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城.pdf

董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西语系硕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历史系博士。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历史系教授、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历史，著有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2003）；单独及他人合作编著有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2006）；The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Consumption，Modernity，andGlobalization（2008）；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2013）。This Academic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ute，and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董玥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ISBN 978-7-108-05091-5民董北京市地方史民国K291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7682号责任编辑曾诚装帧设计蔡立国责任印制徐方出版发行三联书店（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100010）网址经销新华书店印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制作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版次2014年10月北京第1版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1/32印张12.875字数307千字印数0,001-5,000册定价4600元（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季羡林李学勤（主任）李慎之苏国勋厉以宁陈来刘世德赵一凡（常务）王蒙责任编辑：孙晓林曾诚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面向海内外学界，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学术创新精神，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保障作者版权权益。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按年度评审遴选，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目录序Thomas Bender前言绪论规划北京第1章从京师到北平第2章权力：城与人第3章传统：城市与国家经历北京第4章生产：新经济体系中的北京第5章消费：空间与实践的等级第6章回收：经历天桥书写北京第7章社会学：诊察城市病第8章历史：记录老北京第9章文学：书写新北京结语参考文献后记出版后记地图目录地图1北京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发展地图2清代北京地图3民国时期北京街道修建地图4民国时期北京区划地图5北京周边郊区的合并计划地图6电车系统地图7民国北京的公园地图8清北京的市场体系地图9民国北京的市场体系地图10天桥地区的地理位置表格目录表1北京和天津制毯业比较表2北京社会各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分布表，1926年表3北京民国时期妓院与妓女人数历年比较表表4民国时期北京各级妓女人数消长表序Thomas Bender（纽约大学教授）现代城市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社会差异的场所，同时，它也打上了“时间性的复杂重叠”（complex overlap of temporalities）的印记。多年以前，费尔南布罗代尔坚持“社会时间的复数性”的重要性，他提到了“人类生活中多重的和互相矛盾的时间观念，不仅形成了过去的实质，同时也构成了当前社会生活的纹理”。也许是因为他曾在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英文版，1972）中给出了一个有关历史“长时段”（la longue dure）概念的重要性的有力例证，历史学家们非常关注他的历史中的时间观念这一层面。但是，对于布罗代尔来说，社会世界是由许多时间性（temporalities）和许多历史性构成的，而城市的社会生活恰好证明了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这一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关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陈述。董玥的民国北京城揭示出，城市就是这样一个体验多元的时间性，并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场所。城市为探寻时间性的文化史提供了一个场所，一间实验室，因为时间性的文化史正是从城市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再现中得到表达的。董玥详细阐述了“过去”在“现在”中所占的位置；她的重要论题是在这座正在经历着现代化而且是有着自觉意识的现代化城市中，过去、历史、记忆甚或“怀旧”所占有的核心地位。这对于现代性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对于传统、历史及现代城市中“遗产”（用旅游部门的话说）的研究也很重要。董玥的北京研究的时间框架是19111937年，这一阶段属于中华民国的核心时期。而这个帝国主义的高峰期不仅仅对于中国历史和北京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城市变迁的历史时段。在“一战”前的数十年间，城市之间被贸易和投资（按比例计算，其数量超过了20世纪末）、人口流动、观念和城市化技术的传播相互联结起来。现代化过程和现代规划在每个大陆上、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都在发生，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这样的半殖民地。虽然董玥的研究集中在北京，但是我们需要讨论这一更大的背景，因为这个背景能够强化她的论点，并开启她与其他城市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一部分指向对那一历史时期城市史的比较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向发生于城市间的，关于对城市的期望、城市理念与规划实践的流动关系的更深入研究。董玥力图打破那种由西方到东方的单向发展的现代性的简单东西二元对立。对于城市现代性的表征（symbols）之全球流动的历史探寻，能够增强她这一更加具有复杂性的历史叙述，同时揭示出它的更广泛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常常谈论现代性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不论是美国、某些国家的集合，或是整个西方的可能性。即便是谈到上个世纪的发展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存在着这样一种环绕全世界运转的“国际市集”，其中充斥着各种代表城市现代性的标志符号与实践。当然，在这个市集里，某些国家与文化相较于其他国家确实贡献了更多的物品，其中有的国家甚至拥有强加于人的力量。