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_吴曼.pdf

广西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吴曼【摘要】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关键词】天下观；国家；边界；边疆治理；大一统【作者】吴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088。【中图分类号】K249，K9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2）06-0127-0010一、引言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不但最终底定了中国疆域，而且在与东西方列强博弈、抵抗瓜分与向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维系了绝大部分领土。有学者将其重要性归结于“如果没有1600年至1800年间满族统治者极为勤奋努力地，并且技巧娴熟地致力于拓展疆域，中国永远都不会有今日这样广大的疆域”1。因此，清代与历代王朝相比形成了对疆域的“最有效控制”2 2，最终底定了中国的范围，将“边疆区域整合到中国领土范围之内”3。然而，清代在从“天下”体系向现代“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在边疆治理中同时伴随着陆疆领土的丧失，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边界线的确定，边疆治理呈现出与历代王朝不同的新形势。清代边疆治理成为研究王朝时期边疆治理的重要时空场域。由于王朝时期的疆域呈现出一种离中心越远越模糊的特点，因此不能用近代基于“精密地图的边界线”的概念理解王朝时期的疆域。4然而这种模糊性在王朝时期的末期清代，呈现出一种被动的清晰，即不得不明确疆域的边界并确定边疆治理的到达之处。清代边疆治理模式更多体现在边防，尤其是以防御为主的“墙”模式的应用，这一点从沿袭数千年的长城的修筑即可看出端倪。由于中国疆域于清代中期最终底定，实现了从前近代帝国到现代国家秩序的跨越，兼之清之前的边防与其后有了质的变化，因此清代边界与边疆治理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成果。边疆治理包括陆疆与海疆治理，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在陆疆范围内讨论。127广西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边界与边疆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的历时性过程，同时也是空间的主权固化过程。以上时空变化的过程难以规避从天下到国家的演变。天下作为一种无外的体系，边界这种界定疆域范围的划定于天下而言似乎是一种悖论。然而，在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讨论边界，则可以看出边界对天下体系的挑战，以及其对近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意义。新清史解释清代国家建构时在“汉化”与“满族性”二者的侧重上产生诸多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带给新清史以标签式的概念，更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理解清代国家的形成，更加突出清代“统治在空间上的延展性与包容性”5。本文在解释清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暂且不讨论二者的区别，而是从边疆出发，探讨建构国家的最直接标志边界形成过程中以及形成之后清代边疆治理的实践，并从这一视角理解其实现国家近代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将国际法上公认的国家形成的最直接标志“边界线”作为确定清代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试图解释清代从“天下”到“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边界的重要意义，进而理解边疆在清代由边疆危机转变为国际争端的过程。通过关注与解释有清一代在近代化进程中边疆治理的特征与路径，思考以下问题：这种路径与“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过渡有怎样的关联？边界的出现、“国际领土争端”视角下的被动参与以及如何构成边疆地区乃至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生力量？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展开如下讨论。二、前近代中华帝国视域中的“天下”“国家”与疆界观按照中国士大夫的构想，所谓的“中华之世界秩序”的层级是“中国是内的，蛮夷是外的”6 31。这里的中国大抵相当于“九州”，“蛮夷”相当于“四海”。通过关于“天下”与“国家”的讨论可以推导出中原王朝与“蛮夷”之间存在一个内部的疆界线，而在“蛮夷”之外存在一个外部的疆界线。前近代国家无现代意义上的线状边界，为了避免混淆，此处借用“疆界”一词。然而在“天朝上国”，“蛮夷”之外不足为惧，反而是“蛮夷”时而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中原王朝的疆界管理主要是针对“内部疆界线”，边防的重点是“蛮夷”。在这种形势下，王朝时期亟须守卫的“边”就可以对比得出了。换言之，正是由于“蛮夷”对中原王朝统治的抵抗或进攻，历代王朝更加注重“内部疆界线”的防卫，从而将这一“疆界线”置于中原与“蛮夷”之间。在“内部疆界线”的防卫中，历代王朝边防实施重北轻南的策略，这是基于“南方蛮夷不愿攻入中原，北方夷狄亟盼问鼎中原”7，南岭走廊自汉代“重新归属中央朝廷的直接管辖”8，百越之地自此“走上了华夏帝国的一体化道路”9等一系列现实。是以中原王朝实际上的边防集中在了保护中央统治不受北方民族的抵抗或侵扰，疆界防线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北方一线。由此可看出，各朝代中央朝廷对边疆地区存在一种忧患意识。“自封建变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沼，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0 903四夷与中央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边界，然而只有将边界设置在国与国之间，而非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才能真正地解决这种忧患。因此，这种忧患仅是“天下之下”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未涉及国家，更未涉及国家主权。明确地将“天下”与“国家”区分开来进行讨论，始于顾炎武。在此基础上他还解释了“亡天下”与“亡国”的区别，前者在于“异姓改号”，后者在于“仁义充塞”11 593。因此于他而言，天下指的是文明，国家指的是朝廷政权。在中国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变进程中，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领土的确定以及领土之上国民的认同，这也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难题。本文并未对这一过程中“造国民”“造民族”的部分给予关注，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这一过程中的边界与边疆治理。