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认知及其辨正_程丽琴.pdf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27 期No.1，2023General No.127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湖北行政学院学报DOl：10.3969/j.issn.1671-7155.2023.01.马克思主义研究006收稿日期：2022-12-01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认知及其辨正作者简介程丽琴（1990），女，福建龙岩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方正（1991），男，安徽芜湖人，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摘要自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以来，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生态文明是融贯了古今生态智慧的全新文明范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的绿色发展模式，将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重要的实践方案；另有一些西方论者则在价值层面将生态文明战略“意识形态化”，指认它是对西方环境理论与政策的“全面模仿”，强调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不可持续性”。这些罔顾基本事实的论断暗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严重误导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战略的客观认知，助长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恶意抹黑的舆论风潮。鉴于此，国内学界须理性辨别海外生态文明战略的诸多评价，通过多重渠道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疑虑与误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关 键 词海外学者；生态文明战略；污名化；正本清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中图分类号A81，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23）01-0040-09作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范式转型的重要战略构想，“生态文明”战略自提出便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在生态治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已溢出民族国家范畴而上升至全球高度，成为中国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的重要实践智慧与方案。海外诸多环境机构、科研院所与专家学者中，涌现出“生态文明”的研究热潮。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海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论断，一方面归纳总结海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积极评价，另一方面深入剖析其中某些污名化论断，并提出应对策略。一、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积极评价生态文明战略自提出以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生态文明”被认为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范式的全面革新，具有“划时代意义”。1.思想智慧：融通今生态思想的全新文明范式生态文明战略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生态文明”是中国古老生态智慧的复苏，是融通古今生态思想而形成的全新文明范式。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格里高利马奥尼（Gregory Mahoney）认为，中国建设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构想发端于中国最古老的政治哲学理念商代的“和谐”思想，“和谐”理念中蕴含着鲜明的辩证法思维，为解决当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生态”危机提供了思想智慧1。挪威奥斯陆大学研究员贺美德（Mette Hansen）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工业现代化模式让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长期暴露于环境恶化的风险之中，并使其面临环境资源短缺与社会发展的剧烈冲突。生态文明战略让中国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灵魂，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生态智慧得以重放光彩，传统的治理智慧借助“生态文明”指导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2。丹程丽琴1，2，方正1（1.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89；2.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5）2023 年第 1 期41程丽琴，方正：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认知及其辨正麦奥尔堡大学教授芬恩埃尔勒（Arler Finn）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与“生态文明”的现代阐释相吻合，它为当前中国推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基础的生态文明战略提供了诸多富有成效的补充3。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环境战略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精髓，如澳大利亚环境伦理学家阿伦盖尔（Arran Gare）便提出，当代中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全球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化及其生产模式所造成的，人类必须回到马克思以及塑造了马克思思想的那种激进式启蒙的思想传统中，重新理解世界和谋求人的自由，如此方能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奴役，设计出能够走向环境可持续文明的思想方案和实践方案4。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福斯特（John.Foster）认为，生态文明战略是传统与现代调和的产物，它是在广阔的社会主义实践视域中建构起来的，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5。丹麦学者约尔根德尔曼（Jrgen Delman）认为，从哲学视角看，“生态文明”是一种弱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伦理观；从政治范畴看，“生态文明”是植根于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替代性方案6。2.核心动力：以绿色技术为支撑的优化设计方案中国在推进生态治理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最新的科技发展元素，将新科技革命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效。一些海外学者指出，科技创新构成了生态文明战略的核心支撑，是实现生态文明构想的关键所在。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迈克尔洛威（Michael Rowe）看来，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消费的现行模式完全无法推行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依照中美人口对比，如果中国的发展以美国为最终标的，必然对本国的自然生态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害。因此，中国的发展需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定义全新的生态发展模式，科学技术在当前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美好愿景中发挥着绿色引擎的重要功能7。美国肯尼亚达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伊丽莎白特尔扎基斯（Elizabeth Terzakis）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创新始终为资本逻辑所驱动，在社会主义视域下技术创新则能够帮助我们与自然和谐地共同进化，有效克服资本原始积累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分裂问题8。英国利兹大学高级讲师罗伯特范德贝克（Robert Vanderbeck）认为，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的支持下，科学技术已成为实现中国“绿色未来”的主要驱动力，“生态文明”也逐渐跳出了哲学讨论的范畴而成为具有政治支持的成熟的社会技术构想。