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技术进步与生物多样性损失_王舒鸿.pdf

2023 年第 3 期(总第 299 期)THE NOTHEN FOUMNo.3，2023Total No.299产业集聚、技术进步与生物多样性损失王舒鸿邢璐 摘要 生物多样性损失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既是产业集聚的必然结果，又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调节。产业集聚不仅会直接加重生物多样性损失，还会通过技术进步间接减缓生物多样性损失，即技术进步在产业集聚与生物多样性损失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发达国家的产业集聚会使生物多样性损失加剧，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与生物多样性损失呈负相关，发展中国家则呈正相关;农业和采矿业的产业集聚会阻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会加重生物多样性损失，技术进步作为中介变量，在产业集聚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减缓作用中影响显著。关键词 产业集聚技术进步生物多样性损失中介效应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生物多样性贸易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2YJA790058)作者简介 王舒鸿，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财经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014);邢璐，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266100)DOI 编号10.13761/23 1073/c.2023.03.009近年来，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森林大面积消失、土地沙漠化扩展、湿地不断退化、物种加速灭绝、水土严重流失等。其中，物种灭绝问题尤为突出，人类已经以 0.01%的生物量占据了全球 90%的生物活动面积，毁灭了83%的野生动物和 50%的植物(Bar On et al.，2018)1。2021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指出，在评估物种中，濒危物种占比高达 28%，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防范治理，物种灭绝风险还将进一步提高，甚至可能引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提前到来(Geballos etal.，2020)2。在此背景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显得尤为迫切。生物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直接关系到生态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Blicharskaet al.，2019)3，其本身所具备的自我调节能力(ahman et al.，2018)和生态服务功能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物质资源(Girardello et al.，2019)4，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受到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高 度 重 视(王 舒 鸿 等，2023)5。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旨在保护濒危灭绝的动植物，规定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或转让技术，为保护生物资源提供便利;2010 年，联合国制定了 20 项“爱知目标”，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10 年短期效果;2015 年，联合国通过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目标 15 为“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管29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但目前来看，生物多样性治理效果不佳，20 项“爱知目标”只有六项目标部分达成，部分子目标甚至更加恶化。1996 年至今，用来衡量生物多样性状况的全球红色名录指数(IX)由 0.82 降至 0.75 左右，极度濒危物种种类由 1820 升至 8404，濒危物种种类由2375 升至 14647，脆弱物种种类由 6337 升至15492，生物多样性损失仍在继续。据统计，生物多样性损失可能导致每年10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会降低生态系统的碳汇和污染净化功能，加剧碳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大气、土壤、水环境中的污染物增加，效应叠加下加快生物多样性损失，形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经济环境多目标协同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如何加强生物多样性体制的协同融合，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不同经济环境目标进行风险权衡，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使命。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协同工作。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国家战略部署。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作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的重要内容。2021 年生态环境部提出“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等相关工作，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为了实现国家制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达成预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厘清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全球近 30%的物种威胁 是 由 国 际 贸 易 造 成 的(Lenzen et al.，2012)6，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攀升，贸易已成为当前威胁各国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Wied-mann Lenzen，2018)7。产业集聚引起了环境问题的空间扩散和转移，同样成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Grazi，et al.，2007)。依托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使一国的消费需求借助产品在他国的生产和出口得以实现，“污染天堂”的存在更是加速了农业、采矿业等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此类产业对当地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容易加速栖息地退化和地区生境破碎化，导致濒危物种增多、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Kok et al.，2020)8，如肯尼亚(Carsan，et.al.，2013)9 和墨西哥(Saldaa Vzquez，et.al.，2010)10 的咖啡种植，马来西亚的油棕种植(Bruhl Eltz，2010)11 以及亚马逊流域的石油开采(Azevedo Santos，et.al.，2010)12 等。由此可见，国际贸易实现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的转移。