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骗犯罪的生成逻辑与防范对策_马腾.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马腾（），男，山东淄博人，在读硕士研究生；拉正举（），男，青海乐都人。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逻辑与防范对策马 腾，拉正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公安局，青海 海东 摘 要：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现“一高两低”、犯罪产业化趋势持续加强等复杂的犯罪样态，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电信网络诈骗防治工作，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生成逻辑，从降低犯罪收益、提高犯罪成本两个层面提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成本收益理论；犯罪成本；犯罪收益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年广西西林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引诱 名大学生参与跑分洗钱犯罪团伙”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再次将电信网络诈骗推上社会舆论显性位置。近年来，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传统“盗抢骗”案件发案量逐步减少，但传统犯罪的犯罪形式和犯罪手段通过互联网得以翻新，特别是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愈发猖獗，已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刑事案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金额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所引发的“卖房抵债”“逼人辍学”“跳楼自杀”等事件屡见报端，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为有效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本文拟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治工作中，从犯罪生成逻辑和犯罪防控两个维度、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两个层面把成本收益理论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工作联系起来，为犯罪治理提供参考。一、现阶段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一是“一高两低”矛盾依旧突出。“一高两低”是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高、破案率低、追赃挽赃率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借助即时通信和远程支付技术突破传统犯罪中“降低犯罪风险”“提高犯罪效率”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二者只能择其一的困境，犯罪规模快速扩张。据统计，年 市全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立案数为 起，位列刑事犯罪案 件 之 首，但 破 案 数 为 起，破 案 率 约 为；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 罪 经 济 损 失 总 额 为 万元，同期挽回经济损失约 万元，挽损率不足 。同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黑数问题依旧严峻。二是犯罪产业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犯罪团伙“自我造血”能力不断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呈现流水线式分工，流水线前端聚集了信息商（料商）、通信商（号商）、技术商、卡商等相关资源要素，解决了“要骗谁”“联络工具”和“资金如何流转”等问题；流水线中端聚集了“金主”、话务人员等诈骗团伙核心资源要素，解决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如何骗”的问题；流水线末端聚集了洗钱团伙等资源要素，解决了“如何洗钱”的问题。在市场利润诱惑下，相关犯罪产业资源不断重组洗牌，生产线上游与下游的组织方式演变成围绕某一资源要素结成的、暂时的耦合关系，突破“金字塔”式上下级支配关系，转为横向的“链式”扁平结构，下游组织可能同时给多侦查研究家上游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上游组织可能同时与多家下游组织合作，这使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自我造血”能力不断提升、整条生产线更为灵活和稳固。二、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可行性 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具有可行性，原因有三：一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先前各地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长城”“云剑”等集群战役，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高两低”、犯罪产业化进一步加强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司法实践迫切需要一个新思路来打破僵局。二是成本收益理论在学术界已有较大影响力。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首次提出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博士于 年指出：经济分析是最具说服力的工具，成本收益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和解释人类行为。年 和 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对人类个体的犯罪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收益高于成本是驱使个体实施犯罪的主要动机。随后，成本收益理论深刻影响着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三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潜在嫌疑人符合经济学领域著名的“经济人”假设。即因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在面临选择时都会去追求利益最大化，潜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嫌疑人也不例外。对犯罪嫌疑人来说，经济性需求是必然存在的，从“弃毒从诈”“弃赌从诈”现象可窥一斑。当嫌疑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收益超过将时间、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收益时，嫌疑人便会从事违法犯罪。成本收益理论正是基于犯罪成本、犯罪收益提供了一套传统侦查学、传统法学所缺少的犯罪行为分析的完整框架，具体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潜在犯罪嫌疑人在面临犯罪与否的抉择时也会权衡利弊，考虑犯罪成本、计算犯罪收益，试图用最少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因此，成本收益理论对犯罪问题分析的作用，特别是对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代表的侵财类犯罪的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作用不应被忽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分析路径分为两部分：一是基于成本收益理论解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生成逻辑；二是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防范措施。三、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逻辑 （一）犯罪收益分析现阶段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位运行的态势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扭转，但毫无疑问，经济性需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紧密相关，犯罪收益是犯罪嫌疑人经济需求的具体体现，按照收益能否计量，犯罪收益可分为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物质收益物质收益是指犯罪嫌疑人通过犯罪行为所得到的财产性利益。