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看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定位、考验与对策_王越.pdf

DOI:10.14092/11-3956/c.2023.02.003从国家治理看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定位、考验与对策王越（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17）摘要：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背景下，国家治理面临的民心向背、补短板与强弱项、人事代谢三个主要考验，需要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在牢固制度根本、推进制度健全、抓紧制度落实三方面上下功夫。围绕制度建设的目的、保障和主体三方面要求，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民主集中功能。关键词：国家治理；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执政党；参政党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03(2023)02-0017-07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衡量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各方面的工作和要求，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洞察政党制度发展规律，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先进性特点。十九届四中全会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强调了制度和治理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方向。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十九届六中全会肯定了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尤其强调这一意义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目标任务。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和考验同样是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应当聚焦的关键内容，是提供其现实对策的逻辑前提。一、新型政党制度及其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体现了人民民主的至高精神。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举措和独裁行径使自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些民主人士推崇的“第三收稿日期：20220820作者简介：王越，女，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023年第2期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22023 17 条道路”也日渐破产。在历史大势的发展下，各民主党派在争取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上和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最终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共同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依据这一革命历史传统，我国建成了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范式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主要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基本属性，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真谛。这也是我国之所以没有照搬先进西方文明推崇的两党制、多党制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在长期的国家建设、改革历程中，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拥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地位。它关涉到了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和分配问题，是国家制度设计的重要承担者。在政党制度比较视野中，无论基于何种立场，国内外学者都很重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格局。但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国外学者往往不理解其中的合作因素，忽视或有意识降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当中的作用。应当认识到，新型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二字既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指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职能的发挥，任何一种偏废都无法达到对制度的整体功能的认知，甚至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涵。从制度和治理的关系上来说，国家治理是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型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中间过程和环节，二者彼此交融，互相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了治理之“善”的意味，是国家治理的目的。西方古代社会认为城邦的“善”指的是城邦所有成员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善”是一种“本己的、固有的、难于剥夺的东西”1，因而要从“善”的理念出发去寻求人的存在方式。这正如当前西方社会从民主政治的形式出发去寻求人民民主一般。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于治理之“善”不是单单着眼于它自身的规定性，其逻辑理路不是从国家的存在去规定市民社会的内容。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已经锚定了国家治理“人民至上”的内核，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国家制度作为中间环节，是它的实现形式。“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2制度是治理的工具，更是人民自由行使权利的工具。制度设计在根本上是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如何贯彻、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国家治理有条不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求，使“中国之治”成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的实质内容，就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迎时代之问，使自身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从国家治理看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是将新型政党制度置于国家治理这一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宏篇巨著中，既把完善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当作丰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推进器，也使政党制度功能匹配国家治理的整体方向，顺应国家治理民主化、制度化、多元化的内在要求，提高二者的契合度。因此，与其说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实现自身的完善发展，不如说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给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方向带来不少思考，敦促新型政党制度依据理论基础、历史经验、实践要求和时代趋势，积极应对。