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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众
及物
媒介
文化
理想
人格
传播学
研究
王笋
从人到众、由人及物的媒介圣贤兼评作为媒介的圣贤: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传播学研究Media Sages from People to People and from People to ThingsComment on Sage as Media:A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Chinese Culture王 笋*Wang Sun摘 要:将华夏圣贤作为媒介,并以此出发点展开讨论,正是对传承语境下华夏文明传承的探索。从人到众、由人及物,华夏圣贤的媒介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互动,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概念与内核。作为媒介的圣贤: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传播学研究一书,从作为媒介的圣贤入手,探讨了圣贤何以成为媒介,总结了以圣贤为媒介的传播范式及构建了现代圣贤文化传播新模式。Abstract:Taking the Chinese sages as the media and starting point at the same time,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heritance.From people to people,from people to things,using Chinese sages as media embod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people and socie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nd the basic concept and cor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of“unity of heaven and man”and“harmonious coexist-ence”.The book Sages as Media:A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作者简介:王笋,男,淄博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夏传播与影视传播。346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of Chinese Culture starts with sages as media,continues to discuss why sages become media,summarize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with sages as media and constructs a new mode of modern sages cultural communication.关键词:圣贤;媒介;华夏传播;作为媒介的圣贤: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传播学研究Key words:sages;media;Chinese Communication;Sages as Media:A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Chinese Culture作为媒介的圣贤: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传播学研究(以下简称圣贤),意在于建构以理想人格为媒介的传播范式及探讨如何充分发挥其传播效果。该书正文共分十讲、二十六章,根据介绍,该书共从三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探讨以“圣贤”作为媒介何以成为可能。结合文字学考古,以思想史中的几个重要时期为主要背景,考察圣贤内涵的变迁及其与时代背景、传播环境等之间的关系。第二,探讨并总结以“圣贤”为媒介的传播范式。在知识阶层的传播历史上可分道统、学统与政统三个层面,现代则对应文化传播、教育传播和政治传播。第三,构建现代圣贤文化传播新模式。一部分参照已形成研究成果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传播范式,对当代理想人格的传播范式进行探讨和理论建构;另一部分对新乡贤文化进行重点探讨,历史上“乡贤”传播的空间经历了从先贤祠到乡贤祠的演变,侧面反映着古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一、圣贤何以成为媒介现代所说的媒介被分为两个范畴:(1)“在两种程度、数量、质量、阶段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的东西”;(2)“中间人或中间物”,它可以是交易的象征,一种艺 术表现的材料,一种“大众通信的渠道”,“一种用来记录或复制数据、形象或声音的物理材料”,“一种物质”(包括“生命组织能在其中得以生存的物质”),或某种能力,它能通过它对远处的物体产生作用,通过它,印象得以传递而被人感知,或是能与死者进行交流的通灵人。圣贤能够作为媒介,首先要将人纳入媒介研究,其实就是在探讨人与媒介的关系,而“人与媒介的关系,实为人与物、我与物等的传统明天的延伸”,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媒介工具论”“媒介人的延伸”“人即 美 W.T.T.米歇尔,马克 B.N.汉森主编:导言,媒介研究批判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4 页。杨柏岭:作为文化的传播: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形上之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年第 8 期,第 915 页。从人到众、由人及物的媒介圣贤 347媒介”这三个论断上。显然,将圣贤作为一种媒介,其实就是在“人即媒介”这种媒介文化论的基础上展开的。杨柏岭在分析“人即媒介”说与传播角色论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人也是一种媒介,意在强调人作为媒介的地位与责任。当然,作为媒介的人,即传承信息或言说的人人,已非自然的个人,而是某种角色,是被话语结构所设定的角色”。圣贤一书在序言中也说明,“本书的最大特色是把圣贤文化传播放置在一个个具体的场域和场景中去,从而使得圣贤精神传承显得真实可信”。无论是杨柏岭论及的“传承”还是谢清果提及的“场域”,其实都与“媒介学”提出者法国的德布雷有着密切关系。德布雷相对更加关注实践维度跟历史维度,从文化或象征传递维度理解媒介,并提出了“媒介域”的概念,他还特地分析了传承与传播间的关系:在“传承”这一术语语境中,包括所有表现集体记忆的词语;而在“传播”这一术语语境中,则表现的是一定时间内的信息流通。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进行的。