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竞争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分化_史永东.pdf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46 期）3 月 15 日出版学报 DOI 10.19653/ki.dbcjdxxb.2023.02.001引用格式 史永东，张燚.慈善竞争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分化 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3（2）：3-16.慈善竞争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分化史永东1，2，张燚2 （1.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科技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摘要本文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其他企业捐赠的结果，并在这一慈善竞争框架中检验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为资源而捐赠确实是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但慈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持续提高，捐赠激进策略仅仅对慈善竞争乐观预期者才成立，而对慈善竞争悲观预期者与潜在慈善竞争的失败者，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慈善捐赠水平从而表现为捐赠消极，同时在不同的慈善竞争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将分化为激进中的稳健、激进中的激进以及消极后的更消极，而非合规风险暴露也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进行危机公关，其与慈善竞争共同决定了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但非合规风险的影响仅对捐赠消极决策者成立，且上述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指标敏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一定程度证实企业间慈善竞争的存在性，有助于政府审慎、科学地引导与管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关键词慈善竞争；企业慈善捐赠；地区标尺；捐赠激进；捐赠消极；非合规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3）02-0003-14一一、引引 言言2020年1月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中国由企业业界展示社会责任承担的事件窗口。根据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企业捐赠报告1的统计，截至2020年2月24日，已有1 774家国内企业捐赠财物187.10亿元。企业是如何确定其实际的慈善捐赠的？一些研究认为慈善是企业的应有之义，即能力责任匹配下的“达则兼济天下”2-3，更多的研究则将慈善捐赠理解为利己理性与收益成本权衡后的结果，如慈善是一种声誉资本与道德资本，有助于企业维持良好的形象并收获消费者的信任4，甚至形成社会责任承担与规避风险的双赢结果5。又或者将企业慈善捐赠理解 会计目标的责任观强调的是现代企业的会计目标除了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与之相对的是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其认为企业行为只需要追求去道德化的个体利益，而外部性问题与社会福利问题会在这一自我逐利过程中自动实现。收稿日期：2022-12-30作者简介：史永东（1968），男，黑龙江明水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风险与微观公司金融研究。E-mail：张 燚（1984），男，辽宁辽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与微观公司金融研究。E-mail：3Number 2（General Serial No.146）March，2023学报为企业能力与乐观预期信号的一种主动性释放，这有助于降低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并减少源自外部的决策阻力6。还有一些研究则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企业应对外部依赖性资源压力的反应性策略7。如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为寻求金融资源、政府补助采取的一种与政府间的互惠互换8-10，特别是在政府官员更迭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与关系结构改变时，企业慈善捐赠有助于重建政企关系并获取地方政府支持11。此外，企业慈善捐赠还是企业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12、转移公众负面评价13、应对诉讼风险14的工具性策略。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充分考虑企业间慈善捐赠决策的互动性特别是企业间可能存在的慈善竞争的影响。一方面，与成熟市场国家不同，中国慈善捐赠主体是企业而非个人，富人即企业的公众认知会对企业形成较强的捐赠压力10，15，政府“劝捐”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约束，在头部效应影响下，企业往往会参照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以及自身历史慈善捐赠水平相机抉择，因为较低的捐赠水平不但无法传递“无私”的信号，还容易被理解为“为富不仁”与“糟糕的能力”16。另一方面，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变相的“政治献金”17，当社会治理结构的完善驱动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替代18，企业慈善捐赠成为为数不多的企业谋求与政府形成“互惠互利”隐性契约的合规性方式。更重要的是，只有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慈善竞争约束下的结果，才能够更为深刻与完整地理解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逻辑，如大量亏损企业所表现出的“穷人的慷慨”6以及慈善捐赠粘性的存在19。同时，基于竞争性框架分析企业慈善捐赠，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慈善文化逐渐形成、企业慈善捐赠规范性不断提高的2019年，依然有近46.57%的上市公司未参与企业慈善捐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企业间慈善竞争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更具体地说，本文在区域维度上试图分离出慈善竞争约束下企业参照他人的捐赠决策地区标尺效应，并据此构建捐赠激进（捐赠增量大于标尺增量）与捐赠消极（捐赠增量小于标尺增量）两种对立性的企业慈善捐赠动态调整策略，进而分析是何种因素主导与决定了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调整，并回答下述关键问题：企业慈善捐赠是否是参照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相机抉择的结果？在政商隐性契约的争夺中，企业为强化政企关系会始终坚持激进的慈善捐赠策略吗？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三点：其一，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基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存在互动性这一理解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他人相机抉择后的动态结果，这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内在逻辑；其二，在识别企业慈善捐赠决策调整方向时，以地区标尺替代相关研究中使用的企业自身历史慈善捐赠水平，这能够对冲重大灾害等特定突发性事件对实际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从而控制社会慈善需求、捐赠压力等不可测变量的影响；其三，本文通过捐赠激进、捐赠消极两种慈善捐赠相对策略的构建，识别出慈善 汶川地震时的万科“诈捐门”以及事后万科多次追加的捐赠，包括加多宝五年3.1亿元捐款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大幅缩减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为中国企业被动式捐赠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注解。