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塞尔技术导向进化观的缘起、内涵及启示_彭玥.pdf

第 卷 第期 年 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彭玥（），女，四川绵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南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德国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研究；孔燕（），女，安徽淮南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伦理、科技人才与社会发展研究。波塞尔技术导向进化观的缘起、内涵及启示彭玥，孔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西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摘要：传统的技术进化观忽视“人与技术”在进化中的相融性与共生性，为技术进化沿着自然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潜在可能。波塞尔提出的技术导向进化观，破解了传统进化观将技术物等同于自然物而造成通用逻辑不当的难题，更强调人类创造力对技术进化的驱动、人类往复实践性知识对技术进化的可控、人类责任伦理对技术进化的约束，从而引导技术在进化过程中的活力创新、具体应用及价值取向。其理论价值在于，技术导向进化观不仅回应了以哈里斯为代表的蕴含潜在风险的人类增强进化观，而且对如何反思和重构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关键词：波塞尔；技术进化观；技术导向进化观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技术导向进化”（）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凯伍韦威斯（）创造而来，他将拉丁语系中的前缀 （意为“基于、以为导向”）与词干 （意为“新事物的涌现”）进行组合，从构词上展示出了进化（）与 导 向 进 化（）的 不同。之后哲学家波塞尔（）对“技术导向进化观”的内涵进行了更为丰富的拓展性研究，他主张回归人类的本真自我、立足人类主场，从人类的独有创造力、实践性知识、伦理约束等方面重建技术进化理念。李兆友等曾对波塞尔早期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概要式述评，洪晓楠等则对波塞尔在科学哲学语境下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批判观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本文将通过引介与分析波塞尔尚未被挖掘的技术导向进化观，展现其理论内涵与价值，并对当下如何重构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供新的启示。一、技术进化观的发展及其局限性技术进化（）是从认识论角度研究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的专业术语，技术进化观则更具体地将技术演化史比作自然物进化史，借助生物进化论去分析技术人工物的演变与发展。技术进化观的传统研究主要从技术人工物的演化史去探寻技术进化的轨迹与进路，即以技术本身为进化的主体。如果要追溯对技术人工物进化史的论述，则要从马克思（）谈起，他在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 不久，就呼吁写一部以进化论学说为参照的技术进化史评著，并强调应该将进化论解释运用到人类维持生命的技术手段上。此后德国技术哲学奠基人卡普（）的“器官投影说”则更加将这一生物学类比形象化。进入 世纪之后，技术思想家们都纷纷提出对技术进化观的不同思考，颇具代表性的如波普尔主要从知识进化的角度为技术进化观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他认为技术知识的进化体现出从一个旧问题到新问题演变的理性进化过程。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四段图式既适用于科学知识的增长与进化，也体现了有机体主动适应和选择环境的能力。道金斯（）则从文化角度对理解技术的进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范式，他在著作 自私的基因 中提出“技术縻母”（）概念作为技术进化的基本单元。道金斯认为技术縻母是人工物进化之前的一个语言概念和符号，与基因一样具有遗传性、变 异 性 以 及 选 择 性。之 后 巴 萨 拉（）在 技术进化史 中建构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技术进化模式，他借助丰富详尽的历史资料，通过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人工物作为详细实例，论证多种人造物之间存在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特点，这与生物进化呈现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等特点很相似。