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光中的“散文观”看散文_王兆胜.pdf

4百家评论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2 期从余光中的“散文观”看散文王兆胜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余光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他不仅创作了大量富有个性的散文，还有一些关于散文的论述，其中包含着他对散文的独特理解。透过余光中的散文观，可梳理其特点，体会其思维，发现其旨趣，品味其偏好，特别是有助于进一步认知和反思散文的相关问题。一、散文的地位与作用在文学四大文体中，如何看待散文，是一个根本问题。目前，人们虽然众说纷纭，但主要观点分两种：一是高看散文，认为中国现代以来的散文成就远高于诗歌、小说、戏剧。鲁迅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与诗歌之上，季羡林更直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这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诗文”传统。二是自觉不自觉贬低散文，将散文看成是小说等文体的基础，甚至认为散文不成其为文体。如路遥将散文作为一种技巧性的文体，认为写散文只是写小说之前的文字准备与训练。那么，余光中是怎么看散文的呢？余光中显然属于贬低散文派。他在批评一些学者散文时，对那种没有思想、艺术性差的散文大加鞭笞，顺便还用“雕虫末技”捎带上贬低散文。内容提要：余光中的散文创作与散文评论很有代表性。通过余光中的散文观，可理解其特点、旨趣、偏好，也可反观散文中诸问题。余光中属于贬低散文一派，但也承认散文的基础地位；余光中对民国以来的散文表示不满，对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散文多有批评，但对梁实秋散文很欣赏，他倡导“现代散文”，希望剪掉散文的辫子，强调反思性与创新性，这对后来的“新散文”发展是有贡献的。关键词：余光中 散文观 偏见 反思性 建构意识DOI:10.14094/37-1482/i.2023.01.0075文学评论家他说：“我实在没有胃口再抄下去了。这些哲学家或伦理学家终日学究天人，却忘记了把雕虫末技的散文写通，对自己，对读者都很不便。”由于对散文不以为然，余光中甚至不屑于给它下定义：“至于散文呢？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没有谁为它的定义烦心。”这是非科学的态度，也是不求甚解的认识。余光中还从诗的视角谈散文，并持有对散文的一种固执己见的偏见。他借英国诗人格雷夫斯的“左手写散文，右手写诗”的特点，表示：“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要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许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写出来的更漂亮。一位诗人对于文字的敏感，当然远胜于散文家。”基于此，余光中进一步评价散文，他说：“可是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当散文及其时代变得如此不堪时，散文的地位也就等而下之，如江河日下了。站在散文不如诗歌的立场，余光中给散文指出一条明路，即“九缪思之中，未闻有司散文的女神。要把散文变成一种艺术，散文家们还得向现代诗人们学习”。这显然是将“诗”看得高于“散文”的。有了这样的前理解，余光中就不可能成为散文的褒扬派，于是他提出：“据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中，最贫乏的是诗，最丰富的是散文。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断，好像已经变成批评家的口头禅，不再需要经过大脑了。”以上是余光中 1963 年的散文观，但却是非常明确的贬低散文派，将散文看成是比诗歌低的一个次文体。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梁实秋也在赞赏余光中时，说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当然，余光中并没有将散文说得一无是处，而是看到了其价值意义。比如，他说：“我总有一个偏见，认为写不好（更不论写不通）散文的诗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我一直认为散文乃文学之大道，写作之基础”“散文是一位作家的身份证”。这与路遥等人将散文当成小说创作的基础前提是一样的理路，反映了散文不能与诗歌、小说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余光中还说：“原则上说来，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这种将“诗”置于统领者的地位，显然也是一种偏见。我们不赞成将散文凌驾于诗歌、小说之上，但也不认为散文就低人一等，更不赞同余光中的有意无意贬损散文，因为这样对文体进行高下之分既是简单化的，又是肤浅的。曾有一度，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将诗看得比别的文体更高，今天应该超越这样的偏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文体问题。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体表征，或者说更重视哪一文体，就好像人们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概括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决不能说哪个文体比哪一文体高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光中看低散文是有局限的。二、余光中对散文的批评对余光中来说，除了看不起散文这个文体，还对散文的历史与现实表示极大的不满。在他看来，散文远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优秀，而是处处充满危机，甚至到了不堪忍受和令人作呕的地步。于是，余光中对不少人的散文给予坦率、毫不留情的批判。首先，余光中对民国初年散文不以为然，甚至对许多名家也多有批评。众所周知，“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是以白话为开启的，对于古代文学和古文具有革命意义，因此出现不少白话散文大家；然而，余光中却从白话的不成熟以及初创为由，给散文以批评与否认。他说：“现代人的文笔不如古人。早期新文学的白话文正是青黄不接，在作家的笔下稚气未除，一般散文都欠精炼，游记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的许多作家写起散文来，误把草率当成自由，不但风格芜杂，结构散漫，甚至造句分段地都有问题。”基于此，余光中认为：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却是一篇庞杂纷繁的文6百家评论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2 期章，既非游记，也非小说，甚至也不是脉络明畅的美文；感性十足的部分颇有妙思与佳句，但一涉及说理，便露出松软稚嫩的弱点，尤其摆不脱直接对读者闲聊的烂漫语气”。