因为这一时期的边疆与以往的四夷之地不同，即仅作为地理上与中央相呼应的遥远存在或是本文讨论的边界指国家边界，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标志国家主权，用于划分地理空间的治权界限，其他与边界相关的概念解释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128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文化差异上的民族居住之所，而是以主权性质的关联确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非天下的根本所在。如果不能将民族自洽于古代天下与现代国家中，是难以从根源深处解释国之为国的逻辑，而这一自洽的过程伴随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国家政权的经略。在清代的时空中，各少数民族多分布于边疆地区，在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与自洽的过程中，边疆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清代边界线的确定与边疆经略经历了主体性的转变。三、边疆主体：“天下”的变化与“国家”的确定学者们对“天下”一词有着不同的诠释，或从空间意义上作为“前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界定12；或将其视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仅存在于“儒家文本中”13 156；或将其视为一个以“关系理性”为准的世界兼容体系，由“地理学的世界”“心理学的世界”和“政治学的世界”三者重叠为一，缺一不可，天下体系就是其世界制度；或将其视为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古典文明时代的政治秩序”14；或将其重要性定义为“打开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从小到大之谜的一把钥匙”15 25。综观这些不同视角的解释，无论是政治上的内涵还是空间上的外延，天下的意义与能量都远远大于一个国家，并且天下的使用与解释最终都会指向一个服务对象。事实上，关于“天下”与“中国”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都有所涉猎。本文希冀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天下”到“中国”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理解清代边疆治理的视角，而不对其本身概念、关系做过多的、更具体的解释。边界的出现，意味着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边疆的主体由天下转变为国家，虽然其实现的过程伴随着不平等条约且呈现出被动的特征。晚清以来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与边界建构同时进行。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最根本困境在于中国人的传统中缺乏国家观念，以至于中国从天下体系走出来之时完全不像一个国家。正如梁簌溟的评价：“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16 65。边界的建构对于晚清帝国而言是与世界接轨、实现民族国家建构的初始动作。为了在政治社会动员中保持主动地位，晚清进入了建构的轨道。具体表现为边界行政机构上的设县建制，即在制度上实现均质化管理；边界线、边界条约的协商议定，将能够在当下确定下来的边界以国际承认的边界协定的形式确定下来；最后进入日常生活的建构，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入等形式构建边界社会。总体而言，这一过程在时间的变迁中经历了划线建制形成日常生活的不同阶段。在清代从天下到国家过渡这一过程中，同时保留了古代王朝的国界形态与民族国家的雏形，有学者将这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定义为“内含天下的国家”。天下的概念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依然“作为政治基因存在于国家实体之中”，正是这一特殊性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内含天下性之国家”17 136。对于国家经略边疆而言，如何在政治秩序中协调天下与国家，成为清代在近代化历程中必须自洽的一个难题。可以明显感应到的是与王朝时代中的历朝历代相比，清代同时兼顾了“天下”与“国家”。正是基于这种兼顾，清代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新的特点：边疆治理新增了边界线的划定与维护，行政设置上实现与内地的“一体化”治理。从清代前期仅将天朝与疆域联系在一起，“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18 501。“天朝尺土俱为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为疆，各有专属”19 155，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的现代启示，载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参见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载于新天下主义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William A.Callahan.“Chinese Versions of World Order: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08,10,pp.749-761.这一类型的内涵具体参见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129广西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到后期明确将国家与主权联系起来，即一个国家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20 2251。可以看到清代从天下到国家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即对主权及其相关属性的重视。当然，从天下到国家的蜕变并不是中国的世界观秩序的完全抛弃，而是遵守国际规则，将自身对于世界的想象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天下到国家的变化过程就是从“世界主义者”变成“地方人士”，“从儒家的派系政治转向一种新世界的政治”21 68。边疆研究的主体在中国的语境中经历了一个从天下到中国的演变发展，这一演变正是基于历史的延续性与边疆的继承性。然而当下在讨论中国边疆问题时，很大程度上难以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的范式，进而导致了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相互干预。本文在讨论范式中暂且回避了民族国家构建，仅以中国最终确定的国际法依据边界线的出现作为讨论的重点。在这里，并未使用中国代替国家，因为清代关于“中国”的称呼是混乱的，有时指整个清代，有时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