同时，巴萨拉认为技术进化的主体是技术人工物，人工物也是类似生物基因一样组成技术 的 基 本 单 位。世 纪 初，阿 瑟（）综合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与市场经济理论，指出技术的进化逻辑呈现技术组件新旧集合的特点，并且现代主流技术是一种“物执行物”的新陈代谢系统，与生物有机体一样能够感知环境并且作出适当反应。综上可知，技术思想家们从多维度、多视角为完善技术进化观体系奠定了一条完善和清晰的进路。事实上，埃吕尔（）早就提出技术是独立于人类具有真正自主性力量的观点，认为技术寻求的是自我逻辑和自我导向的系统性发展和进化模式，技术不再服从人类的命令，而是人类服从机器的指令。在他看来，技术已经进入了可以不通过人为干预而进化的阶段，技术的增长和发展将无法被选择、被期望和被操控。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例如医学、生物、认知、信息等高新技术甚至能在微观纳米层面塑造全新的人类，因此哲学家们提出的技术进化观也逐步地在深入发展。哈里斯（）认为在以人类增强技术为主的技术进化中，一种新式的进化将会以技术干预、控制人类自身进化而产生。以干细胞研究和治疗、基因编辑、胚胎选择、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能够更好地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能力，从而编辑和定制生命质量更高的人类群体。同时，他认为“技术的进化将会使我们甚至我们的后代将不再是现在理解意义上的人类”。由此可见，哈里斯的见解是代表了当今以莫拉维克、库兹韦尔、凯恩凯利为代表的后人类主义者的主流观点。对此，巴菲尔德（）批判到，这将意味着人类未来进化结果是技术体的存在，而不是生命体的存在。国内学者胡翌霖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背后缘由在于目前主流技术观是一种自然主第期彭玥等：波塞尔技术导向进化观的缘起、内涵及启示义的技 术 论，忽 视 了 自 然 与 技 术 之 间 的 传 统界限。为何传统技术进化观会不断地发展为超人类主义技术进化观呢？波塞尔认为，技术绝对自我进化观的局限性在于过多地受到了生物进化观的影响，将“进化”偏重理解为一种高速的发展和进步 ，致使技术进化观渐渐走入一种极端主义的困境之中，却未曾考虑人类是否可以承受由于技术绝对进化而带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其本质上都是沿着一条纯粹自然主义的方向与脉络，只在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的“共通之处”作文章，对于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则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使得当下技术进化观渐渐走入一种极端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容易导致自然物与技术物的界限缺失，而界限缺失会增加技术进化失控的风险。例如基因编辑技术的进化，从第一代技术 、第二代技术 再到第三代技术 ，实现了遗传育种、基因治疗等具有重大价值的科技突破，但是也带来“基因编辑婴儿”的伦理风险。这正是因为如果只将“技术人工物”作为进化的主体，则会忽视“人与技术”在进化中的相融性与共生性，进而导致人类对技术进化未来的担忧甚至恐惧。如果说传统的技术进化观主要从“工具论”的视角考虑技术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如今对技术进化观的研究不再仅仅意味着探究技术进化的机制和体系，而是挖掘技术进化的局限性和边界所在，进而探寻技术让人类未来更美好的可行性。因此，需要跳出以技术及人工物为进化主体的框架，在深度科技化时代寻求一种新的技术进化观。二、技术导向进化观的缘起：波塞尔的反思和追问波塞尔曾对发展至今的技术进化观进行了深入透视，追问了以下问题：第一，生物的进化与技术的进化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可比性？第二，生物进化中的突变、选择、保留这些核心概念，是否能与技术现象建立合适的类比？第三，技术进化的本体是什么，如果是作为实体存在的人工物，那人类的创造力又该如何派上用场？第四，生物进化呈现的“随机性、盲目性”特点对于技术进化而言，又如何能受人类理性与道德的控制呢？对于上述问题，波塞尔基于哲学思辨的立场进行了反思与回答。首先，波塞尔认为，若在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之间建立合适的类比，就必须回答“对于技术而言，什么是变异”的问题 。准确地说，技术进化的本体是什么？阿贝尔（）认为：“人拥有何种本体论，取决于语言、思维、通用的符号和解释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本体论条件。”阿贝尔的观点开拓了一种面向思想、行动和语言实践形式的本体可能性，而不是绝对的现实主义、唯心主义的僵化立场。