在章颖薇和胡明英19的研究中，慈善捐赠粘性被定义为“企业捐赠并不能随业绩的变化随之调整，且表现为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即业绩下滑时捐赠支出减量显著小于业绩上升时捐赠支出增量”。这一数据由作者根据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考虑到企业捐赠往往会随着特定事件或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而波动，我们也计算了20092019年各上市公司财报附注中慈善捐赠支出为0或缺失数据的公司数量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比率，该比率均处于41.54%54.17%这一区间内。现有研究在测算企业慈善捐赠动态调整方向即企业是否更积极地进行企业慈善捐赠时，往往基于企业自身历史慈善捐赠水平来测算，但这种思路存在一个突出问题：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实际是对政府、社会捐赠需求响应的结果，在一些特定事件年份（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社会捐赠需求的上升会导致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增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此时实际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相对历史年份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企业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捐赠策略，因为绝对量的上升很可能同时表现为捐赠相对量的下降。4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46 期）3 月 15 日出版学报竞争中乐观预期与悲观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的异质性策略结构，进而回答了现有研究中始终无法充分厘清的一个问题：若资源竞争的结果是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不断抬升，当边际效应衰减到捐赠是无利可图时，企业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二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一）慈善竞争的存在与参照他人的地区标尺效应慈善竞争的存在与参照他人的地区标尺效应企业资源依赖理论与战略性慈善理论认为，企业有强烈的通过正面信息释放强化外部资源供给者信任的意愿20，而企业慈善捐赠能够迅速地实现企业声誉资本与道德资本的积累21，因而有助于企业与外部相关者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这成为进行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因。然而，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约束下，社会公众与政府不占有供应商、投资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私有信息22，使得他们往往难以通过企业财务信息识别实际的企业慈善捐赠能力，而是简单依据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来判断某一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是否足够。由于政府或公众把持了对企业生存至关重要的资源，企业为满足他们的心理预期与偏高的慈善道德标准，只能超出企业慈善捐赠能力保持较高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因为较少的捐赠会被视为“不道德”16。这导致了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成为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重要解释变量19，形成了企业受限于声誉约束而不得不依据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作为参照标尺并决定最终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地区标尺效应，也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企业慈善捐赠成为一种背离内部最优决策的“逼捐”与“摊派”23。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情景中，地方政府是土地、融资机会、财政扶持等属地稀缺性资源的绝对权力配置主体24，形成相对融洽的政企关系并在政府资源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17，25，而当权力资源交换渠道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便成为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正式制度11。基于互惠互利的关系原则10，企业慈善捐赠这种基于利他目的而实施的权益转移，成为建立政企关系沟通渠道、收获政府信任、积累企业声誉资本与获取政府补偿性支付的便捷渠道。在资源稀缺性限制下，企业间对政府资源的争夺必然最终演化为围绕企业慈善捐赠而展开的排他性竞争，企业期望通过对政府慈善捐赠需求更迅速地响应，强化与稳固政企关系并保证外部稀缺性资源的可得性26。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在决定慈善捐赠水平时，会考虑竞争者即地区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最终导致企业间慈善捐赠出现交互影响并形成地区标尺效应。（二二）非合规风险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非合规风险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李四海等6证实，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中存在典型的越亏损、越捐赠现象，这种“穷人的慷慨”实际是亏损企业通过增加慈善捐赠以谋求政治资源及政府更大程度支持的一种选择。章颖薇和胡明英19也基于企业为资源而捐赠的逻辑解释企业慈善捐赠粘性的出现，将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维持视为参与资源竞争的结果。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产业资源，如低成本融资权益、土地配给、财税支持等，存在“优势扶持”特征与相对意义上的“精英俘获”，在相对悲观的政企关系契约竞争预期下，亏损企业很难通过增加慈善捐赠在短时期内打破现有的政企关系结构从而“分得一杯羹”。此时，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形成实际上取决于对地区资源竞争的预期，当企业难以通过捐赠激进获取资源或预期到即使捐赠也难胜出时，企业将辅之以相对消极的捐赠收缩策略。当然，亏损企业可能存在较弱的政企关系这一认知对国有企业并不成立，这也是李四海等6仅仅对亏损民营企业展开分析的理由，但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产权属性变量加以控制，因而后续的分析不再特别界定为民营企业。5Number 2（General Serial No.146）March，2023学报大量亏损企业为何依然表现出“穷人的慷慨”？戴亦一等14以及傅超和吉利27证实，企业慈善捐赠除了可获取政府利益交换外，还是一种企业危机公关与转移负面评论的工具，特别是当企业陷入较大的非合规风险时，企业有意愿通过捐赠激进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并谋求政治庇护，以降低涉诉、违规等风险的冲击。高勇强等13证实，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更多属于“绿领巾”，是企业为转移外界对其内在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而采取的工具性策略。考虑到非合规风险的暴露往往与经营不善、亏损等关联，这也使得非合规风险掩盖成为在慈善竞争框架之外解读企业慈善捐赠的恰当切入点。（三三）研究假设的提出研究假设的提出 竞争预期与企业慈善捐赠当战略性慈善理论成为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内在逻辑6，利己也因此成为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前置约束，政府的属地资源分配本质上是一种排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使得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建立政企关系并谋求政治红利的竞争，更趋向于一种捐赠排名竞争的零和博弈，特别是当企业不断提高慈善捐赠水平以保证在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