但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科技创新是符合绿色文明想象的特定技术，是与推动西方工业文明进展的“黑色”技术相区别的“绿色”技术。这种科技创新不会让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面临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而是在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等领域中的实质性突破9。另有一些海外学者就生态文明战略下绿色技术的应用性问题展开讨论，如澳大利亚学者朱莉安柯瑞（Cribb Julian）柏指出，生态文明战略正不断变革曾是中国经济成功基础的黑色工业体系，在全球电动车市场，中国已经将美国挤至次席，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中国同样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相较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失败，中国正在成为21世纪潜在的“绿色大国”10。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苏珊希夫莱特（Susan Shifflett）指出，在生态文明战略推动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企业的政策倾斜，作为中国头部科技公司的阿里巴巴、华为、小米等，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科技革命成果应用于新环境产品的开发，在环境监测与环境监督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1。美国环境科学家卡特琳布莱希克（Brahic Catherine）在新科学家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的环境战略旨在用尽可能少的能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在新能源领域技术创新上的投资与日俱增，目前中国的风电装机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并将有望成为世界首个“生态文明”国家12。3.实践成效：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行动指南生态文明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也为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海外学者们盛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中国将走向全球环境治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3 年第 1 期42舞台的中心。如2020年英国权威杂志自然刊文指出，人类活动给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在生态治理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充满信心，不断在全球环境议题中发声并承担领导性的角色，未来中国将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13。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研究员莫瑞奇奥马里内利（Maurizio Marinelli）认为，在全球生态保护行动中，中国做出了很多可喜的努力。中国绿色发展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设计了一个具有本国特色的宏观框架，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与计划，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态保护行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4。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论员克里斯蒂娜努内兹（Christina Nunez）认为，中国在具体的环境战略目标指引下，采取多种措施来减少污染，从大规模的水电增长、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到更严格的燃油效率标准实行，中国政府努力引导其经济远离重工业，实现国内产业的转型发展，这些举措也使中国能够迅速填补特朗普时期美国在世界舞台遗留的权力真空，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领导者15。也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治理的成功将为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示范。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研究员山姆基尔（Sam Geall）认为，中国政府基于生态文明战略来推动技术创新并融合社会变革和治理改革的制度创新，不仅能够解决中国自身面临的资源和环境挑战，而且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进而有利于建立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16。阿德莱德大学博士詹姆斯奥斯维尔德（James Oswald）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运动取得显著治理成效，彰显了“生态文明”作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中国方案的巨大可行性。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它仍旧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但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严峻以及“生态文明”概念的迅速普及，中国环境治理智慧无疑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并将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有益借鉴17。汤姆斯艾瑞克森（Thomas Eriksen）认为，“生态文明”作为未来发展范式的替代性方案，将会超越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束缚，即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它很好地适应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在中国范围内甚或未来的全球范围内，实现一种缓慢而有弹性的经济增长18。美国学者戴维科腾（David Korten）盛赞中国政府及领导人具有极其果决的政治魄力，他们敢于为生态可持续的未来制定崇高理想和愿景，生态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环境政策和目标的总体框架，并将给全球带来“新的启蒙”（New Enlightenment）19。二、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消极认知在广泛热烈的积极评价之外，另有一些海外论者对生态文明的基本属性、战略意图与实现可能等问题表达了质疑，其中既有基于西方既有理论来定性中国问题的偏见与傲慢，也有罔顾事实刻意诋毁抹黑的污名化论调。1.生态文明战略的“全面模仿论”不少西方论者在阐释生态文明时，将“生态文明”简单地归结为对西方环境理论的全面模仿。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维克托萨维吉（Victor Savage）认为，自20世纪格伦特兰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世界诸多国家以此为基础展开其国内环境治理行动，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是脱胎于西方“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案。相较于西方所关注的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其国内环境退化、人口脱贫和社会公平等问题20。英国卡迪夫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安德鲁弗林因（Andrew Flynn）等人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认为，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国家构想，是在中国科学院发表的2007年中国现代化报告：生态现代化研究之后产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涵即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以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与当前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在要求是完全相同的21。在美国学者马克比森（Mark Beeson）看来，生态文明战略完全承袭了美国人罗伊莫里森的生态民主中的“生态文明”论述，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领导人能够使用更加强有力的环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