基于阿贝尔的本体观，波塞尔认为，考虑技术的本体，也必须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下，尤其包括整个社会塑造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本体必须考虑创造性、因果性、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知识与能力、手段和目的、意图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生物进化之中的物质性变异。因此，在波塞尔看来，技术活动产生于意识与时空两个维度，一方面源于技术的意图行为本身，另一方面发生技术的物质性行为。因此技术不仅仅是人工物本身，而且是思想与工具的融合，这也是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的根本差异。其次，还需追问技术进化中的选择是自主的还是计划的？依据自然选择理论，“渐变”的生物要想适应“突变”的外界环境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决定了所有的自然生物进化过程注定是盲目的、自发生的。然而，一种技术理念、发明或革新是否也是一种盲目、未知的自发生过程呢？莱布尼茨（）曾将技术的因果世界解释为一个现象，即在有机单子的领域中，其状态是通过内在动力按照个体规律以目的论方式产生的。现象与单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反过来又使我们能够将每个生物理解为一台机器，并且与人类创造的那些作为无限综合的机器形成对比。德绍尔（）则进一步把技术世界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化，他将技术描述为“来自想法的真实存在”，将发明描述为其“源头”。在发明中，技术是“自有存在的”，作为可能性的“潜能”可以改进现实与实现更好的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技术行动的动力与目的。在波塞尔看来，莱布尼茨和德绍尔都将技术与目的论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柏拉图主义持有者认为的那样，目的、目标是在一个思想世界中客观存在的，并且最终在人工制品中得以理念的实现，这意味着技术的目的是可以被观察为现象。所以，没有意图和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计划性的技术是不可想象的。理解一种技术就意味着理解它应该服务的目的。只有满足此目的的功能结构才能确保技术人工物的完整性或统一性。因此分析技术的进化模式，不是简单地把人工物与生物进化作类比，而应该考虑人工物与社会、文化网络结构的联系，因为技术本身不是唯一经历突变的本体对象，而是与本体、过程、发明者以及社会相互交融的组合，更不能忽略人在参与技术进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今天的技术已经没有完全盲目的突变和变异，都必须符合有目标的意图和决策，即使可能会伴随着偶然事件。关键在于，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相反，选择的发生必须基于具体的目标 。最后，如果参照进化论模型，那么技术在进化过程中的“保留标准”是什么？依据达尔文“进化论”，大自然向生物提供生存的环境与能量，而生物则依靠自己的适应性功能去延续基因，一切以获得种类的延续与繁衍为选择的标准。如果说自然界进化的选择标准是为了获得“生存”，那么这是否适用于技术进化的选择标准呢？如果是，那么技术人工物的不断进化也就只是为了满足自身在市场机制中的存活需求而已，与人类的意向、需求毫无关系。而人类本身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所以生物的进化与技术的进化在选择上存在根本差异。波塞尔认为，不同于生物，技术会在进化的过程中作出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在思想范畴里进行技术的选择和设计进程，而选择的标准是由多样化的异质性因素构成：安全性、健康度、可持续性、需求度、个体与社会价值、伦理、美学等规则。这一切都需要在技术进化之初被考虑到，正如德国工程师协会（）准则就提供了一个典范。然后技术面临的二次选择才发生在技术人工物范畴，并贯穿于从发明到创新、从理念的建构到物质化的实现的进程之中 。毕竟人类作为具有发明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不仅具有认识环境及其变化规律的能力，还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能力。由此通过对生物进化模型与技术进化模型差异的追问，波塞尔一再强调技术的进化是关乎个人或社会的需要、关于创造与建设性的元素、关于目的和世界观的过程。因此生物的世界与技术世界存在根本差异，需要从形而上的抽象方式去建构新的进化观。三、技术导向进化观的内涵与理念波塞尔在审视生物进化和技术进化模型的界限之后，进一步追问：达尔文生物进化模型中的元素从技术的视角来看，哪些是积极可取的一面？即如何取舍技术进化背后的认识模型。追问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技术的动态发展，而发展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从系统层面上揭示个体和社会的互动影响。因此波塞尔的技术导向进化观明确区分了与生物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