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pdf

版权信息书名: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作者:周轶君ISBN:9787508677064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前言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2010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年土耳其100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一“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2011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至17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最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第一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年的20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到2030年，更会增加到49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二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最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年的平均收入，定为全球中产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美元。除去货币购买力因素，他们定义“中产”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美元之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名研究员乌里达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认为，无论怎么算，以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都会碰到现实障碍，如汇率波动、申报不准确等。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便捷直观的算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就算中产。车虽有普通豪华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车价格也许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负担得起一辆汽车的人，多数情况下，算得上当地中产。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采用的中产定义，是除去购买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美元的人，比米拉诺维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宽。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研究“阿拉伯中产阶级”的报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则”：满足基本食物、住所开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计算方法五花八门，但各种统计都认同这样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而近年来新增中产人数，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以汽车数量估算中产规模的方法，存在诸多缺陷。比如，不适用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公共交通发达、私人汽车税率极高的地方当地中产未必买车。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不止一辆车，以汽车数目代替中产人数，也会不准确。但是，过去10年间，全世界汽车拥有量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与其他计算方法推导的中产兴起趋势惊人吻合。三依我所见，各地广场上的抗争者，未必各个都拥有汽车，也不清楚他们口袋里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闲钱。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超过了当地统治者的预期。掌握信息终究有赖一定程度的经济收入。你需要钱来买报纸、买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手机计算机，需要积攒旅费出去见世面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的经济门槛正不断降低，这形成了我对“变革型中产”的理解：解决了温饱而对生活产生更多要求的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使用智能手机、互联网，收看卫星电视，甚至四处旅行。说到底，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改变的并非只是钱包，还有头脑。这一轮变革，是中产浪潮与信息革命的交汇。历史上，新技术的产生，往往首先为统治者所用，比如铁的发现，被用来打造盔甲、制造兵器，壮大王的军队。20世纪前20年里，收音机、电视机、扩音器，几乎都为掌权者服务，当时任何一场变革，都以夺取当地电台电视台开场。但20世纪末期开始向公众开放的互联网，本质恰恰是反权威、反垄断，人人相联，却无人掌控。尽管统治者仍然能够实施控制并加以利用，但互联网生来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独占的资源。另一股变革冲击力，来自人群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移动。以稳定著称的新加坡，引进外来劳工比例持续上升；2013年年末，印度劳工挑起建国40年来的首宗骚乱。以这些劳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产”，在故乡却是受人艳羡。他们每天与新加坡本地人谋面，自然产生对照：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平等？无论网上会面，还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随时随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经历的管治手段，摊在同一个平面上对比。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按理说是好事。各国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财富增长最快的不是垄断性资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应商，而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商家，如西班牙平价时尚品牌Zara的老板阿曼西奥奥特加、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产消费者的壮大是他们致富的源泉。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在自由的未来一书中说：“经济权力，几百年来集中在少数商人、银行家、大亨手中，如今却向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个国家，都在竭力讨好中产阶层，而非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通常我们认为，中产阶级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张温和。“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时，世界应该更加和谐、富饶才对。可是，当2030年的历史转折点越来越接近时，为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场接一场的动荡和危险？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少数中产+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选举已经实行多年，但执政党始终是以贫困人口为票仓的“穷人党”政策往往讨好低收入者，民粹主义宣传在选举中也比较管用，真正的获益者却是上层权贵资本和裙带关系。但当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膨胀起来后，他们的诉求却没能及时得到满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视，于是不得不向“穷人党”讨个说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的抗争，就是类似情况。利比亚、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上层发动多数贫困人口挤压中间人群的模式，也在此列。可以预见，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之一，正是飞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与落后的管治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本身，很难单独带来彻底、积极的改变。中产阶级革命改变不了什么。他们通常手无寸铁，跟传统势力缺乏联系。在土耳其，几个月的抗争只保住几棵树，而抗议对象埃尔多安仍然在选举中获胜；在伊朗，江山未改颜色，抗争一朝受到压制，余温几乎尽散；在埃及，“不为面包为自由”的抗争者，眼见变革的结果南辕北辙镜花水月，代价却是昂贵的鲜血；在列支敦士登，号召限制君主权力的人，争取不来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穷人党”根基稳固，继续执政更不幸的是，中产抗争一旦牵扯地缘政治，触动暗伤隐患，注定搅起翻天覆地的变革。乌克兰的一场反贪腐示威，造成俄罗斯乘虚而入，几乎二分乌克兰疆土；埃及三年两次政变，重新定义东西方力量对比；而在利比亚，内乱招来北约兵临城下，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广场上的埃及人，并不知道18天后，做了30年总统的穆巴拉克会倒台，更料不到后来的权力反复、生灵涂炭。乌克兰人也不知道亚努科维奇真的会出逃，更无法预见民主抗议会招来强邻觊觎。另一重惊讶是，推动变革的是受惠于经济增长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却对主政者没有感恩戴德之心。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腾飞，国际影响力上升，分享这些好处的人却站出来叫埃尔多安“别插手我们的生活”！政府与民众之间“多一点经济好处、少一点个人自由”的协议，恐怕保质期有限。诸多不确定中，如果说谁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应该说是统治者本身。变革突发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传统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统治者在执政后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空间，因此人们对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变革和转型也才相对平稳，不像利比亚，没有一丝公共空间允许表达，一上来就是内战。经济不是催生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统治者手中如果有经济这张牌，就可以拖延变革的发生。土耳其、巴林闹得再凶也无法翻天，列支敦士登的富裕令大多数人安于现状。经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经济改革的共和体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国家，最多是吹皱春水，却兴不起浪潮。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客观上令查维斯和他的继承者两手不空。除了施以恩惠，统治者压制变革的办法还有“恐惧”。伊朗2009年发生“绿色革命”之后，再没受到周边抗争鼓动。铁腕镇压的记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监控，固然加深了人们的反感，却也真的消磨了他们的勇气。一个伊朗抗议者告诉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最高精神领袖发出了“回家”的号召：“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统治者的技术管制，也能够阻挡信息传播的威力。过去我们认为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能够衡量社会突变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基尼指数”反而比伊朗还要低。综合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的资料（不是每年都有统计），突尼斯“基尼指数”为0.366（2010年），埃及0.308（2008年），伊朗0.445（2006年）。0.4是所谓爆发社会冲突的“警戒线”，但线下的突尼斯和埃及率先乱起来，在线上的伊朗反而相对稳定。假定不用“基尼指数”衡量，而是对比这3个国家网络的使用与管制，结果就有趣起来。2001年以后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