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视域下的乔叟诗歌_赵瑛华.pdf

2023 年 3 月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Mar.2023第 31 卷 第1 期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Vol.31 No.1后疫情时代视域下的乔叟诗歌赵瑛华摘 要:乔叟生活在瘟疫最具破坏力的 14 世纪,一生经历数次黑死病爆发,然而后疫情时代这一特殊历史语境在乔叟诗歌研究中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本文通过探究乔叟诗歌与其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一方面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等作品中对瘟疫历史进行了独特的呈现,另一方面瘟疫以其对欧洲社会文化的巨大重塑作用对乔叟的创作产生了形成性影响。将乔叟作品置于中世纪大瘟疫、大转型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其诗歌创作的复杂性,同时也能为思考人类社会与疫情之间的关系提供启示。关键词:杰弗雷乔叟;诗歌;瘟疫书写;坎特伯雷故事;公爵夫人之书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23)01-0118-06Abstract:Plague was never so destructive as in the 14th century when Chaucer lived.Chaucers life witnessed repeated out-breaks of Black Death,yet this distinctive context of post-plague era hasnt been fully addressed by Chaucer researchers.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n the one hand Chaucer makes uni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lague in his works like The Canterbury Tales,and on the other,Black Death casts a shaping influence on Chaucers poetry via its tremendous reshaping of European society and culture.Interpreting Chaucers poetry in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post-plague and transition era,we may understand more thoroughly the complexity of Chaucers creation and provide thought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plague.Key words:Geoffrey Chaucer;poetry;plague narrative;The Canterbury Tales;The Book of the Duchess 1.引言 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 13421400)生活的 14世纪,瘟疫肆虐,战争不断,英国社会发生着急剧变化。13481350 年,年幼的乔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大爆发 黑死病。此后的几十年间,瘟疫又多次卷土重来,并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改变了英国社会。乔叟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公爵夫人之书即是写给 1368 年死于瘟疫的兰开斯特公爵夫人的悼亡诗。瘟疫与后疫情时代构成了乔叟生活和创作的特殊语境和形成性影响,而这一点在以往的乔叟研究中却鲜少受到关注。作为仅有的从中世纪到现代一直有连续出版历史的英语诗歌作品,乔叟的诗歌,尤其是坎特伯雷故事的阅读和研究长盛不衰(Pearsall 2005:ix)。近年来,许多新的理论及方法如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生态批评和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等都被应用到乔叟诗歌研究中来。然而,对乔叟所处时代的研究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同时,乔叟运用的复杂叙事策略以及其极少在作品中置评政治、社会事件的“去历史化”倾向,使得研究者们很容易将他的作品从历史背景中分离出来进行探讨(Olson 2002:566)。作为一位中世纪作家和文艺复兴在英国的先声,乔叟和他的诗歌尤其需要被放在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也只有在广阔的欧洲文化视野中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他的文学成就。正如批评家兰瑟姆(Ransom 2010:977)所言,“乔叟从众多非英语作家那里借用了文学形式和素材,他的思想承载着对古典、中世纪哲学和科学的指涉只有在巨大的、适配历史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头脑才能准备好开始对他的美学探讨”。在此,本文试图通过重建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为解读乔叟诗歌打开新的窗口。2.时代烙印与文学想象 乔叟生于伦敦,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约翰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伦敦酒商,常年为王室和宫廷服务。1348年,黑死病横扫欧洲,最终减灭了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Byrne 2004:59)。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绘了瘟疫来袭时佛罗伦萨的惨状:“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只好在周围掘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昔日美丽的佛罗伦萨“十室九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10-11)。