类比贸易隐含碳概念，生产加工在国内、最终消费在国外的产品所导致的物种濒危为生物多样性损失，测度生物多样性损失可有效衡量国际贸易对各国物种造成的复杂威胁(Lenzen et al.，2012)6。产业集聚伴随着资源需求的增加，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大量生物栖息地丧失;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使用的逐渐增多也直接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Zhang et al.，2016)13，极易产生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变化，进而威胁物种生存;集聚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环境污染(Zhang Dou，201614;Yang et al.，201615;Liu et al.，202016)，富营养化、农药、塑料和其他废物等造成的污染会对大气、土壤和海洋造成灾难性影响，危害生态系统功能，破坏自然生境，使栖息地物种密度增加，竞争加剧，加快物种灭绝。由此可见，产业集聚会给物种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进而扩大生物多样性损失。产业集聚还会通过技术进步对生物多样性乃至生物多样性损失产39生间接影响。产业集聚依靠资源共享、成本节约、人力资本、规模效应、技术溢出等常规机制以及强化竞争、协同创新、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促进效率改善，实现技术进步(Han et al.，201817;Cheng Jin，202018)。在全球强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今天，各国可依靠技术进步将绿色因素引入经济生产，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Yi et al.，2020)，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从而避免资源无节制开发、农药化肥过度使用、不合理的产业生产活动等现象，为物种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也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本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改善产品贸易结构，降低人类产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Wang et al.，202019)，保护生物繁衍和生物多样性，进而从根源上解决生物多样性损失持续扩大的困局。为此，本文创新性地将产业集聚、技术进步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下，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借鉴碳足迹概念计算生物多样性足迹，并以此作为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测度指标，为准确衡量国际贸易驱动下各国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本文就产业集聚、技术进步和生物多样性损失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探讨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如何共同作用于生物多样性损失，梳理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对各国减缓物种灭绝速度具有现实意义。第三，本文针对产业集聚、技术进步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关系进行了分国家、分行业研究，解答了三者的作用路径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不同行业类别下是否存在区别的疑问，为因地制宜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损失提供经验支持。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可知，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为了缓解物种灭绝危机，学者们纷纷展开研究，主要从农业生 产(Zabel et al.，201920;Green et al.，201921;Macchi et al.，202022)、土 地 利 用(Chaudhary et al.，201923;Dai et al.，202124)、气候变化(Scheffers et al.，201925;Arneth etal.，202026)、非法狩猎(Gray et al.，201827)等角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少数学者以国际贸易(Lenzen et al.，20126;Moran Kanemoto，201728)为切入点，通过测算贸易中的生物多样性足迹衡量各国生物多样性损失，但研究重点为损失的特征呈现和责任分配，对其具体影响因素和内在作用机制并未做深入分析，相关领域仍然存在很大的研究空白。贸易中隐含的物种出口即生物多样性损失，一方面取决于产业活动外部性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由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决定。国际贸易的发展加速了产业集聚，并通过多种外部性途径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生物多样性损失。为了减少生产交易成本，企业在集聚过程中通常会选择要素密集区、特别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多临近原材料产地，一方面容易造成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直接减少物种数量，另一方面会导致对其他资源的盲目利用，从而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生境，引起生物栖息地的退化，间接影响物种的长期生存(ybicki Hans-ki，201329)。产业集聚同时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Martin oger，199530;Holl，200431)，集聚程度越高，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越明显。发达的交通网限制了生物活动空间，阻隔了生物基因交流，破碎的生物分布格局易造成物种萎缩和灭绝;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占用了大量土地，压缩了生物栖息环境，使栖息地物种密度增加，竞争加剧，生存压力加大;发达的交通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理障碍，为狩猎、伐木和其他形式的开发创造条件，不利于实现物种保护。而且，产业集聚还会损害环境质量，威胁生49物多样性(Hss et al.，201132;Diaz et al.，202033)。其中，专业化集聚易产生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拉低经济效率的同时加重环境污染(Xie Zhang，201634)，多样化集聚产生的拥挤效应和密集效应同样会使污染现象加剧(Martin，201135)，最终作用结果会加快物种灭绝速度，扩大生物多样性损失。当然，产业集聚还能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气候变化是引发历史上大规模物种灭绝危机的经常性因素(Thomas et al.，200436;Urban，201537;Simo-ne，202138)。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明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影响显著，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Liu et al.，201739)，温室效应也越明显，随之而来的高温、干旱等极端气候使生物栖息地发生变化，生物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大量死亡，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因此，我们提出假说 1:Hypothesis 1(H1):产业集聚会加重生物多样性损失，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