二、国家治理面临的考验给予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思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深化改革，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面临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下，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 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国家治理面临复杂环境的考验。其中，民心向背的考验、国家制度补短板和强弱项的要求、党政机构的人事代谢是国家治理在当下和未来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民心向背的问题是关乎国家治理如何响应民众需求、确立自己合法性的重要问题，它是国家治理存在和运行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的是否为“善”的试金石。从这一前提出发，推进国家制度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国家制度体系，保障、推动和发扬人民民主就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为了有效运用国家治理的工具，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即党政领导干部，也要做好赓续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的传承工作。（一）民心向背是国家治理不容回避的挑战之所以说民心向背是国家治理不容回避的挑战，是因为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必然源自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4从法学立场上来看，国家治理合法性的基础需要由宪法来奠定，通过规范制度程序，来使人们相信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治理效能看，民心向背则是认识国家治理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决定了党和人民事业成败。以人民为中心是国家治理的落脚点，国家治理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守住为人民服务的底线。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之努力的主体。虽然主体只有一个，但主体的利益要求却不是单一的恒定不变物，人民群众在其根本利益之外，还存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和具体利益。如果只是从最基本的层面去响应人民的需要，显然无法满足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要求。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将世界带入现代化的轨道也加速了利益分化过程。如果国家社会改革不能适应这个过程，必会背离人民群众的要求，降低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性社会的转变，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这一转变是成功的，它既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也要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利益整合功能的成效。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制度改革就无法做到以上的两点，它既服务于资本，又无法应对社会利益分化和重组的问题，民主形式受到诟病，也暴露出国家治理各方面的弊病。对于新型政党制度而言，民心向背的问题同样是衡量执政党长期执政和参政党长期参政的核心关键，是国家政权稳固的根本，需要各个政党主体提高工作能力，提升制度的利益整合效能，响应民众诉求。（二）补短板、强弱项是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我国国家治理所表现出来的“短板”和“弱项”反映在制度的缺失及能力的不足上。所谓“短板”是相对治理体系的完整性而言。现代社会的治理过程越来越依赖于治理体系，治理体系越完善，越有利于治理能力的发挥，否则，国家治理的整体优势会因为某一制度“短板”而被消解。“短板”虽不代表没有，但在其健全以前，无法发挥相应作用。每一制度体系因其应对领域不同，具有不同特点。像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在应急，制度设计就要灵活且有弹性，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相关环节的应对机制，完善制度执行流程，最好是使之常态化，能以不变应万变。对新型政党制度而言，它既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功能，又不能失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民主功能，它的建设方向是考虑如何使制度建设更好地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所谓“弱项”是制度的应用问题。一是，对于基层而言，制度要能因地制宜，需要经历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制度难免会被僵化、粗暴化和形式化，丧失制度设计的初衷。“实践层面，政策执行过程是政策意志与地方差异化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5基层治理需要有这种制度转变的能力，在保持制度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做出适合地方要求的改变。但实践过程中，不少基层王越：从国家治理看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定位、考验与对策 19 的“懒政”行为大大损害了制度的效力，执行上级政策而不根据现实需求做出相应规划。在人民的愿望和诉求也缺乏反馈机制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只有“认同”一个选择。因此，把握好制度张力，是基层治理发挥治理效能，提高治理效率的必备素质。二是治理的协同性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要求下，已经迈向了建立多方参与的“多元共治”的体制机制。比如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涉及国家顶层设计和国家政策的制度，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参与性和创造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上看，政府机构部门、社会组织和团体之间还是缺乏系统性、协调性、相配套的治理体系，以致在部分问题上，相关的组织、团体的治理能力没有发挥出来，不能和党政部门形成治理合力，从而浪费了可用的治理资源。（三）人事代谢的考验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表明，人事代谢关乎国家治理的兴衰成败，指明了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培养好接班人的考验。国家治理要落实好“人”的问题是全方位的，关键核心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培养。反思苏联解体的历史，定然避不开对戈尔巴乔夫其人的评判。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因虽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苏共垮台的根本，是内因在起作用，主要问题是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这一制度性因素。如果不是党的领导制度在内部就发生问题，外因又何以起作用呢？而制度性因素与党政领导班子密切相关。当时苏联的领导集体对西方民主输出毫无防范，甚至借“公开性”和“民主化”大搞无政府主义的民主，任由社会主义价值观被其取代，加之改革无力、政治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日益突显，使其渐失民心。如今美国的选举制度也有“德不配位”的问题。资本的博弈越来越先于被选举人的政治才干，国家政策往往因为领导班子的换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比起延续以前的政治传统，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更注重自己的发展意愿。但站在他们的意愿背后的不是人民，而是利益集团。由此观之，国家制度的健康运转需要有高素质高水平的党政领导干部，这对国家治理的兴衰成败有深刻影响。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培养国家建设接班人的问题，对如何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有明确的规定：第一条是要使人民放心，取信于民；第二条是干出实绩，比如惩治腐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6重视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是在完成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关键事项。它不只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