黑死病也到达了英国的每个角落,仅在 13481349 年间就吞噬了约一半英国人口(Dyer 2002:233)。当时的伦敦已是一座人口规模达 8 万的商业中心,在疫情中首当其冲地成为灾难中心。乔叟的家族受到了直接冲击,截至1349 年 4 月,乔叟父母双方在伦敦的亲属全部死于瘟811DOI:10.16362/61-1457/h.2023.01.007疫,将身后的众多财产留给了乔叟一家(Turner 2019:33)。而乔叟和父母之所以幸免于难,可能是因为他们恰好在瘟疫到来前离开了伦敦 1347 年,乔叟父亲接受委任作为英王的酒务副总管携妻儿去了南安普敦。直到 1350 年疫情逐渐退去,一家人才又回到伦敦。瘟疫对幸存者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心理上的。骤然失去多位亲属的伤痛不言而喻,眼前的伦敦也已是另一番景象。然而无论身在何处,这场大灾难都在他们心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正如霍华德(Howard 1987:12)所说,“1348 至 1349 年的黑死病大爆发是乔叟童年最重大的记忆,也是他与同时代所有人共同的记忆”。瘟疫的阴云并未就此消散,在乔叟的有生之年,黑死病又接连发生了 5 次较大规模的爆发 1361 年、13681369 年、1371 年、1375 年 和 1390 年(Pearsall 1992:24)。直至 1400 年乔叟去世,英国人口已比他出生时减少了一半还多(Given-Wilson 2019:324)。疫情造成各层级劳动力短缺,社会流动性骤然提升。劳动力价格飞涨,政府多次立法试图帮助地主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拉回到疫情之前,同时为应对英法战争(13371453)提高税赋,最终导致了 1381 年的农民起义。地主和教会遭受沉重打击,封建制加速瓦解。然而在疫情频发和经济动荡的同时,贸易并没有停滞,商人阶层不断壮大,乔叟一家便是其中一员。乔叟生活的几十年恰是英国社会深受疫情影响、经历剧烈变化的大转型时期。作为黑死病的幸存者,乔叟的诗歌创作与瘟疫及后疫情时代的联系广泛而深入。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是乔叟一生最重要的恩主和好友。1368 年,公爵年仅 26 岁的第一任妻子布兰奇(Blanche)死于瘟疫,令公爵终生怀念。乔叟在其逝世一周年之际创作了悼亡诗公爵夫人之书献给公爵。诗中,失眠了 8 年的“我”终于睡着并做了一场奇梦。在梦中,“我”遇见一位黑衣骑士独自在橡树下吟诵一首凄惨欲绝的怨诗,便问骑士为何如此伤心,骑士说,“命运女神”(Fortune)和他下棋,抢走了他的皇后(12)。“我”未解其中双关,继续追问,于是骑士讲出了自己和怀特女士(White)的故事(blanche 意为白色,因此怀特暗指布兰奇)。作品的叙事极具现代性,借助梦境诗的形式巧妙隐去了现实背景,由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诉说自己炽热的爱情以及失去爱人后近乎绝望的痛苦。其实质是一种框架叙事,仿佛打开一条时光隧道,使读者直接聆听人物的心灵独白。变幻莫测的“命运女神”转动着圆轮,成为主人公话语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作品虽未直接描述瘟疫,但其中强烈的情感以及对命运、死亡、丧失等主题的思考无疑折射出同时代人们在疫情之下的心理现实,构成了独特的瘟疫书写文本。在乔叟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中也可找到瘟疫大流行的印记。例如“赦罪僧的故事”(The Pardoners Tale)。其体裁是一篇布道词,中世纪的布道词常用一个“说教事例故事”(exemplum)阐释一段经文的道理。“赦罪僧”的职责原本是通过讲道劝说人们诚心忏悔,使其灵魂得救,而实际上他们却专注于兜售赎罪券敛财,因此往往被视为天主教会腐败的体现。乔叟笔下的这位赦罪僧贪婪狡诈,是 14 世纪赦罪僧中的典型,他周游各地,最擅长的就是用同一篇布道词哄骗听众用献金换取赎罪券和假充的“圣物”。赦罪僧在故事中讲道,法兰德斯有三个年轻的恶汉,一天清早在酒馆里喝得大醉。他们听到外面有人抬了一个死人前去埋葬,便问死的是谁。店里的小伙计回答说,是“你们的老伙伴”(乔叟 2004:203),凶手是一个“隐秘的贼”,名叫“死亡”(Death)“这次疫症流行(pestilence),被他杀害的人已不下千数;先生,你未见到他以前,我想应该有些准备,不可轻敌:随时随地都要防御着他。我的母亲是这样教导我的”(203)从 pestilence这一用词可以得知,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 14 世纪黑死病疫情爆发的时期。小伙计还是个“孩子”,但似乎已熟知这瘟疫的威力,好心告诫恶汉们不可轻敌。然而三个恶汉却口出狂言,发誓要去找到“死亡”,务必在天黑前杀掉“死亡”。他们在狂醉中出发,不久就遇到一个包裹严实的神秘老翁。他们嘲讽老翁“这么老为什么还不死”,老翁说,因为他走遍世界也没有人愿意用青春来换他的老年,“死亡”也不肯取他去,他用手杖敲击地面、苦苦哀求,想回到大地母亲那里,但都无法如愿。老翁奉劝三人要尊重老人,因为他们有一天也会变老(204)。三人追问“死亡”的去处,老翁给他们指了一条路就不见了。循着老翁指的路,恶汉们没有找到“死亡”,却发现了一大堆金币。狂喜之中,他们不再寻找“死亡”,打算等到晚上悄悄把金子运走。两个年长的恶汉派最年轻的同伴进城买酒和面包,后者却买了毒药,并在两人的酒里下了毒。然而一回来就被两个同伴杀害了。两个恶汉心满意足地坐在在尸体旁畅饮,殊不知喝下的是毒酒,断送了性命。三个恶汉“如愿以偿”地在死亡中找到了“死亡”。讲完故事,赦罪僧又开始了他的叫卖,“上帝饶恕你们的过失,保佑你勿蹈贪婪之辙;我的圣洁的赦罪符可以救治你们,只要你们献出贵品真金”(207)。在赦罪僧看来,他讲的是一则道德寓言,阐释了一段经文的题旨 “贪财是万恶之源”(197)。他在各地重复讲述这个故事,往往能够让在场听众慷慨献金,一天下来搜罗的银钱便超过一个穷牧师两个月的所得(14)。实际上,这一整套“销售伎俩”之所以奏效,不仅是因为故事讲得精彩,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瘟疫赋予故事的神秘特质。据考证,“赦罪僧的故事”的原型 找到宝藏的人们互相残杀的故事源于古老的民间传说,在中世纪有多个不同版本的“相似物”口头流传,其中最为接近的是两则小故事,较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意大利语手稿“圣安9112023 年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第 1 期东尼的戏剧”(约 15 世纪中期)和“短篇故事一则”(1576)(Correale 2002:279-280)。仔细对比可以发现,大瘟疫的背景是乔叟版本中独有的,既为故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是解读故事寓意的一把钥匙。首先,故事中透出一种神秘无常的气氛,可能源于瘟疫恐怖造成的心理投射。死亡在故事中被描绘成一个拟人化的形象“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