定的制度体系进行培养，过于看重制度的内在作用，疏离教育本质，忽视师范生作为具体人、主体人的存在。其次，“人本文化”向度的偏离致使制度设计上时有出现“人”的离场现象。个别高师院校较少着意于培养师范生的健全人格与生命个性，比较注重师范生教育技能与智力的培养，使其在相关制度的设计理念上弱化了人之“在场”意识，动摇人的主体地位。最后，教师教育本真目的的沉沦诱使高师院校制度中民主意识的贫乏。教师教育的本真的目的强调师范生生命的激活、教育信仰的树立，而部分高师院校异化师范生作为人的存在，鲜有关注人性的升华，因而其制度的民主性意识较为薄弱，不利于制度理性的长期发展。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目的的沉沦、对象化的操作与人本文化向度的偏离同属人文精神的遮蔽”，造成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制度理性的迷失，逐步丧失自身存在的根本意义。文化意识的游离诱发主体理性的消解文化意识关涉高师院校对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理解与评价，确定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引导主体理性成为高师院校的自觉追求，走向现代性建构。高师院校的师范文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承中华师道文化的意识有所犹疑，难以以一种主体姿态在多元文化进程中理性地发展自我。随着传统文化的泛娱乐化、浅表化，西方文化的传入，创造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精髓、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的呼声愈加高涨，多元文化的混合程度逐渐加深，倘若高师院校无法准确把握中华师道文化与外来教师文化间的差异，在厚育大国良师的教育活动中，则常常会选择西方教师文化的话语体系来培养师范生。与文化认知模糊相伴而生的是文化态度的暧昧。虽然基于中华师道文化厚育大国良师已成为高师院校的共识，但在具体的教师教育实践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进“唯西方论”的泥沼里，习惯以西方教师文化的话语体系解读、评价中国传统师道文化的内涵。其结果可能会导致高师院校传承中华师道文化的意识游离于教师教育之外，丢失中华师道文化在师范文化中的主动权与主导权，师范生质疑、漠视中华师道文化主体性地位的倾向日趋明显，从而极易诱发其以消解中华师道文化的主体理性为前提厚育大国良师，引致大国良师遭遇“无根”的文化危机，“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发展中逐渐丧失生长的文化土壤，中国式的教育现代化也会缺少中华文化的有效滋养。唯工具论的膨胀引发价值理性的剥落如果高师院校长期处于唯工具论阴霾的笼罩下，教师教育也将因此困囿于技术理性的世界观中，导致价值理性被剥离于高师院校厚育大国良师的培养过程。具体而言，一是高师院校过于秉持科学理性主义的教师教育目标与发展方向，往往更多地关注师范生对专业知识学习、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有时甚至远离或忽视他们的情感体验、内在信念与人性砥砺，从而束缚师范生的心智成长。二是受功利意识的侵蚀，部分高师院校重视数量与效率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