如前文所述，年 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累计损失金额 万元，年 市户籍人口为 万人，人均损失高达 元；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涉案金额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万元以上）仅有 起，其余为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档次。即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嫌疑人的高收益并非建立在单起案件数额特别巨大之上，而是由单笔损失小、受害人基数大两者相结合造成的结果。从概率学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在网上随机投放消息，投资成本虽然较低，但影响力却覆盖至我国现有的 亿网民，潜在危害性不言而喻。精神收益精神收益是指犯罪嫌疑人通过犯罪行为所得到的生理、心理上的无形收益。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完成“财富”积累，短时间内买房买车。“迅速暴富”的犯罪嫌疑人生活质量得以快速提高，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负面示范效应，引发周边群众“羡慕”甚至“效仿”，给犯罪嫌疑人带来极大心理满足。（二）犯罪成本分析潜在犯罪嫌疑人在决定是否实施犯罪时，除考虑犯罪收益，还会考虑犯罪成本，犯罪成本不同于犯罪收益，受非法因素限制和影响，在犯罪经济学理论中，犯罪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犯罪嫌疑人从预备犯罪到实施犯罪整个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总和，集中体现在销赃成本、作案工具成本等方面，其中作案工具成本包括通信、转账、购买个人信息等费用。例如，湖南省永州市黄某被骗案中，据犯罪嫌疑人供述，新申请的微信号“市场”均价 元、长期使用的微马 腾，等：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逻辑与防范对策信号“市场”均价 元，包含身份证号在内的公民信息每条“市场”均价 元，赃款洗白手续费为总额的。重庆市沙坪坝区杨某某被骗案中，犯罪嫌疑人购买手机卡、银行卡、盾和身份证号四件套价格为 元。广西凌云县赖某某被骗案中，犯罪嫌疑人购买一套对公账户仅需 元。在通信技术和即时转账功能全面普及的今天，为满足大众需求，通信技术成本（包括终端费用和电话费、流量费等基础费用）大幅降低，即时转账手续费也仅维持在千分之一左右。此外，还需考虑到网络犯罪具有边际犯罪成本递减效应，即犯罪成本与案件数量呈负相关关系，犯罪成本会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而据统计，年 市电信网络诈骗案均损失金额高达 元，相比之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直接成本属于损耗较低的成本范畴。间接成本间接成本是指犯罪嫌疑人从准备犯罪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不同于强奸、抢劫、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性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具有的特殊性导致嫌疑人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指数普遍偏低。一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非接触性，与传统犯罪中嫌疑人需要面对“活生生”的被害人不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只需面对手机、电脑等“冰冷”的犯罪工具，“罪恶感”较低；二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产业化，与传统犯罪中嫌疑人参与或谋划整个犯罪过程不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只需参与部分独立环节，如部分犯罪嫌疑人只需要提供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给他人使用，整体“参与感”较低，这极大削弱了犯罪分子良心谴责和内心痛苦程度，降低了犯罪间接成本。机会成本机会成本主要是指时间机会成本，即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如果放弃犯罪行为从事合法行为所能获取的最大收益。著名的明瑟收益率揭示了更长的受教育时间能带来更多边际收益的社会现象，即年龄、学历的高低往往与机会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一个人所处阶层越低，其对社会资源占据越少，犯罪机会成本也就越低。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话务员为例，幕后金主在招募话务员时，会优先招募“低学历”的人以降低支出成本。对话务员而言，低收入人群更容易“率先”打破心里“安全风险”矛盾的平衡，被巨额非法利益所驱使。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 年统计数据显示，网络犯罪主体现阶段呈现出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趋势，低年龄、低学历是较低机会成本的间接体现，而低收入则是较低机会成本的直接体现。预期惩罚成本预期惩罚成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处罚所造成的损失，主要受刑罚严厉性和刑罚确定性两个指标影响，且惩罚成本与刑罚严厉性和确定性呈正相关关系。刑罚严厉性主要通过犯罪嫌疑人所判处的主刑和附加刑得以体现，一般嫌疑人被判处的主刑、附加刑越重，刑罚就越具有严厉性。区县级公安机关作为现阶段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力军，受人力、财力、物力、技术和疫情等客观因素限制，打击对象多为与幕后金主缺乏直接关联的、海量的一级卡、二级卡持有者，多数一级卡、二级卡持有者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犯罪结构多以轻罪为主。据统计，年 市 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共刑拘 人，其中以诈骗罪起诉的仅有 人，占比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 年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数据显示，被判处五年以上刑期的网络犯罪分子仅占，而被判处十年以上刑期的犯罪分子更是不足，刑罚入口过窄，显然不足以震慑潜在犯罪嫌疑人。刑罚的确定性是指犯罪分子被实际施以刑罚的概率，具体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随着我国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力度的持续加大，诈骗窝点多数已经转移至境外，加上疫情影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抓捕率，特别是幕后“金主”的抓捕率一直在低位徘徊。司法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被实际施以刑罚的低概率和较短的刑期与国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存在偏差，造成刑罚严厉性不足，预期惩罚成本不足以制止潜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定罪后续成本定罪后续成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重新回归社会后前科污名化、标签效应、子女就业等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现行刑事政策趋向于帮助并完善服刑后人员再社会化，尤其是在犯罪结构以轻罪为主的当下，国家开始更多的考虑让服刑后人员尽快复归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前科污名化、标签效应、子女就业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定罪后续成本的下降。侦查研究 四、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 根据成本收益理论，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期净收入用 表示，犯罪总收益和犯罪总成本分别用、表示，表示犯罪分子被惩罚概率，、分别表示犯罪嫌疑人的物质收益、精神收益、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机会成本、预期惩罚成本和定罪后续成本，则 （）（）（）。理性犯罪嫌疑人在评估是否从事犯罪活动时，首先会考虑 值的大小。公安机关在治理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代表的新型犯罪时，应尽可能压缩 值、提高 值。（一）降低犯罪收益 加大赃款追缴力度涉案赃款能否及时、如数返还当事人涉及被害人的核心利益，也是被害人最关心的问题。从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多为社会弱势群体，被骗财产多为被害人一生积蓄，处理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被害人倾家荡产，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加大赃款追缴力度，公安机关需要从银行账户入手、从通信线路入手循线追踪，破解犯罪嫌疑人的网络虚拟身份、人卡分离等难题。此外，大量的资金流、信息流等线索还零散分布于全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