对于徐蔚南的名篇山阴道上，余光中批评说“这一篇山阴道上的游记，写景平庸，并不令人应接不暇”。郁达夫一向被认为散文圣手，特别是他的游记颇为精彩，然而，余光中却评价其仙霞记险说，“这实在是平面的写法：排比的句法并没有提供什么生动的形象和突兀的音调，把当时的感性传给我们”。余光中甚至认为，“郁达夫的文字颇多瑕疵”。对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余光中举出其中的一段说：“这是朱自清游记接近开头的一段，叙事就不够精彩，欠缺波澜。”余光中还认为，民初的游记有的文字稳妥平实，但连篇累牍引叙前人题咏过多，整篇晃动古人的影子，没有作家自己，好像不是自己登山览水。于是，余光中提出：“要写好散文，只读二三十年代的所谓范文名篇，绝对不够。坊间的散文选所收的作品，水准不齐，大致而言，平庸之作颇多，甚至也有中下之品，而佳作之中多为瑜不掩瑕，要求条理明畅，文采动人，气势磅礴或韵味深永如古典大家的杰作，十不得一。还有一些类书选集，草草辑成，竟然声称可供青年写景、叙事、抒情等等效法，真是幼稚。”“新文学的散文家，尤其是民初的一些，口头鄙古却又摆不脱古人的影响，奢言师西却又得不到西方的真谛，加以下笔轻易，既不推敲文字，又不经营结构，要求他们在感性艺术上有所建树，也是奢望了吧。”余光中的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呵责之严也是很少见的，这种批评精神值得称扬，特别是细读作品与不畏名家定论的态度令人钦敬。在散文越来越碎片化、不讲结构章法、文字粗率的今天，余光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看法是有远见卓识的。后来，季羡林、贾平凹等人反复强调散文的结构意义，这与余光中的散文观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在过于严酷的标准下，余光中的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不太欣赏朱自清的散文，说“最重要的，我们的散文家们有没有自背影和荷塘月色的小天地里破茧而出，且展现更新更高的风格？”对于朱自清的“匆匆里的潸潸之泪”，余光中也觉得“却来得突兀而滑稽”，并说“如果岁月消逝就令人一哭，那年轻人的生日都应该举哀，不该庆祝了”。余光中还说，“长寿如冰心，又愈写愈退步”。这显然没有理解冰心中晚年散文的价值，如关于女人与无士则如何等散文是有思想力量的，对早期散文是一个巨大超越。当然，余光中也误读了朱自清对时间与生命的深度理解，以及在精美散文之下的大情怀。其次，余光中对散文现状极尽讽刺之能事，并给予形象的讽喻和解构。余光中在 20 世纪 60年代写过剪掉散文的辫子，从题目来看，就表达了对于散文落伍的嘲讽，就像要剪掉清代留下的小辫子。一是洋学者的散文和国学者的散文。这在余光中看来是与学者的散文相对的，或者说是其“不幸的一类”：洋学者的散文“内容往往是未经消化的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派别，形式往往是情人的喃喃，愚人的喋喋。对于他们，含糊等于神秘，噜苏等于强调，枯燥等于严肃”。而“国学者的散文呢？自然没有这么冗长，可是不文不白，不痛不痒，同样地夹缠难读。一些继往开来俨若新理学家的国学者的论文，是这类散文的最佳样品。对于他们鼓吹的什么什么文化精神，我无能置喙。只是他们的文章，令人读了，恍若置身白鹿洞中，听朱老夫子的训话，产生一种时间的幻觉”。食而不化与故步自封的学者散文让余光中不以为然，极为反感。二是花花公子的散文。在余光中看来，学者散文限于少数人，“不幸”的学者散文更不在多数，而且它们再不济，“总还剩下一点学问的滓渣，思想的原料”；然而，“花花公子的散文则到处都是”。“翻开任何刊物，我们立刻可以拾到这种华而不实的纸花。这类作者，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那么，什么是花花公子的散文的致命伤呢？余光中认为是7文学评论家“伤感，再加上说教”，“学者的散文，不高明的时候，失之酸腐。花花公子的散文，即使高明些的，也失之做作”。与“不幸”的学者的散文比，“花花公子的散文”让余光中更厌烦。三是浣衣妇的散文。在余光中看来，“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后者“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浣衣妇所奉行的主义，只是独身主义，不，只是老处女主义。她们自己以为是在推行纯净主义（purism），事实上那只是赤贫主义（penurism）”。余光中批评“浣衣妇的散文”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些作者都是散文世界的清教徒”，是“只写清汤挂面式的白话文”。应该说，这样带着尖刻否定式的散文批评，是真诚的自信流露，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毫不遮掩和扭捏作态，反映了余光中鲜明的立场与不吐不快的性格。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学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在余光中笔下还是有些概念化、类型化、脸谱化了，带有人为的强烈概括和情绪化色彩。比如，学者的散文极端化有之，但这一类型的知识、文化、思想、智慧还是比较突出的；花花公子的散文被余光中概括成为“千篇一律，它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这样的认识未免有些另类，散文不表现这些内容，那去表现什么呢？关于浣衣妇的散文，余光中的看法也值得商榷。说散文太淡太素了不好，那么“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又怎样理解？还有，林语堂倡导散文“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这在余光中这里也无法理解。值得注意，余光中对于“浣衣妇的散文”的概括与林语堂的“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有内在关联，林语堂 1934 年在论谈话中说：“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头发微乱，一纽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讲究的随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在此，余光中与林语堂在洗衣女的内涵上有所不同，一个否定而另一个是欣赏，但“素”与“淡”是一样的。只是余光中在化用时没注明受过林语堂影响。在余光中绣口一开一文中提到林语堂，“动听的演讲宁短勿长，宁可短得令人回味，不可长得令人乏味。林语堂期待的短如女裙，固然不太可能，因为有人还从邻县赶来听讲，半小时并不能令他满足。”这说明，余光中与林语堂不是毫无关联，没有文字和散文交集，而是可以追根溯源和找到内在联系的。对于“散文诗”，余光中更加讨厌。他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 散文诗 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