而传承指的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他也直接写到,人是可以作为媒介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混合体,他们介于天地之间,时隐时现,通过各种力量关系将他所代表的含义表达出来。政治家(或演讲家、传教士等)同他们结成同盟,形成一个社会等级,并有权接纳或者拒绝知识分子的加入。这种知识分子显然也与圣贤所要谈论的“圣贤”有着共通的特点,都是将人纳入了历史的维度,从时空关系中探索人的中介作用。圣贤在序中也论述了“圣贤”作为媒介何以成为可能,并在总结其传播方式时指出:“借助彼得斯在奇云一书提出的概念,圣贤文化是一种基础设施性或元素型媒介,因为她塑造了中国精神,演绎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彼得斯的观点里,“媒介”意指“那些处于中间位置的东西”,可见其定义与其所处的位置相关;如果其所在的位置(position)改变了,它所具有的地位(status)同样会改变。彼得斯提出 Understanding Media,它既是“理解媒介”,也是“基础设施性媒介”,及那些立于表面之下的(under-standing)媒介。在奇云开篇杨柏岭:作为文化的传播: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形上之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年第 8 期,第 915 页。法 雷吉斯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法 雷吉斯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 128 页。美 约翰 杜海姆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4 页。美 约翰 杜海姆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第 39 页。348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绪论,彼得斯就提出了元素媒介型哲学(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该作中文译者邓建国在导读中指出,彼得斯的“元素型媒介”中的元素,既是实指(指某些具体的元素),但又是虚指(强调其基础性和构成性作用)。媒介不仅是“表征性货物”(symbolic freight)的承运者(carriers),而且也是一种容器或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塑造者(crafters);它们不仅是关于这个世界之物,它们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圣贤认为,“圣贤”是沟通天人的媒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贤”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价值之终极依据的人格化。圣贤文化的传播有别于“榜样传播”,不专指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而是华夏文明体系中“天人合一”思想结构的关键性环节。就此不难发现,圣贤的媒介思想与彼得斯的媒介思想有着一致性。圣贤一书正是在将“圣贤”作为一个切入文化研究的阿基米德原点,以“圣贤”为基础,展开对圣贤、圣贤典籍及圣贤观念等的研究论述。故圣贤是构建文化的基础设施性媒介、是构成中华文明的元素型媒介。因此圣贤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研究文化新的视角,这亦跟彼得斯的媒介研究观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性。彼得斯亦认为,媒介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提供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而不是一个对象领域。简言之,人是可以作为媒介进行展开研究的。圣贤正是将圣贤作为媒介为出发点展开讨论,是在历史与文化的场域内,将圣贤作为一个中介,以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传承的问题,以期最终构建以“圣贤”理想人格为媒介的传播范式、以时代理想人格为轴心的传播模式。圣贤所持的媒介观对华夏传播的研究是具有建设性与启发性作用的。二、从人到天的圣贤媒介功能圣贤作为一种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物间的关系。圣贤对“圣”与“贤”进行了梳理,其中第十七章无我无他:作为传播贤者的纵横家指出:圣贤又要分开而言,圣指的是最高道德和智慧,贤则指的是德才兼备的有才学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贤是要比圣低一级的。贤是接地气、通俗化意义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圣贤从人中来,是或自发或官方营造的人格的正向引导结果,体现了人与人间的关系。另外,圣贤还体现人与物间的关系。在邓建国:译者导读,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5 页。邓建国: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彼得斯奇云 中的“媒介道说”,新闻记者2019 年第11 期。美 约翰 杜海姆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第 31 页。从人到众、由人及物的媒介圣贤 349序言里,谢清果等总结得好:举凡归之于“天人”的命题都渗透着“圣”“圣人”之色彩,“贤”成为通达终极目标“圣”之前的可见目标,圣贤成为天道与人道的中介点,作为媒介,“圣贤”这一人格理想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于“天道”;同时,“圣贤”又是普通人可以理解与企及的、可以通过学而达之的人格理想,即下学而上达的人生理想境界。因此可以看出,圣贤沟通的是“人”与“天”,即“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精神,体现的是圣贤在“人”与“物”之间的中介关系。德布雷指出:有人与人的关系史,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史。前者是一种可逆反的强度,一种不分前后的重复空间;后者是一种积累性的延伸,一种发明与发现的开放空间。我们与物的关系由人调节,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由物调节。圣贤正是从圣贤与圣贤之物出发,将圣贤的中介性作用进行了不同方向的论述。(一)从人到众的传承圣贤的媒介作用是在人类社会不同的传播类型中进行作用的。可以说传播是传承中一个个环节,该作前三章正是从传承出发,对圣贤在华夏内向传播、华夏人际传播、华夏大众传播中的媒介作用展开的研究,这其实就是在论述了圣贤在人类传播中的基础性媒介作用,圣贤成了各传播类型的阿基米德原点。1.圣贤的内向传播人内传播,也称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人内传播也是一切社会传播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