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的贡献者（或支配者），也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的借用者。游览这个市集的既有殖民宗主国，也有边缘国家。殖民宗主国的大都会之间互相学习和借用，边缘国家的城市也是如此。而还有一些殖民地宗主国甚至先在它们的殖民地开展某些现代城市实践，然后再将它们带回“老家”。要探究一个世纪前的这样一种城市历史以及现代城市文化的全球发展，我们需要将大都会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来看待；不是把它从其他历史中分割开来，包括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是把它看作这样一种历史：它认为现代大都会的发展是全球范围性的历史过程。尽管本书的对话对象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但是它对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的类似研究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包括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关于维也纳的研究，杰弗里内德尔（Jeffrey Needel）关于里约热内卢的研究，以及有关巴黎的大量研究。而反过来，今后这些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的研究者则必须关注董玥的这本著作以及最近出版的其他有关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专著。像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一样，董玥研究了城市日常生活与历史感和现代化的城市规划中一些问题之间的关系。然而董玥的研究超越了大部分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叙，因为她懂得，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不能离开对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历史在现代城市中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很多从“日常生活”角度展开研究的学者们过度赞美“平凡与琐碎”。与这些日常生活的赞美者一样，董玥也怀着极大的同情考察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无甚变化。但是通过聚焦日常生活与国家力量之间的精确关系，至少是在城市公共空间这个问题上，她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一个很小但非常吸引人的例子就是城市规划者对胡同所做的改造。胡同是北京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城市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典型居民区。在规划者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看似很小但对于当权者却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胡同的命名。从前的胡同通常是以某一个地标、一个市场、一口井或者一条河流之类的东西来命名区分的。这样的命名方式导致了很多胡同的重名。重名破坏了现代规划中的理性原则，而规划者们希望将城市变得井井有条，因而他们给那些重名的胡同全部重新命名。当地居民对此既不是简单的默许也不是抵制，他们用两种方式来应付这件事情：口头上仍然继续使用以前的老名字，而允许当权者在路标以及相关文件上使用新名字。董玥讲述的这个小故事使我想起了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我住在美洲大道（Avenue of the Americas）旁边的一个街区，这个名字被用在这条南北方向的主干大道上是为了强调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团结。这个名字有着很大的含义，地图和路标上也通用这个名字。但当地人仍习惯叫它第六大道，我也习惯于这样称呼。这是为什么？这代表着一种反抗吗？其实不尽然；这不过是实用主义而已：人们从经验出发自然而然地将位于第五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的那条路称为第六大道。如果规划者和政客们为了他们的目的称这条道路为美洲大道，我也可以接受；而我在口语中使用当地的习惯用法，对他们来说也不成问题。这些小例子将我们引向由拉丁美洲作家和评论家Angel Rama所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理论。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字”的城市一书中，他描述了这些“掌控文字”的精英的强权，是如何定义拉美城市的文化与内涵的。他同样还描述了有教养的人的城市、用地图的人的城市，以及权力垄断者的城市。他们的城市同样是规划者的城市。在他看来，这个“文字的城市”由它自己的资助阶层来统治，主导着城市生活。但是董玥展示了对这个“文字的城市”的硬抵抗和软抵触。她揭示了城市规划者和社会科学家眼中的文字的城市与经验的城市之间的一系列回合。董玥关于上述互动及平民语言和历史的实践合法性的观点同Rama相似，但是她的分析要丰富得多。她对日常生活实践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探索对我们理解现代性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以北京的一个独特市场天桥为例，董玥发展了她自己一套对于那里独特的物质交换及其文化内涵的观点。这个公共空间的日常交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更为广阔的阶级和时间关系。基于对这个旧货市场的观察，她发展出了“传统的回收”（recycling）这个概念。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展示了现代城市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天桥这个地方，过去以旧的物品的回收与再流通的方式得以在现在存续下去。这些物品，特别是衣物和装饰品，携带着各自不同的设计和材质，带着不同时代的烙印，在新的时期、新的主人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天桥展现的是回收与再循环中的秩序与效率。虽然构成天桥的物质材质与北京的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它在流通链上却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这里的贸易既不同于老式的供应皇族朝廷和官员的店铺，也不同于服务城市新兴阶级的新型商店；这里的娱乐拒绝被大规模生产天桥的活力来自于它作为整个北京回收和再流通的中心的地位。回收不仅仅是简单地把旧的带回现在；它涉及通过劳动力的付出让旧时的碎片重获生命，并在它们身上创造出新的价值。记忆与传统（以及过往的实体残留）也是同样。董玥揭示了一个过程，它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性中，“过去”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存续（persistence）。历史与现代性总是相互建构的。就像她质疑东西二元对立一样，她同样质疑将过去和现在的二元对立。相反，她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互动的或循环的模式，是对过去的回收与再循环。人们通常会期待首都代表一个国家。有时候，一个国家的中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